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对近代英国的崛起给予了很多关注，相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其中的一些著述强调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作用，以致给人一种印象，即近代英国的崛起主要归因于在英国率先开始的工业革命。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觉。因为，所谓“崛起”，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特指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在它所处国际体系内力量排位的快速提升，成为该体系内的一流大国；至于数一数二的顶级大国继续壮大的历程，或一流大国之间的相互赶超，则不应划入“崛起”的范畴。换言之，“崛起”不是指一国力量“绝对值”的不断提高(因为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的绝对力量都在不断增长)，而是指较弱小国家之国力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相对值”的急剧上升。就此而言，英国从1688年之前的一个欧洲二流国家壮大为1763年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完成了崛起的过程。在此之后发生的工业革命，虽然促使了英国经济实力之绝对值的急剧提升，使其工业生产能力遥遥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但它仅仅是巩固和增强了英国已有的大国地位，或者说是促使英国崛起后的继续壮大。
一些研究近代前期历史的著作涉及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崛起，如美国学者马汉的经典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①戴维·希尔(David Jayne Hill)的《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第3卷、②英国当代学者杰瑞米·布莱克(Jeremy Black)的《系统的野心：1660—1793年间的英国对外政策》和《18世纪英国议会与对外政策》、③P. J. 马歇尔主编(P. J. Marshall)的《牛津英帝国史》第2卷(18世纪)、④哈维·费思克(Harvey E. Fisk)的《1688年以来的英国公共财政》⑤以及多萝西·马歇尔(Dorothy Marshall)的《18世纪的英国》⑥等。但这些分析精细、见解深刻的著作或者只是着力探究英国崛起进程中的某一方面，或者是没有带着“崛起”的问题意识来进行阐述，因此都未能展示近代英国崛起进程的整体面貌。
如同任何大国的崛起一样，近代英国的崛起是在国际战略环境、国内社会经济基础及政治制度、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等多种要素推动下逐步实现的。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基于这个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英国崛起的基本轨迹、影响这一轨迹的诸种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考察这段时期内英国国内基础与对外战略之间的互动作用，以求更清晰地理解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和大国崛起的普遍规律。
一、崛起轨迹
界定英国何时崛起为大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英国一直是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曾经历了多次的辉煌。但奇怪的是，英国的国运呈现出清晰的波浪型趋势，它在每一次辉煌之后总会跌入衰落的低谷，沦为二流国家。例如，14—15世纪英国几乎征服整个法国，但却突然溃败出欧洲大陆，并随即陷入30年之久的内部残杀(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经过都铎王朝前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英国恢复了元气，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558—1603)，英国开始挑战不可一世的欧洲霸主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并在1588年令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铩羽而归；然而，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603—1649)，英国又陷入国王与议会的持续对抗，在大陆国家竭力争夺欧洲霸权(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时候，英国正忙于内部的争斗，几乎被其他国家忽略不计，正如1640年威尼斯大使称，“在世界各国的眼中，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无足轻重。”⑦
经过清教革命和内战的洗礼，英国突然再度崛起，令欧洲其他国家震惊不已。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政时期(1653—1658)，英吉利共和国一统英伦三岛，并在第一次英荷战争(1651—1654)中击败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共和国，取得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乃至整个大西洋上的优势；随后英国又派舰队远征西印度群岛，夺取了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和北美的阿卡迪亚等殖民地；接着，克伦威尔一改几十年来英国置身大陆事务之外的态势，积极参与法西之间的战争，最终从西班牙手中夺取敦刻尔克要塞(1658年6月)，取得前往欧洲大陆的钥匙。在宗教事务方面，克伦威尔力图充当全欧洲新教徒的保护者，他凭借英国强大的陆海军，对欧洲大陆那些试图迫害新教徒臣民的天主教君主大行威逼恐吓之事。克伦威尔极力提高英国的国际威望，如他自己所称，“我要人像从前尊敬罗马共和国那样尊敬英吉利共和国。”⑧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他当政时期，英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以致克伦威尔的反对派、保皇党历史学家克拉伦敦(Edward Hyde Clarendon)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国内的伟大，不过是他在国外之荣耀的投影而已。”⑨
