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栋先生，1932年10月生，陕西勉县人，中共党员，我校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科教授。1949年5月至1952年秋，在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西南军政大学）、西南军区工兵学校学员，任区队长。1952年冬至1955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工兵第12团排长。1955—1959年在我校历史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96年离休。
【整理小记】
第一次见到张树栋先生，还是在2013年银杏落满整个鼓楼校区的深秋时节，之前的精心准备和与先生的先期沟通，让我们双方都对彼此这个口述史项目的实行充满了期待。
先生虽然年纪很大，但是精神矍铄，回忆起往昔的岁月，先生更是如数家珍般地为我们娓娓道来。无论是他幼年生活的困苦与颠沛，还是他在解放初期在大西南的学习与建政；无论是他在朝鲜战争上经历的生死与别离，还是他初到南大享受在这和平年代中的欢乐与欣喜；无论是他在政治运动之中见证的动荡和不平，还是他在改革开放后体味到的希望与美好，先生总是按着自己的思路，以清晰的条理为我们回顾了他一生那不平凡的经历，而他个人却又深深感触到，自己只不过是一起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成长，在跌宕和曲折中不断发展、走向光明的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历史总会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也总会让我们产生很多不一样的感触。通过这次对先生的采访，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回顾先生前半生人生的整个经历，而且可以从中更好地看到我校与中国社会在这六十余年的变迁。更宝贵的，是先生的那种在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依然冷静与自在，对过去充满感恩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生活态度，才更让我们受益匪浅。或许正是这种经历风雨之后的淡然，才是我们当下这个浮华社会中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吧。
张树栋先生口述史项目得到我校人文基金的支持，谨此致谢。
一、贫困家庭：尝尽人间苦酸辛
我出生于陕西勉县的旧官吏家庭，早年家境比较富裕。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规模侵华，我父亲辞官回乡，用手头的积蓄买了几亩薄田，但被亲戚坑骗，自此家庭境况便江河日下，到了饔餐不继的程度。我五、六岁的时候，家里已经断炊了，我和哥哥就到汉水去捉鱼摸虾，到山上采野果。我还记得当时靠卖东西度日，最后连两块玻璃都卖了，还是我和三哥去卖的，得到的几个钱就在集市上一人吃了一碗鸡丝面，当时觉得真是香啊。
我的大姨生活在离勉县大概五六十公里的农村，黑黑壮壮的，人十分善良。她见我们家父亲在外、母亲病弱这样艰苦的样子，便过来帮着维持生活，借钱买米、买柴，逢年过节应付债主。有一年过春节，大姨借了几个钱买了一斤肉，结果没钱买米了，那一年我们就把肉吃完，却没有米饭吃。我小时候不懂事，有时还跟她发脾气，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大概1958年左右大姨过世，我也没能见上一面，前几年回家想祭拜一下她老人家，但墓地却早就没有了，想起来很令人伤心。
我家兄弟姊妹七个，因为家里这种饥寒交迫的境地，在我十岁的时候，父母便商量把我和三哥送到比较富裕的二姨家。尽管当时年纪还小，二姨与母亲也长得酷肖，我仍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时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尽快长大，这样就可以靠自己生活。我后来早早参军，也与这段经历有关。但二姨和二姨父对我视如己出，我忘不了他们的养育之恩。
