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上力量
如果说高效的财政体系是英国崛起的必要基础，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是英国与他国争锋的有力武器。18世纪的国际关系史表明，最直接推动英国壮大的支柱是其海上力量。虽然16世纪末英国有过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经历，但英国真正挺进海洋还要到英吉利共和国时期，其时，长期议会屡屡拨款扩建英国海军，并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战胜了当时的头号海上强国荷兰，英国海军舰只从1642年的35艘发展到了1664年的126艘。(74)然而在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英国海军也如同英国整体的国运一样停滞不前，舰只数量仅略有增加，1685年为143艘，到九年战争开始之际，英国海军规模小于法国海军。虽然英国与荷兰两国的海军组成了联合舰队，但在1689年和1690年间，法国的海上力量还是比英荷联合舰队强大，1690年7月法国海军在比奇角战役中重创英荷联合舰队，此后两年中占据了上风。然而，在1692年5月，英荷舰队终于在拉乌格战役中打败了法国舰队，此后直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英荷与法国之间再没发生重大海战和非常重要的海上事件，只有一些小规模的袭击战，原因是在1692年之后英荷两国逐渐拥有了绝对的海上力量，到路易十四末年，法国海军实际上已经零落不堪。
法国很快丧失其海上优势而让英国主宰海洋的事态颇为奇怪，但并非不可思议，乔治·克拉克爵士认为，“比起英国和荷兰来，法国海军更多的是一种人为的创造，更纯粹地用于军事目的，而很少是一个海上民族的产物”。(75)国家政策导向在法国海军建设中起了太大的作用，路易十四统治前期法国海军的惊人壮大“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成的，这种发展像朝生暮死的植物一样，当失去政府的支持时，也就消衰了”。(76)在法国重商主义倡导者科尔伯去世(1683)以后，路易十四抛弃了海外扩张政策，专注于称雄欧洲大陆，为此他将法国陆军扩展到40万人的惊人规模，却相对忽视了法国海军的建设，致使科尔伯时代庞大的舰队不断削弱。有人公允地总结道：“法国人不能既保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又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77)马汉也评述道，“法国海军的衰败不是由于某一次失败，而是由于法国已精疲力竭和大陆战争的巨大开支”。(78)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最后三年中，英国新建了60艘战舰，而法国只勉强新建了12艘战舰。(79)到1756年，法国海军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有130艘；在随后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又损失了37艘战列舰和56艘快速帆船。(80)
从英国在九年战争中取得海上优势起，强大的海军就成为英国的“政策工具”，在某些时候，英国的对外政策甚至反过来成为“英国海军的工具”，也即强大的舰队之存在促使英国政治家必然采取以海军为核心的对外战略。(81)18世纪英国这种以保持和扩大海上优势为主导的对外战略，后来被形象地称为“蓝水”政策(“Blue Water” Policy)。蓝水政策并非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制定而系统展开的对外战略，很大程度上它是英国决策者在对国际局势和英国本土安全作本能反应而逐渐清晰化的政策导向，因此蓝水政策最根本的特征也恰恰是非常容易被忘记的一点，即防止英国遭受外来入侵。(82)光荣革命后詹姆斯二世和两位“王位觊觎者”曾先后三次(1689年、1715年、1745年)成功登陆英国，发起声势颇壮的叛乱；法国除了时时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复辟活动外，也把直接派军入侵英国当做有效制服英国的可能手段，如路易十五在1759年和拿破仑在1805年计划的那样。由于英国陆军数量极其有限，英国必须在海上将入侵之敌阻止在国门之外，这对英国海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尽管英国海军在17世纪末起在英吉利海峡及周围海域占据了优势，但确保英伦三岛的安全仍有困难，究其原因，英国舰队需要防备的区域太大。自敦刻尔克军港根据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条款被永久拆除后，法国舰队的基地不在英吉利海峡，而是在英吉利海峡南端之外的布雷斯特(Brest)和地中海沿岸的土伦(Toulon)。法国海军虽然无力在英吉利海峡与英国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却有能力避开英国舰队，或劫掠大西洋上的英国商船，或突袭爱尔兰，或借助几乎常年所刮的西南风乘隙袭击英吉利海峡内的英国沿岸地区。