克伦威尔时期本应被视为英国崛起的开端，这不仅在于英吉利共和国实际取得的成就，更在于“克伦威尔触摸到了一个更深远更持久的国家强盛概念的奥秘，即一个建立在贸易和殖民地、法律和宽容、节俭和创业之基础上的帝国，它将打开通往海洋并最终环绕全球的通道”。⑩然而，由于此后30年里的事态发展，英吉利共和国的强大最多只能被看做英国崛起为大国的序幕而非其正式的开端。1658年9月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又一次陷入了波浪型国运的怪圈，在不久后继起的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1660—1688)，英国几乎丢失了克伦威尔时期全部的利益、地位甚至尊严。侥幸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采用种种玩世不恭的伎俩获取供自己享乐的资金，全然不顾甚至蓄意出卖英国的国家利益。例如，1662年他以20万英镑的价格将英国将士浴血奋战夺得的敦刻尔克要塞卖给了其表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致使英国在大陆的唯一一个据点得而复失，而法国却立即将该要塞建设成一个可直接威胁到英国安全的庞大军港。再如，他极力推动英国发起对荷兰的战争，但其真实目的并非深思熟虑的称霸海上，而是希图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来缓解国内矛盾，并从中获取更多供自己支配的资金，诚如有历史学家揭示的那样，当1664年12月英国议会拨出巨款用于对荷兰作战之时，“查理二世第一次发现了如何从其不情愿的臣民那里获取钱财的秘诀”。(11)如此情形下发动的第二次英荷战争(1664—1667)之结局是不难推断的。英国海军再难展示昔日雄风，相反是荷兰舰队直闯入泰晤士河，封锁、炮轰伦敦达几个星期(1667年7月)。但即便战事告急，英国议会也不愿再拨款，他们坚持认为，已经拨出的200万英镑肯定被国王的官员们浪费甚至窃取了。(12)
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的英国完全没有系统、主动的对外政策，在当时法国处心积虑地夺取欧洲霸权的形势下，查理二世甘做路易十四的附庸，最典型的事例是1670年5月他与法国秘密签订《多佛尔条约》，该条约规定法国每年向查理二世个人提供25万英镑津贴；英法在1672年春共同对荷兰宣战；查理二世如果因公开宣布皈依天主教而在英国国内遇到麻烦时，法国将派兵6000人赴英格兰援助查理二世。(13)这显然是一项英国国王本人出卖自己的国家和臣民的条约。故而，英国根据该条约发动的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也称不上奋发图强的举措，而只不过是依附法国的为虎作伥之举。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查理二世及其继承人詹姆斯二世继续从法国获取大批秘密津贴，作为回报，他们顽固地压制英国公众和议会的反法情绪，听任路易十四的法国在欧洲大陆耀武扬威，抢夺大片西班牙和德意志的领土，也听任英国沦落到被他国忽视的境地。法国著名史家基佐因此断言：“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统治期间，英国是属于路易十四的。”(14)
改变英国这种虚弱状态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威廉三世就任英国国王，令英荷这两个近40年来持续搏杀的民族化敌为友。事实上，自16世纪后半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独立之时起，英荷两国就形成了某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正是由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慷慨相助，新独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才免除了被西班牙重新征服的厄运；斯图亚特王朝前期，两国也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英国革命后英吉利共和国称霸海洋的雄心，不可避免地导致英荷两国干戈相向，但第一次英荷战争已解决了相互间的基本矛盾，英荷战争末期克伦威尔曾满心指望英荷这两个新教国家在战后紧密合作，1654年缔结的英荷条约甚至还包含了一项防守同盟条款(条约第5款)。(15)如前所述，此后英荷两国的继续敌对，主要是因查理二世为取悦路易十四所致。在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野心昭然若揭的情形下，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其主要的威胁并非来自对方，而是来自法国。威廉三世入主英国，终于将两个天然盟友协调起来，故有学者评论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克伦威尔的希望现在由光荣革命实现了。”(16)在此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与荷兰的密切合作一直是英国外交和安全的重要基础之一，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家老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18世纪中叶所说，“与荷兰的紧密联系应该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础”；或如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8世纪末所称，荷兰“虽然名义上是外国，却是英格兰最珍贵的一部分”。(17)
将光荣革命看做近代英国崛起的起点，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英荷关系的调整，其最主要的理由是此后英国的壮大呈现出连续性和加速性，这与此前英国时断时续的偶尔辉煌大为不同。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以全新的姿态挑战欧洲头号强国路易十四法国的霸权，连续投入两场遏制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战争，即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有学者称“路易十四王朝的辉煌时期结束于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18)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颇为夸张地称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确立了英国在欧洲的霸权”。(19)《乌特勒支和约》之后，英国在保证欧洲大陆力量格局基本均衡的同时，主要通过成功的海外扩张稳步壮大力量，其力量触角大大超越了欧洲的范围。当1740年前后欧洲大陆局势再度出现动荡之时，英国返回欧洲再次抵制复兴的法国称霸大陆的野心。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看起来与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实际内涵大不相同，因为在后两场战争中，英国更多地关注欧洲之外的力量发展，事实上，在这两场战争中，英国与西班牙以及与法国之间的战事都爆发于欧洲战事开始之前，由此产生的结果也就自然超出了欧洲，扩展到全世界。英国不仅通过七年战争维持了欧洲大陆均势格局的稳定，还再度摧毁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夺取了法国在北美大陆和印度的几乎所有殖民地。丘吉尔称七年战争后“英国在欧洲之外成为海上和陆上的主人”，他援用英国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当时的评论来渲染英国显赫的大国地位：“罗马人征服世界用了三百年，我们征服世界只经过三次战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罗马时代扩大了一倍”。(20)英国著名史学家J. R. 格林(J. R. Green)将七年战争看做英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称英国在此之后“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而已……英国突然高耸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这些国家处在单个大陆的位置注定它们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上处在无足轻重的竞争地位”。(21)