说起当时的中国社会，从我家到二姨家的一路上，看见的都是饿殍遍野。当时的政府是个彻底腐败的政府，国民党的军队就像是有组织的武装土匪，由于我家就在川陕公路边，胡宗南的队伍一过老百姓便要遭殃。他们把门板给你卸掉，鸡给你抓走，猪给你杀掉，当官的找个好房子打牌喝酒，当兵的就在外边欺压百姓，临走时还要抓壮丁，给他们和那些官太太们挑东西。至于日本人，我还记得大概37、38年的时候，和大人一起看一次黑白纪录片的电影，片名不记得了，内容便讲的是日本人在中国杀人放火的事情。我当时第一印象相当害怕，慢慢懂事之后这害怕就变成了仇恨。
母亲把我们弟兄两个送走后，对老大、老二也安排了一下。老大为了挣口饭吃，去考了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大概是黄埔第三十几期。成都解放前夕，我父母到学校去找我大哥，不久母亲就病重了，当时大哥还没毕业，只是个学员，也没多少钱，还欠了一笔账。我大哥就说不读书了去打工，我父母不同意，他们说还是上学，毕业后有了薪水也就有希望了。结果不久国民党败退，中央军官学校也全部要撤往台湾，我父母就让大哥跟着去，说去了台湾我们家这个穷日子才能改变。大哥走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去世时才48岁，身边只有在孤儿院的老五和老六，葬在成都郊区的凤凰山，现在她的墓也找不到了。母亲病故后近50年我和大哥音信杳无，后来老五在美国登广告才托人联系上。当时我们弟兄几个都还在，大家很高兴，便想着见一面。但大哥在台湾算是一个中下级官吏，他回大陆有顾虑，最后提议在香港见面。那是1988年，学校统战部听说我和大哥联系上了，还要帮我们报销长途话费和车费。我和老伴到了香港后就和大哥见了面，几十年阔别，饭桌上也就是以谈话为主。尽管他对回大陆顾虑重重，因为文革的影响还在，我却很坦然，还是劝他回来，最后在92年我们失散几十年的兄弟才总算是团圆了。
我还有一个妹妹，因为家里穷困，父母便狠心将她卖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妹妹她反抗就跑了。她现在在汉中乡下，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有就是老五、老六，他们跟着父母去了成都，因为没饭吃，便送到美国人办的孤儿院去，也叫育婴堂，五弟回忆说在那里都不是人过的日子。
二、二野军大：颠沛坎坷入川路
1949年5月我进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刘伯承是校长兼政委，刘华清是党委书记。当时二野军大招的大部分是知识青年，多是中学生（主要是高中生），少部分大学生。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大片新的解放区特别需要干部，尤其是有点文化的干部，中学生就很受欢迎。这些知识分子毕业以后就当基层干部。那少数的大学生另外编队，叫做学员队。
入学有笔试和口试，笔试有四门课：政治、社会发展史，以及志愿的专业。当初的专业就是步骑炮工辎五大兵种，我开始选的是坦克兵，但坐坦克容易出鼻血，就转到特种兵的工兵科。口试在笔试结果出来以后，地点就在南京黄埔路的原国民政府国防部。当时国民党刚撤退，里面很乱，文件、纸张、钢盔到处都是。口试就是问我报考二野军大的理由，父母同不同意之类的简单问题。
进二野军大后，头三个月没有分科，叫做预科，全体学习社会发展史。第一课启蒙教育课是刘伯承校长给我们上的。他说到我们之所以胜利的主要原因就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句话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当兵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当初到南大来学习也是为了人民，将来当教师，就是为了学生。刘伯承校长讲的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革命是要流血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句话让有些人听后吓跑了，我当初听了这话才知道当兵是这么严肃的，不像想象的那么潇洒浪漫。
除此之外还有体育课，就是军体。当时唱歌风气浓厚，经常举行集体唱歌比赛，老师会讲一些音乐常识。预科毕业后就分科，分为工兵、炮兵、坦克兵、辎重兵等。工兵首先要学步兵的四大技术，射击、刺杀、投弹等。这些学好后就开始学工兵的技术，像是操舟、架桥、打结等，操舟包括铁皮舟和冲锋舟。另外还学扫雷、排雷、布雷、渡河架桥。当时的教员教官都是国民党的起义军官，器材除去一部分苏联支援的大部分都是从国民党缴获的。