鉴于当时监视和通讯手段有限，英国海军增强及时遏制法国舰队偷袭之能力的唯一可行办法便是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走出英吉利海峡。作为这项战略的第一步，英国在1698年花费6.7万多英镑巨款，在英吉利海峡最西端法国军港布雷斯特对岸的普利茅茨(Plymouth)修建可容纳一等战列舰的大型船坞，(83)并逐渐将部分海军主力从海峡中央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转移到该地，以重点监视法国和西班牙的大西洋舰队。作为该战略的第二步，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于1704年攻占扼守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咽喉要道直布罗陀、1708年占领了地中海西部小岛米诺卡(Minorca)，取得了有力监视并遏制法西两国地中海舰队的前哨据点。这几个据点，加上与荷兰之间的坚强联盟以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英葡同盟，组成了一条监视来自欧洲大陆入侵威胁的防护链。
英国海军大战略的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建立“西方舰队”(Western Squadron)，也即在战时派遣一支可独立作战的强大战舰集群在英伦三岛正西面约75万平方公里的长方形海域(即所谓的“西方通道”[Western Approaches])游弋巡逻。“西方舰队”的实践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正式组建是在1740年代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其时，舰队规模达到几十艘至上百艘战舰，1—2万名水手和士兵，携带长达2—4个月之久的给养。(93)“西方舰队”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它既能最大限度地防止英国本土遭入侵，又可保护英国的大西洋贸易通道，更能够有效拦截法国和西班牙进出美洲的商船和军舰，基本切断这两个国家与其殖民地的联系。(94)主要是基于“西方舰队”的成功实践，马汉在19世纪末对海权作出了如下评价：“海权具有一种无声的、持久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压力。它在断绝敌人的资源的同时，保护着自己的资源……占绝对优势的英国海上力量是决定欧洲历史的一种重要因素，它使英国一面在国外从事战争，同时又能使国内人民安居乐业，并且建立起现在依然存在的大帝国。”(95)
其他欧洲国家也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七年战争后法国外相尚赛尔(Etienne Francois de Choiseul)在积极准备对英国复仇战争之时推动法国重新扩建海军，拥有庞大海外殖民地的西班牙也奋起直追。到北美独立战争爆发时的1775年，法西两国的海军实力大大增长，并在此后15年间进一步壮大，缩小了与英国之间的差距。1775年英国海军总吨位为32.7万吨，法国和西班牙海军总吨位已分别达到19万吨和18.8万吨；到1790年，英国海军总吨位为45.9万吨，法西海军总吨位分别为31.4万和24.2万吨，(96)两国相加已超过英国近10万吨。但是，它们的实际作战能力还远远比不上稳健发展的英国海军，在随后长期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发挥出巨大能量，再一次摧毁了敌国的海军实力，保持住绝对的海上优势，为整个19世纪的英国霸权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英国海军舰只数量(755艘)占到了全球军舰总数的一半，总吨位达60.9万吨，而法国和西班牙海军的总吨位则分别降至22.8万和5.99万吨。(97)
五、双向发展战略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为外交提供强大的后盾并规定着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而根据国家实力、地缘政治以及战略对手的竞争态势作出具体准确的谋划并适时调整，同样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外交折冲。英伦三岛位于欧洲大陆西端，一条并不太宽的英吉利海峡(最宽处120英里，最窄处仅21英里)将英国与大陆隔离开来。这种地理位置，促成了英国的双向发展战略：英国是一个面向海洋的国家，海权是其立足之本；但它又是欧洲的一部分，它必须关注欧洲大陆战略格局对它产生的任何有利或不利影响。故有学者称，在18世纪，英国的外交和战略方案总是随着内政环境、外交猜测和战略机遇的变化，时而偏向于“大陆趋向”(continental orientation)，时而偏向于“海洋趋向”(maritime orientation)。(98)
