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步进入发展“新常态”，在此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事业。从习近平同志一系列讲话中，可以感受到文化遗产事业在当代中国的重要地位，概括地说，文化遗产是国家走向未来的坚强基石；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是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建设特色化和谐性城镇的必要力量；是国家“新常态”的特殊构成；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包括“文化遗产”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近现代有过三次命运：1840年之后到1949年，主要是怀疑和否定；1949年之后到1977年，主要是彷徨和破坏，当然，具体到不同的文化遗产门类，则又有不同的情况，其中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的可移动文物保护及相关博物馆建设方面则也有较大成绩；1978年之后到今天，主要是初识和复兴。其中，党中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系列新思想尤其引人注目，为文化遗产事业提供了新认知、新价值、新目标。也可以说，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在国家发展“新常态”下需要做出战略性适应。
中国发展“新常态”是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9-10日于河南考察工作时提出，此后，他多次对“新常态”的内涵和要求做出解释。“新常态”下，国家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服务业和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制造业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要惠及更广大民众；要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改革”和“法治”双翼齐飞等等。国家一系列适应“新常态”要求的政策、举措、项目等陆续出台。其实，从“中国梦”的提出到“新常态”的强调，中国新一轮现代化事业发展蓝图徐徐展开，世界为之瞩目。
在“新常态”的概念和内涵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文化遗产”，但是我们从习近平同志十八大以来一系列讲话中，仍然可以发现，“文化遗产”事业是其中不可缺失的内容。从理论上说，“文化遗产”是指先民在历史上创造并保存到今天的一切文化遗存。它包括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化景观、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红色遗产等物质形态遗产类型，也包括传统的语言、文字、习俗、技艺、节庆、戏曲、音乐、美术、民间知识等在内的非物质形态的遗产类型，还包括古籍、历史档案、家谱等文献类遗产。可以说，“历史”与“传统文化”是“文化遗产”的内在涵义。关于“文化遗产”的地位和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做过大量研究，笔者只是就阅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之后，对中国新常态下的“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地位认知做一初步的梳理。
一、文化遗产是国家与民族走向未来的坚强基石
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作为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遗产，自然成为观察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创造性、文化特征性的最佳视角。此外，在习近平同志的话语中，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系统还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成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重要构成。如他于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就说“中国还有大量文明成果被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文化遗产作为不同国家与民族历史的重要见证与载体，自然成为每个国家与民族走向未来的基石，也是国家和民族最坚实的凝聚力和最持久的精神家园所在。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为此，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
从习近平同志的的讲话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感受到文化遗产事业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根本性、奠基性意义。保护好利用好各类文化遗产，是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不可缺少的伟大事业，也是政府和所有公民应尽的责任、权利与义务。
二、文化遗产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缺少立足于自我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完全对立起来，传统文化被不断地质疑、批判、否定、破坏甚至毁灭，有人把“传统文化”不分精华糟粕而定义为“封建主义”“封建迷信”、“旧世界”“四旧”，甚至把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学而优则仕”、官员贪腐、裙带关系、阶级对立、缺少自然科学思维等问题统统说成是由孔子或“儒学”造成的。许多人一味倾慕西方，有人形容其为“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有的恨不能把自己变成白皮肤、高鼻子。一些激进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取消汉字、取消中医、破四旧立四新等也大行其道。人们不相信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上能够建设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抛弃了自我文化根基、文化血脉、文化精神、文化土壤、文化积淀、文化优势，“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难以立足的，更难以做到具有独立地位的“文化创新”，出现的只能是“文化摹仿”、“文化跟风”甚至“文化扭曲”。
对中国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命运，习近平同志也发表过看法。他说“对传统文化我有两个方面感受，一方面感受到传统文化受到了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严重，批判一切，老祖宗好的东西也批掉了，如批师道尊严等，内伤是很大的。直到现在仍有负面影响，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什么都可以破坏。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跟着商品进来了。对传统文化造成双重影响，文革、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资产阶段腐朽的东西，以至于很多社会现象让人感慨：人心不古！另一方面，我们感到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传承。”正是基立于对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坚强信念，他才特别警惕当代仍然出现的漠视传统文化的社会行为，如2014年9月9日，他在北师大参观“尊师重教、筑梦未来——庆祝第30个教师节主题展”时，对一些地方把古代经典诗词散文从课本中去掉的做法称之为是“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何等的关爱情怀，它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即使在当代，知识界和教育界的一些同志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严重缺失。
习近平同志对“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传统文化”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方面的重大价值的认识走在时代的前列，他最为精彩的表述就是“四个讲清楚”。他说：“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基立于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认识现代中国，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还成为他提出“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立论依据。
作为文化遗产工作者，我们知道，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创造了文化多样性，五千年前左右，又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创造了“文明多样性”，出现了中华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以及稍后的印第安文明、阿拉伯文明等，这些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如今，这些创造了无限历史辉煌的“文明”多以“文化遗产”的形式保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成为展示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经典实证。习近平同志以法国卢浮宫和中国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以古玛雅的奇琴伊察古城、以带有浓厚伊斯兰文明色彩的中亚撒马尔罕古城以及中国秦俑和法门寺地宫等出土文物为实例，阐述了“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共生、互鉴、交流、合作，是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必要前提，习近平同志的示范作用值得中国文化遗产工作者学习和敬重，他以“文化遗产”作为“文明多样性”的实证范例也让我们意识到文化遗产对人类而言具有更加深层的思想价值和动力价值。
三、文化遗产是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
十八大以来，有一个重要现象，即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不仅特别重视“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还将其作为重要的思想创新资源和治国理政资源。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包容了中、外优秀文化特质，但习近平同志强调的首先是要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强调“传统”的“根本”与“命脉”性作用，而不是舍本求末、舍中求外，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接地气、得人心、易实践。