对于国民党的起义军官大家都不太尊重，而且我们年龄相差也很大，他们都三十多岁了，我们才十七八岁。这些人中，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特种兵大队长洪儒青将军，淮海战役起义的，是炮兵，相当有军人风度。他是湖北人，个子不高，声音却很洪亮，3000人的大操场，没有麦克风，最后一排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另外还有一个是孔从周，陕西人，他起义较洪儒青要早，后来做到解放军的炮兵司令。他们都是标准的军人，从戴帽子、穿衣服和打绑腿就看得出来。我们那时当兵都要打绑腿，有些老兵的绑腿就打得非常漂亮。绑腿打不好的话，跑两步就散了，会拖好几米长。标准的军人是一丝不苟的，要求很严。像洪儒青、孔从周对我们都是严格要求，毫无顾虑。这些国民党起义人员为我们军队建设也是做了贡献的。
入学半年后我就进军西南了。解放的时候有个群体叫南下干部，南下干部群体里有个西南服务团，和二野军大是两个系统。西南服务团主要是到新解放区做地方工作，建立政权。他们的工作相当艰苦，要征粮、建立政权、减租，这些都和地主的利益冲突，服务团有很多青年牺牲。而我们是部队系统，主要负责剿匪，虽然也要征粮建政，但因是武装部队，所以情况稍好一些。当时我们所说的土匪，指的基本上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潜伏特务和地方的帮会组织。四川有袍哥会，我们又叫袍哥大爷。平时四川人穿个长袍大褂，头上裹一个帕子，白天拿个锄头在田里锄地，身上就带着枪，老百姓一不注意他就拿枪打。一旦与他们发生了冲突，他们跑到山上，又熟悉地形，很难打。国民党的起义部队会发生哗变，甚至把我们军代表放在热水锅里煮，所以说当时的斗争很残酷。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大多不过十七八岁，大一点的也就20岁。当时的土匪专打我们这些戴八一帽徽的娃娃兵。我的一个战友叫承培忠，就被土匪抓去后被刺刀捅，最后喊着“共产党万岁”被活埋了。第一线的是老兵，他们保护着我们。
我们进军西南是从南京乘火车出发，到武汉下火车后就改为行军，一路向西走到宜昌，所谓的八百里行军。春节前，天寒地冻，我们这些学生军背着背包，扛着枪，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伙食，一路走一路跌跤。有时走得疲劳了，有人会跌掉茅厕坑去，还有人走着睡着了。一路上有先遣部队在前面走，帮我们安排好房子，一家住几个班，当地老百姓支援，把稻草铺好，有的把门板也准备好。我们纪律很严，老百姓的门板我们不动，铺上稻草就行了。一路上没什么好东西吃，孝感这一带冬天还能在农民家里买到萝卜，司务长就给大家烧一大锅萝卜，稍微放一点盐，也没什么油，再烧一锅饭。那时候大家饥不择食，也不管饭烧得熟不熟，只管吃。行军路上脚起泡了，晚上连里的指导员和队上的医生就每户给我们挑挑泡，洗洗脚就睡觉了。
到了宜昌以后就上船往上走，到三峡时土匪在山上扔手榴弹，往下打枪，首长命令不准出舱，结果一路上就在船舱里，三峡风光也没有看成。不过船舱里的第一顿饭，买了半头猪，吃的是红烧肉大米饭。那时我们每个人带一个瓷的行军碗，我们班一个山东的大个子吃了12碗，我也吃了五、六碗。到了万县是在2月14日，正好毛泽东在苏联签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我们就在万县庆祝签约，又买了半头猪和一块大糖饼，煮红糖稀饭给我们改善生活。这一路上风风雨雨衣服里全是虱子，到了万县后司务长就叫伙夫烧了几大壶水，让大家把衣服脱下来烫烫，抹抹澡，棉衣脏得不得了，也没得换，大家就刷刷。在万县的时候，晚上还去万安桥下逛逛，桥下妓女成堆，国民党起义士兵在桥上桥下街上乱窜乱走。万县是个山城，晚上灯光一开，一层一层的，犹如仙境。
从万县一路向西仍然是在船舱中，到了重庆，就住在渣滓洞附近，补充一下粮食，很快又出发，沿成渝公路往西北走。这一路上我们遇到哥老会的袭击，他们全都赤裸上身，穿一个短裤，一手拿火炬，一手拿大刀，没有枪。他们相信刀枪不入，晚上袭击我们的住处，袭击我们的汽车。首长命令不许开枪，但要自卫，尤其要把车子保护好。那些嘎斯车是苏联支援的，我们不会造，不能给烧了，不然就无法前进。从重庆往前就到了永川，在永川我们又碰到哥老会夜袭营地。永川再往前就是简阳，离资阳不远，我们在简阳停下来接受任务，参与征粮建政的工作，开始参加公审会。公审一批人就要杀一批，我们看到枪毙人还是有点害怕。我曾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中下级军官，所谓公审也就是那个时候搞肃反运动。有些人有血案，为了平民愤，当地政府要求把他们遣回原籍公审。于是上级就把一部分犯人交给我，团部派一个干事帮助指导，我们坐了两部嘎斯车就上路了。一路上战士坐在两边，犯人带着脚镣手铐坐在中间，不能说话，也不能乱动。到了一个地方，验明正身，将犯人交给监狱，拿到收条就算送到一个，一路到成都已经是傍晚了。车子停在监狱门口，战士们荷枪实弹，又带着枪刺，一下来老百姓以为是枪毙人，一下子围了上来，经过我们再三解说，围观的人才退去。我们赶紧将犯人送到监狱，打了收条，办好交接手续，才算是有惊无险。把最后一名犯人送到宜宾，我才长舒一口气。宜宾产好酒，就是五粮液，当时五粮液不像现在这么贵，宜宾的小饭馆里散装的五粮液物美价廉，我们当兵的也能买得起，买点酒给战士们敬酒，大家吃了一顿饱饭。