与争夺制海权的努力一样，英国的“大陆趋向”也首先是源于对来自大陆国家入侵英国本土之威胁的考虑。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大陆的扩张政策和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势力的举动使这种威胁十分明显，英国人充分意识到，如果大陆出现路易十四这样的霸主，英国的本土安全将岌岌可危。故威廉三世及其继承人安妮女王必须把遏制法国霸权作为最主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在1689—1714年间，英国的外交口号经常是“建立欧洲均势”和“维护欧洲自由”，这项目标通过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得以基本实现。值得注意的是，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势力均衡”称为和平的保证，该和约宣称势力均衡“是相互友好和各方持续和谐的最好和最牢固的基础”，和约的宗旨即是“通过力量均衡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安宁”。(99)
从路易十四之后直到拿破仑的崛起，欧洲实际上没有再出现严重威胁到英国本土安全的大陆霸主。因此，当时的一些英国人和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一些英国政治家夸大了来自大陆的威胁，还有人认为英国干预大陆政治的倾向是受汉诺威王朝君主私利的引导。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杰瑞米·布莱克较为公允地指出，“不管英国的统治者是谁，英国人有着接受一个欧洲角色的必然性，也即，汉诺威王朝与大陆的联系并非英国干涉主义的起因。汉诺威的大陆联系和英国的干涉主义都必须对一个急剧变化的国际体系作出反应。”(100)如果说1713年之前英国为建立一种欧陆均势而努力的话，那么，1713年后它必须为维持已经建立的大陆均势而继续关注和干涉大陆政治，防止出现另一个路易十四那样的大陆霸主。就此而言，英国的大陆政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18世纪欧洲大陆之所以没有出现压倒性的霸权国家，有多种因素造成，其中，英国对大陆局势的时时干预是重要的一条。正因为如此，汉斯·摩根索把英国称为“均势操纵国”的典范。(101)
虽然18世纪英国在多次战争中与法国为敌，以致有人称1689—1815年是“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102)但我们绝不能把18世纪英国的大陆政策简单地称为“反法政策”，而更应该确切地称之为“均势政策”。事实上，英国反对的是任何有可能危及欧洲均势的大陆国家，为了这个目标，它甚至可以与法国合作。例如，即便是路易十四的终生死敌威廉三世，为防止哈布斯堡王朝因获得西班牙遗产而力量过于庞大，也在1689年和1700年两次与路易十四秘密谈判，合谋划分西班牙遗产。(103)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衰落的法国不再对英国构成威胁，而复兴的西班牙却四处扩张，对乌特勒支条约体系构成威胁；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也力图向西进击欧洲。在此情况下，英国竟能与法国结成长达15年(1716—1731)的同盟，共同对付西班牙和俄罗斯，保证乌特勒支体系的完整和欧洲的稳定。正如丘吉尔曾总结的那样，“英国的政策与国家和统治者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或潜在的称霸暴君。”(104)正是由于这种机巧性，英国才能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力保奥地利不致崩溃，8年后又在下一场战争(七年战争)中与从前的敌人普鲁士结成同盟，合力打击从前的盟友奥地利。
英国所谓的“海洋趋向”，则是与“大陆趋向”相对应的一个战略选择，它主要体现为英国的“蓝水”政策。但“海洋趋向”除了尽力发展海上力量之外，还有着努力扩展海外贸易和抢占海外殖民地两大元素，恰如保罗·肯尼迪所述，“贸易、殖民地和海军组成了一个‘良性三角’，它们之问的相互作用，保证了英国的长期优势。”(105)
在18世纪这个“重商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代，扩张海外利益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在《乌特勒支条约》之后，国家利益不再只是王朝利益和大陆争斗，它加进了中产阶级的贸易需求、海外殖民地财产等方面的因素。固然，18世纪英国议会两院大多数议员是贵族和乡绅阶层，他们“与海洋或贸易并无任何联系，也不住在滨海地区。但是，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面上不夸夸其谈，他们的确越来越意识到海军、贸易和殖民帝国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106)另有学者称，虽然“国王和大臣们必须比商人们更宏观地考虑英国与欧洲均势的结合问题，但对于商人来说幸运的是，出于战略和商业的考虑，贵族们看不出有什么好的理由将支持全球贸易和获取海洋帝国与英国作为欧洲大国的战略利益分割开来。他们很划算地把这两个目标融合成一个联合战略”。(107)彼得·斯特恩斯则断言，“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同类群体相比，英国的贵族阶层更倾向于贸易。”(108)他们与商业阶层一样，都坚信贸易是国家财富和力量的重要来源，如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亨利·圣约翰·博林布罗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宣称的那样：“所有国家的财富和力量极大地依赖于它们的商业和贸易……好的政府应该趋向于利用所有的优势获取商业和贸易的改善。”(109)这种理念在英国付诸了实践，安妮女王在1714年就明确宣称，“本国的利益乃是通过贸易来壮大自己。”(110)