习近平同志善于从文化遗产中汲取创新资源的实例甚多。如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观看了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历史展览后提出了影响遍及国内外的“中国梦”的理念；利用“丝绸之路”的历史创造和遗产概念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而且，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上，都充分利用诸多文化遗产事实阐述“丝绸之路”以及相关的海上香料之路、万里茶道等“线路遗产”对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深远意义。他以历史遗产为依据，以“一带一路”曾经给沿线国家与人民带来过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成就为实例，高瞻远瞩地构建了复兴古老的“丝绸之路”以造福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宏大战略，并且采取众多切实措施推动其落实。当然，中国文化遗产界在此过程中也积极推动“丝绸之路”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或相继举办大型专题文物展览，使“历史”与“现实”实现了成功对接。
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方面善用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创新资源的实例还有：2014年4月19日，在“反四风”进程中，他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2014年2月17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他在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时同样深刻考虑到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在其中的作用。当然，“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不仅指古代，近代以来的“红色遗产”和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改革开放”遗产同样构成了中国文化遗产和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习近平同志在古田会议旧址及古田会议纪念馆考察时就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还要求随同考察的全体中央军委委员深入思考“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这正是学者们经常说的，人类为什么要了解历史？为什么需要文化遗产？因为我们只有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才知道向哪里去！
四、文化遗产是建设特色化和谐性城镇的必要力量
十八大开始，中国提出“新四化”，即城镇化、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其中城镇化尤其受到中央重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中央于2013年12月13日在北京专门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予以明确。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上，城镇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受到高度重视。会议要求，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历史文物保护水平，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其中涉及到文化遗产部分出现了一个响亮的提法，叫“记得住乡愁”。
这次会议强调，“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事实上，特色性城镇和人地和谐性城镇曾经是中国许多传统城镇和村落的基本特征，这在国内外均有共识，然而，在中国数以万计的城镇中，今天能够保持这种文化特征性的可以说已是数量极少，大量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等在建设进程中被拆除或被严重改造，许多所谓的老城、老街、老村也几乎以新仿、新建为主。迄今能够保存下来的各类遗产都具有珍稀性、不可再造性和唯一性。在这种背景下，尤其让人感动的是，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强调，“首都规划务必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他特别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一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高到和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当然，如果回到实践中，我们仍会发现，不少地方在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尊重地上、地下历史遗存，不尊重山水自然格局，文物毁坏现象严重的问题，一些乡村风貌尽失，这类乡村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淡薄，去“文化化”比较严重，“千城一面”“百城同貌”“文脉断裂”“乡村失色”的现象饱受批评。我们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包括开发界如果能够如习近平同志那样给予“文化遗产”以应有的理解、重视和尊严，中国的文化遗产事业和特色城镇化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
五、文化遗产是国家“新常态”经济的特殊构成
文化遗产事业包括“保护”与“利用”两个部分，而保护、利用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把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及社会发展对立起来，是一种片面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对此，习近平同志同样有过十分精彩的表达，如他提出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对“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指示。
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会议学习时指出，“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他的这次讲话中关于“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精神成为2014年全国“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更让人敬仰的是，习近平同志本人就是一个“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实践者。如前所述，他不仅把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当作思想创新资源和治国理政资源，而且对文化遗产的价值也有独到的看法，如他以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为例，阐述“文明多样性”的实证和意义；他指出“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也就是说，即使是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也应该去发掘、传播、弘扬、活化其独特的精神价值。在这方面，对文化遗产界而言，可谓任重而道远。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其意义不仅在于“文化建设”层面，同时也在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国许多文化遗产地本身就是风景名胜区、文化生态区、历史文化城镇或历史文化名村、特色旅游区等，是发展文化旅游、健康休闲、文化教育、文艺创作、文化创意等新型事业的不可再生资源。“文化遗产活化”以保护和确保文化遗产绝对安全为前提，但要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不能变成“死保”，变成脱离民生、高高在上的“铁将军把门”地。尤其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得到“活化”，将会变成具有强大市场效应和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产品，这方面的实例在国内外都举不胜举。
六、文化遗产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文化遗产事业既是党和政府主导的公共性事业，也是具有丰厚知识内涵和专业技能的现代科学事业，还是社会各界都可以参与并推动文化发展与繁荣的社会性事业。根据我们的实践，其中对文化遗产展开现代科学研究尤为重要，只有对各类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内涵、特征、动力、价值、现状等有了深切的调查与研究，才能理性地展开保护、利用、发展等一系列行动。
“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具有融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历史研究与当代研究，文化研究与技术研究等诸方面于一身的特点。在这方面，习近平同志的一些讲话也强调了文化遗产及历史和传统文化作为课题研究的重要性。如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他不止一次提到的“四个讲清楚”，实际上是一系列内容广泛的与文化遗产有直接关系的科研课题。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学习，强调开展相关研究，2013年6月25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七次集体学习时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地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他要求“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他对曲阜孔子研究院在儒学遗产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肯定，要求孔子研究院保持深入研究的态势，在东亚文化圈中居于主动，并承担国际学术交流职。我们相信，他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认识、对文化遗产活起来的认识、对城市遗产非凡价值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在世界未来发展中的责任与地位的认识都是建立在深入学习、思考和研究基础之上的。他对“传统文化”提出的“精神命脉”“文化基因”“活化”“双创”等价值命题都有重要的学术认识和社会实践价值。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中，中国文化遗产界及社会各界当获得启迪，感知责任，明确方向，改进工作。
《中国文化遗产》2015年第1期
贺云翱：我校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