简阳再往西走就到邛崃，新津、邛崃这两个地方是土匪窝子。那些土匪白天不惹人，晚上就偷袭营地，时不时丢下一块石头，有时会丢下一只手，给我们制造恐怖气氛。张国华的18军中的第54师驻扎在这个地方，被这些土匪打死了不少，张国华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位军长。我们到这里就是配合他们的行动，后来他们接到进藏的任务，我们也就跟他们一块走了。
我们进军西藏，到了泸定后就停下来了，铁索桥没办法满足千军万马通过的需求，重武器、重装备更是不行，因此急需架一座永固型的钢筋水泥桥。造桥首先要造桥墩，造桥墩就要开山开路，准备施工场地，我们就在泸定住下了。铁索桥的铁索十分粗大，像麻花一样一个一个拧在一起，大渡河的水流湍急，离很远就可以听到像刮大风一样的水声。过桥时，队长要求我们鱼贯而行，前后间隔五米，小心慢步，结果过桥时桥还是剧烈晃动，一匹驮骡因而受惊跌入河里，大家就趴在桥面的木板上，抑制它的晃动。在泸定我们住在藏民家里，但不能在别人家里吃喝，就上山打野猪、砍柴。我们早晨上山，晚上摸黑回来，经常挂彩，因为往下拖木头时很不好控制，一不小心就会把人撞到，做多了才慢慢有了经验。
从泸定回来后就到了大邑县安仁镇，是刘湘的公馆，深宅大院，门槛很高，跨门槛时不少人摔跤。在这里我们从二野军大毕业了，毕业后我分到工兵12团，对外番号叫107团，不久就抗美援朝了。
三、朝鲜战场：风雨同舟异国情
所谓朝鲜战争，是一个复合名词，包括三个要素：一个是朝鲜内战，一个是美国侵朝战争，一个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其中朝鲜战争分为两个方面，即早期内战和全面内战，全面内战就是今天大家讲的金日成6月25号挥师南下挑起的朝鲜战争。根据这三个要素，我把朝鲜战争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早期内战，第二全面内战，第三抗美援朝战争，这样叙述才有眉有目，有头有尾。
我现在对朝鲜的生活仍然是很怀念的，一个原因就是战士不怕死的精神非常感人。其实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是怕死的。但到了朝鲜之后，天上是美国飞机不断地轰炸扫射，地上又是炮火连连，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功夫去想什么生死的问题。另一方面当时杀敌立功成了至高无上的光荣，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国内大环境的使然。从朝鲜战场回国的战斗英雄戴着大红花做报告，并接受首长的嘉奖，收到的家信也都说不要牵挂家乡，要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这些无疑都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从二野军大毕业后，我们从四川出来在武汉休整换装，换成志愿军的服装，八一帽徽和解放军的胸章都要去掉，水壶上的八一军徽也要刮掉，说是不准有解放军的标记，说志愿军是民间的不是政府的行为。去往朝鲜的路上有专门的运兵车，就是列车。我们团的军车很长，挂了两节客车车厢，一节是团指挥部的，一节是医疗车，其他的都是闷罐子车，铁皮的，地上铺了一层稻草，门边摆上尿桶，上车后把小背包解开，简单的被褥一铺就上路了。那个稻草还是很软的，现在我还开玩笑说我们是最早坐上软卧的。当时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能问，连长只说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一出了山海关，我们就知道是往东北去的，再往后越走越冷，到了锦州时，毛靴和裹脚布都粘到一起了，毛靴的毛也冻得硬邦邦的。
我在战场上的职务是排长，负责带兵。原来在学校学习的工兵知识，像架桥、渡河、排雷、扫雷、爆破也就派上了用场。我们日常工作基本上就是白天躲在洞中睡觉，晚上出动。白天美国人占优势，他们的飞机天一亮就炸桥梁、铁路、公路，晚上才是我们的。但很多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重要的道路桥梁被破坏了，我们要马上抢修，白天同样是要出去的，上下班时间实际上是不固定的。一般我们去抢修的时候我们所属的军都会派一个高射炮连保护，但这个保护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像一个盖子将炸弹给拦住，所以也就会有牺牲。平日里休整时，文化教员会给大家上文化课，战士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子弟，没什么文化，没事就喜欢哼几句川戏，有时候还开开联欢会，都是在山洞中。除了娱乐，防空意识也要培养好，有时候我们也有防空任务，敌机飞得低的时候也要打，把机枪架出去也是要勇敢精神的。