七年战争后英国力量是如此强大，乃至十多年后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1776—1783)中遭受的巨大挫折也不能撼动其强国地位。英国在几乎陷于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力抗相继介入北美独立战争的法国、西班牙和荷兰，除了被迫同意北美殖民地独立之外，英国并未丢失多少其他利益，“英国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胜利及法国财政的狼狈境地意味着英国需要对波旁敌人(法国和西班牙)所作的让步远比先前想象的少得多，(1783年的)凡尔赛和约大大恢复了1763年巴黎和约所建立的局势，从而巩固了英国的殖民和贸易控制权”。(22)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未如法国所愿充当其前宗主国英国的死敌，相反，英国得以延续此前它与北美殖民地之间近乎垄断的贸易关系。不仅如此，正是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得到了迅速扩展和强化(英国在1775—1782年的第一次马拉塔战争和1780—1784年的第二次迈索尔战争中大获其利)，这足以抵消北美13个殖民地的丧失。故德希奥称北美独立战争之后“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的力量保持得完好无损”。(23)这种迅捷复原的能力，本身就是世界大国的重要特性之一，它使英国得以在不久后的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期间(1793—1815)充当遏制法国扩张的中流砥柱。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英国迎来了更为辉煌的19世纪。
从历史回顾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确认英国是从光荣革命开始稳步崛起为欧洲直至世界强国的。但是在光荣革命之时，还很难看出这一点，因为其时英国的国力相当虚弱，根本无法与法国等量齐观。从基本国力来看，英伦三岛总面积约31.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700年仅为894万(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为540万，苏格兰104万，爱尔兰250万)；相比之下，法国拥有5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1700年的总人口达1930万。(24)法国的经济实力也远胜于英国。按英国统计学家格里高利·金(Gregory King)在1688年对欧洲人均国民收入的统计，荷兰为8.14镑，法国为6.3镑，英格兰为7.18镑。(25)根据当时各国的人口规模，我们可以测算出虽不精确但大致可靠的英法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即法国约为12159万英镑，英国约为6418万英镑，(26)法国的经济实力接近英国的两倍。就军事实力来看，英国陆军人数在1689年仅1万人，到1691年才增加到近7万人，(27)与路易十四麾下40万大军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英法海军力量的差距较小，但英吉利共和国时期称雄一时的英国海军也已在第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有所消耗，1685年时英国海军大小舰只数量约143艘，其中主力舰数量为104艘，(28)以后数年中未再增加；而相比之下，法国在科尔伯重商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大力发展海军，其规模从1661年的区区18艘扩大到1681年的276艘，(29)其中主力舰达120艘。(30)故史家断言，“从1689年开始[英国]面临着一个远比以前的西班牙或荷兰更为可怕的强敌[法国]”。(31)
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也高于英国，其工业生产能力稍稍比英国先进，大约在1715年左右法国的工业产值就开始与农业产值持平，而英国直到1740年才达到这样的水平。(3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内夫(John Ulric Nef)则断言，“在1736年到1785年间，法国的工业生产和大规模工业的增长速度显然至少与英国一样快，甚至更快。”(33)
或许正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前英法两国经济实力对比不利于英国以及工业革命迅速扭转这种对比的事实，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强调工业革命对于英国崛起的关键作用。的确，工业革命对英国经济腾飞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我们只要简单地了解以下统计数据：在1700—1760年间，英国的实际国民产出年均增长率为0.69％，1760—1780年间为0.70％，而在1780—1801年间，增长率猛增至1.32％，1801—1831年间更达到1.97％。(34)然而，一个同样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恰恰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在其经济发展水平还低于法国的时候就崛起为实实在在的欧洲头号强国，这或许令人有所不解，这也正是本文试图解释的一个主要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实力固然是决定国家强弱兴衰的重要依据，却并非国家力量的唯一参数，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参数，古今中外的许多历史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外学者提出过多种考量一国综合国力的较为科学和全面的计算方法，其中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是由美国学者雷·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克莱因公式”：Pp=(C+E+M)×(S+W)，其中，Pp代表可感知的力量(perceived power)，C代表人口和领土(C, critical mass, population+territory)，E代表经济实力(economic capability)，M代表军事实力(military capacity)，S代表战略目标(strategic purpose)，W代表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35)这一考量模式对我们认识近代前期英国的崛起大有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英国的C和E两项参数落后于法国，但它在M、S和W三项参数上的优势大大弥补了它的不足。下面本文将从国内政治基础、财政支撑、海军力量、双向战略等方面来剖析近代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