故而，扩大对外贸易成为英国崛起过程中一项不遗余力的对外战略目标。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1697年的673.5万英镑增长到1797年的4993.1万英镑，100年中增幅达7.41倍。(111)其注册商船吨位则从1702年的32.3万吨增长到1802年的190.1万吨，100年间的增幅达5.88倍多。(11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蓝水政策的不断推进，英国与欧洲以外地区的贸易额急剧增加，与此相应，英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在其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其向欧洲大陆的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700—1701年间的82％下降到1772—1773年间的40％，来自欧洲大陆的进口从68％下降到47％；总体来说，欧洲在英国海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从1713—1717年间的74％下降到了1803—1807年间的33％。(113)
对外出口贸易能极大地刺激本国制造业的繁荣，这是古典重商主义信奉的一条准则。英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从1697年的229.5万镑上升到1797年的1609.3万镑，增长了7倍，足以见证这100年间工业革命准备和开始初期英国制造业较快的发展步伐。但英国并不一味追求贸易出超，而主要是追求贸易总量。在18世纪的大多数年份中，英国的出口贸易额在外贸总额中一般约占35％—40％的比例，小于约占40％—45％的进口贸易比例。但另有20％左右的转口贸易存在，基本抵销并扭转了贸易入超。(114)对英国政府来说，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的价值丝毫不逊于出口贸易，甚至更为显著，因为它们能够直接为国家财政提供巨额的关税收入。从1692年到1792年，英国的关税收入从89万英镑增加到410万英镑，100年间增长了约4.6倍。在18世纪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关税收入均占英国国库收入的23％以上。(115)
获取海外殖民地的冲动直接来源于对贸易的需求。伊万·卢亚德称殖民地对于18世纪欧洲国家的价值不是出于军事原因，而是由于它们能够对国家的贸易平衡作出贡献。(116)这个断言虽然有所夸大，但并非没有道理。随着18世纪英国殖民地数量、面积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殖民地贸易在英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日趋明显。有统计表明，在1689—1774年间，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增长了5倍，并且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从1689年的15％增长到1774年的33％。(117)当然，除了贸易利益之外，殖民地还是向母国提供贵金属、重要原材料和战略物资(也即用于造船产业的“海军物资”如木材、麻绳、亚麻、铜、沥青和焦油等)的产地，并且殖民地可使母国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更加自给自足，因而也更加强大。(118)同样重要的是，获取殖民地固然需要耗费英国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北美大陆、非洲大陆沿岸、印度等地区渐次获取的星罗棋布的殖民地或殖民据点，又为英国海军在全球范围的行动提供了一系列便利的基地，使其更有效地执行远洋贸易护航、截击敌国商船和舰队并掠取更多殖民地的作战任务。
18世纪英国的对外战略较多地偏向于海外扩张，也即在欧洲保持守势而在海外采取攻势。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海军的既有优势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由于在某些时段，如果大陆的局势还没有发展到危及均势之时，英国人大可置身事外，保持较大的行动自由，如1733—1735年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时那样。早在17世纪初，英国著名探险家瓦尔特·拉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就宣称：“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进而控制世界本身。”(119)这种信念得到了大多数英国人的赞同。当然，英国人也没有丢弃对大陆政治的关注，事实上，“大陆趋向”和“海洋趋向”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英国时而积极干预大陆政治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为英国的海外扩张赢得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而全力在海外开拓进取的目的，又在于增强英国应对欧洲危机、确保大陆均势的能力。
