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时殷弘教授是被国内外媒体采访最多的学者之一，但这并不表明他大致只忙于“媒体亮相”而不足够地注重学术研究。在国内外国际政治学界，他的专业知名度甚至超过他的媒体知名度。
2011年2月17日，时殷弘教授被聘为国务院参事。作为大学的教授，获得了国务院参事这样一个具有殊荣的国家公职身份并非常见。对于这一身份，时殷弘教授表示，他非常感谢国家和有关部门、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对他的重视和信任。他说，我不是一个智囊，但“如果我关于当今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一些见解和主张能够引起政府的关注，那么我将非常高兴。无论政府通过什么形式来征求我的意见，我都将非常坦率、真诚的表达我最真实的想法。”
读书，首先是单纯的兴趣时殷弘教授的办公室很简单，没有任何装饰，案头有不少书籍。用他学生的话讲，时老师的阅读量大得惊人，就读过的书的数量而言，他可能是国内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中间特别多的。
1968年底，读完初二时殷弘就下乡插队。在农村插队的八年里，时殷弘看了几乎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其中《资本论》第一卷读了三遍，第二卷读了二遍，第三卷读了一遍。他读了许多历史、政治及哲学书籍，还读了近乎所有可以搞到的中译本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完全通过自学大致掌握了英语阅读。时殷弘教授笑道，“可以说，我的知识主体在进入大学以前基本是通过自学取得的。”
1978年通过高考，时殷弘进入我校历史系学习，一年半后提前攻读南大美国外交史硕士研究生，1981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至1988年在职攻读国际关系史博士学位，1993年起担任南大国际关系史教授，1998年离开南大。时殷弘教授称，在我校的这17年对他的学术生涯非常重要。
“当时的南京不像北京那么热闹，非学术性的活动少，加上在南大获得和阅读国际关系相关的书籍有特殊的便利，所以只要自己愿意，就有很多时间读书。在离开南京以前我读过的国际关系专业书籍，应该可以算得上接近汗牛充栋。”时殷弘教授回忆道。 部分地得益于中青年时期相当巨大的阅读量，时殷弘教授在其研究生涯中如鱼得水，成果卓著。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开始时主要研究战后美国外交史，此后主要研究国际战略理论、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对外政策，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国内、有些甚至是国外都没有人做过或虽做过但有重要不足的。对于自己在学术上的贡献，时殷弘教授认为，“一是我的研究形成了一种逐渐被接受的系统的方法，连同一种逐渐被接受的思想风格。其次，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我提出了一些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新的重要观念。第三，我写了一批有学理价值的成果。”
时殷弘教授将自己能取得成就的部分重要原因归结为受父母耳濡目染影响——热爱读书，有较独立的思考习惯和坚韧的探索精神。甚至在下乡八年的艰苦岁月里，对于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功利的期望，他仍然尽其可能沉浸在书籍和可能的独立思考之中。
对于喜欢读书和思考较大的问题是出于兴趣，还是因为自己有某些理想，时殷弘教授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没有什么理想，“我认为看书或者做学问一般有三种动力，一种是比较功利的，另一种是单纯的兴趣，自己喜欢而已，第三种类似于马太效应，如果你一直比较出色，那么动力就会比较大。我的动力属于后两种。”
治学：坚持关注中国和“给力”中国生长在城市，青年时期上山下乡，知道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又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对国家的观察与个人最基本的生活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经历，在时殷弘教授看来，让他更懂得什么是中国。
在插队的艰苦岁月里，生活和阅读升华了思想，时殷弘开始懂得一些社会的哲理，开始思考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下乡的这段经历对时殷弘日后形成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影响非常大，因为对国家命运和个人旨趣的关切，他大学专业选择了历史学，研究生专业选择了国际关系史，并且在国际关系研究道路上一直坚持关注中国与其对外关系。
因为关注中国，时殷弘教授对目前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自己的意见。“我们目前做国际关系理论的人里面，尽管很多人关心中国的事情，但是有机地把理论作为一个工作和资源，来理论化地探讨中国面临的实际的问题的努力做得还很不够。”“一些搞理论的人做的东西总是跟中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联系得太遥远了。”“我们的关切、我们的感兴趣的真正的问题首先应是中国自己的！”虽然是国际政治学者，但中国特性和中国实践跻身于他最珍视的概念和信念之列。
心怀国家、心怀民族和心怀人民是时殷弘教授一贯以来以其言谈、著述和教学表现出来的品格。但是，他坚持否认自己受到了“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中国过去书生的所谓兼济天下，是说本来可以不管的，但是现在管了，是一个慈善的行为，是给社会的一个贡献。但是，我研究这个领域的问题，不是我贡献给社会什么，而是我要承担的最基本责任。”
基于此，作为新任国务院参事，时殷弘教授坦言：“这个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之外的新身份带给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同时会因为多了一份责任，我应当对自己的有关言论更为认真、负责和慎重。我将坚持治学和直言，希冀能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一点微小的贡献。”
学者，应当敢说实话和爱做实事任何时代都不乏恭维者，而敢说实话、爱做实事的人才是进步的真正推动者，是真正忠诚于良心和民族国家的人。时殷弘教授被国内外誉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个性学者，正因其观点独到，率真直言，特色鲜明。对于有时与某些舆论的反差，时殷弘教授淡然处之。他说“我这个人很少想到学问和真理以外的东西，愿意较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很顾及周围的声音。”
对于新任国务院参事，时殷弘教授更多地表达了一个学者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意识：“我是大学教授，我的根本在治学。我将继续尽可能地保持我的学术性和独立性特征，同时记住我是一个根本上受惠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因而理应为之好好服务的人。独立性不是跟政府作对，不是标榜个人、自以为是、道德自负和拒绝求实，但也不是满足于每一次只是政府意愿和政策的单纯阐释者。所谓独立性，不是不忠实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伟大事业，而是从尊重客观真理和忠于民族国家的综合前提出发，独立思考较多，讲话比较坦率，无论写文章、教书、发表评论都是如此。”
“学者的角色和政策建言者的角色是可以兼有的”，他说，“作为学者，在这个角色领域内的责任就是要发表自己经过学理的思考得出的意见，否则学者的作用就没有达到。政策建言者也是如此，不过在学理之外还要更多地想到实践的需要和可行性。两种角色承担的是不同的责任，要妥善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淡泊性格、学术眼界和治学要求，时殷弘教授对学生特别是自己专门指导的学生要求颇高。时教授要求自己的研究生要具有必须的学问抱负。他说，对于一个具有起码素质——勤奋、严谨、基本功好——的学者来说，到后来能不能在学问上有大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除去说不清楚的——包括智力和情感力两者——的“天分”之外，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眼光和抱负。这种抱负，既非过分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和执迷幻想，更非得过且过的庸俗心态，满足于单纯“过关”或以拾取学位“敲门砖”为限。
时殷弘教授心中对学者的定位颇高。“学者要高于专家，学者这个词里面不但包含着知识，本行的工作，还包含一种心怀和风格，一种必须有的思维和理想的宽度，一种做较高尚的人和做经典意义上的思想者的精神。”
“大概，我还能超越专家的层次，去接近或者努力达到学者的层次。”时殷弘教授自我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