尽管18世纪英国政坛领袖在究竟采取哪种趋向的问题上经常争执不休，相互攻讦，但他们各自采取的具体政策却经常有相似之处。第四任英国首相纽卡斯特勋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Lord Newcastle, Thomas Pelham-Holles)被认为是“大陆趋向”的代表人物，经常夸大来自大陆的威胁。然而，他积极干预大陆政治的最终目的也恰恰是加强英国的海上优势，如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我始终坚持，我们的海军应保护我们在大陆的盟国；这些盟国将通过吸引法国的注意力，使我们得以保持海上的优势。”(120)老皮特则是“海洋趋向”的倡导者，一贯反对卷入大陆政治，主张在海外与法国和西班牙一决高下，他曾批评说：“我们已饱受诸如力量均衡、欧洲自由、共同事业等许多类似表述的折磨，结果无非是浪费我们的财富，消耗我们的贸易盈利，给我们的子孙增加难以承受的负担而已。”(121)但恰恰是他在执掌英国政府大权期间(1756—1761)，英国一方面投入重兵与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殖民地，一方面又在德意志西部部署一支人数最后高达5万人的英国雇佣军，在普鲁士将军布伦瑞克的费德南统帅下会同5000名汉诺威军队协调作战。英国在七年战争中不断为普鲁士提供巨额战费，1758年老皮特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签署一项协定，在以后四年中每年给予普鲁士67万英镑的津贴，这是英国到那时为止给予任何大陆国家数额最大的津贴，(122)正如老皮特自己宣称的那样，英国要“在德意志赢得加拿大”。(123)
可见，18世纪英国的“大陆趋向”政策和“海洋趋向”政策看似有所冲突，实际上却较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颇为有效的双向发展战略。英国海军的部署状态或许可以反映这两种趋向之间的融合：在18世纪的历次战争中(北美独立战争除外)，英国海军主力从来都没有离开包括“西方通道”在内的英国周围水域和欧洲水域，即便是在海外殖民地争夺战最激烈的七年战争期间也是如此。在这场战争初期的1757年，英国海军71％的舰只和67％的将士在英国周围水域作战，另有12％的舰只和18％的将士在地中海作战；在1757—1762年间，英国海军64％的出港船舰都在英国周围海域和地中海活动。(124)如此部署的海军力量，一方面是要确保英国本土的安全并对大陆敌国造成威慑和封锁，策应大陆盟国及英国派遣军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能切断敌国(法国和西班牙)与其美洲和印度殖民地的联系，确保殖民地争夺战的成功。英国的双向战略由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六、结语
近代早期英国崛起为世界顶级大国的历程揭示了某些历史规律：任何国家的崛起，不能纯粹依赖巧合的机缘和偶尔的拼搏，而必须具备一些扎实的基本要素。首先，必须有一套稳定、高效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内民众的利益，从而得到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次，即使不一定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至少必须通过有力的财政体系获取追求国家目标所需的充足资金；再次，必须在军事力量方面拥有某种独特的优势并不断扩大这种优势；最后，必须依据国家的自身条件和国际战略格局，持之以恒地推行合理的国家战略，并围绕大战略目标灵活地推行外交政策。这几大基本要素又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卓有成效的财政体系离不开合乎民意的政治体制；没有高效的财政手段很难发展和保持军事力量的优势；没有足够的军事优势，任何合理的对外战略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当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陷入持续困境之时，它的战略生存空间将日趋狭窄，其国内社会政治制度必将随之面临动荡甚至崩溃的危险。
注释：
①A. T.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安常容、成忠勤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②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vol. Ⅲ, New York: Howard Fertic, 1967.
③Jeremy Black, A System of Ambit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660-1793, Stroud: Sutton, 2000; Parlia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P. J. Marshall, ed. ,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⑤Harvey E. Fisk, English Public Finance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688, New York: Bankers Trust Company, 1920.
⑥Dorothy Marshall,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Longman, 1982.
⑦约翰·吉林厄姆：《克伦威尔》，李陈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3页。
⑧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2页。
⑨Mary R. Price and C. E. L. Mather, A Portrait of Britain under Tudors and Stuarts, 1485-168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81.
⑩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vol. Ⅲ, p. 25.
(11)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vol. Ⅲ, p. 72.
(12)Mary R. Price and C. E. L. Mather, A Portrait of Britain under Tudors and Stuarts, 1485-1688, p. 188.
(13)F. L. Carsten, ed. ,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Ⅴ,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10.
(14)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程洪逵、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16页。
(15)克伦威尔曾向荷兰提议英荷建立一个攻守同盟，只是因荷兰的婉拒，最后缔结的英荷条约才只规定了一项防守同盟。参见计秋枫：《论克伦威尔外交的意识形态特征》，《我校学报》1995年第1期，第153—154页。英荷条约文本参见W. C. Abbott, ed.,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vol. 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Appendix, pp. 897-909.
(16)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 1494-1945,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3, p. 80.
(17)Maurice Bruc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solation or Intervention?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38, p. 35.
(18)Brooks Adams, The New Empire, Cleveland, Ohio: Frontier Press, 1967, p. 217.
(19)肯尼思·O. 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77页。
(20)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下册)，薛力敏、林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32、128页。
(21)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71, p. 140.
(22)D. McKay and H. M. Scott,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1648-1815, London: Longman, 1983, p. 264.
(23)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 1494-1945, p. 123.
(24)Jack Babuscio and Richard Minta Dunn, European Political Facts, 1648-1789, London: Macmillan, 1984, pp. 340, 335.
(25)H. J. Habakkuk,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Ⅵ,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4.
(26)此处英国的GDP总额有所高估，因为格里高利·金的统计仅指英格兰地区，而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等地区民众的人均收入远低于英格兰。
(27)Chris Cook and John Stevenson, British Historical Facts, 1688-1760,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8, p. 170.
(28)David Davies, “The Birth of the Imperial Navy? Aspects of English Naval Strategy, c.1650-90,” in Michael Dully, ed. , Parameters of British Naval Power, 1650-1850,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2, p.15. 英国海军舰只按吨位大小分作一至六等和“王家快艇”(royal yacht)七类，其中一至四等为主力舰(战列舰)。
(29)Lucien Romier, A History of France, London: Macmillan & Co., 1955, p. 253.
(30)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
(3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庞卓恒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4页。
(3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庞卓恒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33)H. J. Habakkuk,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Ⅵ, p. 6.
(34)N. F. R. 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700-1831: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in Julian Hoppit and E. A. Wrigley, ed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vol.Ⅰ,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p. 103.
(35)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 22. 克莱因(1918—1996)是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1944—1966年间供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任该局情报分析主管，后任乔治敦大学教授。
(36)Carl J. Friedrich and Charles Blitzer, The Age of Powe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49. 该书作者因此将英国界定为“宪政强国”。(England: Constitutional Power)
(37)Jennifer Carter, “The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Geoffrey Holmes, ed. , Britain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9-1714,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p. 46.
(38)Jeremy Black, Parlia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5.
(39)Jennifer Carter, “The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p. 51.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