我们工兵是技术兵种，也就是特种兵，首长下了命令要保护好。我们工兵相对牺牲得较少，我们排牺牲了七、八个。我们的作业区是敌人的重点封锁区，重要的桥梁、道路，敌人会定时定点地轰炸、炮击。我们都有工兵锹，听说敌机来了，就用工兵锹挖一个简易掩体。这些掩体就分配给大家，各自有各自要守的。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战士特别小心，他不放心，敌机来时他又起来换掩体，我当时喊已经没用了，敌机一来就是个俯冲式扫射，他牺牲了。牺牲一个人，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平时都是一起共同战斗的战友，但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入朝之前，后勤部门就已经准备了二十五六万套血衣和血被，一般有战友牺牲后，就把血衣给他穿上，再裹上血被，有条件的话就运到后方，没条件就在战斗结束后以一个单位集体埋葬，运回国内是不可能的。
我们用的武器就是所谓的万国牌，像我们一个连，步枪就有俄国造的三九式、国民党巩县造的中正式步枪，机枪有捷克式，冲锋枪有加拿大式、日本的三八式、美国的三零式，手枪有德国的毛瑟、美国的柯尔特、日本的“王八盒子”和苏联的七星。这些枪口径不一样，制造厂不一样，那么弹药补充就很困难。一种枪要一种子弹，有时子弹没了，枪就没用了。美军和朝鲜人民军都是美式、苏式装备，是制式编制，所以一开始连朝鲜人民军都瞧不起我们。我们飞机没有，坦克大炮也不多，跟美国打仗，装备差得很远。
志愿军的邮政系统的编制叫钢铁战士，按照这四个字编制邮箱，像我们工兵是钢字信箱。我的地址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钢字信箱9350号工兵12团3营9连张某，炮兵就是铁字信箱，战字信箱是坦克兵。我有时会收到父亲和姨妈寄来的信，收信的频率也不固定，有时候很长时间没信来，因为美国人把交通线炸坏了。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司令后，差不多沿重要的铁路线每五、六米每半个小时都要丢一颗炸弹。他擅长那个绞杀战，我们没有空中优势。
我们运来的东西主要存在山里面的兵站里，美国人甚至可以把我们的兵站毁掉。我们的伙食是有了就吃，没有就挨饿。补给线通畅的情况下一般就吃炒面，炒面是大米、糯米、玉米加点糖、黄油、奶油之类的炒一炒，平时吃是很好吃的，但运到前线的都是干的，用开水泡一下，一发就是一大碗，又没有很好的包装。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开水，就只能干吃，吃到后来嘴唇都破裂了，舌头也发涩，像压缩饼干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即使肚子饿也不敢吃。有时候会运一些罐头来，有一次还运了一些白酒，每人发两瓶，让大家喝了御寒。但我们在交通壕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喝点酒其实没多大用，就是分散点注意力。此外我们会吃一些缴获的美军的东西，像是午餐盒、早餐盒之类的。他们比我们吃得讲究多了，午餐每人一个罐头、几片面包、几块巧克力。他们还有巡回供饮车，想喝咖啡就到车上喝。那时候我们就觉得美国人享受，喝的热咖啡和热啤酒，每人还有一小包骆驼烟，五支烟配五根火柴。
1953年停战协定签订后，根据金日成的要求，志愿军两个团进驻平壤，一个团负责平壤的纠察工作，帮助维持秩序，我们这个工兵团就帮助他们恢复首都的和平建设。我们去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专业人员恢复金日成广场的朝鲜内阁综合办公大楼。可我们不是专门的建筑工，造房子不行，就从东北调了一批专业工人。这批专业工人跟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他们主打，我们配合。同时大同江连接东西平壤的铁桥也被美军炸毁了，我们协助恢复大同江铁桥，当时就住在还没修好的楼里，自己想办法弄点门板和铺板，盖个房顶，冬天冷就请东北师傅帮我们修个防火墙。在这其间，金日成来视察过两次。他讲一口很流利的吉林话，跟战士聊聊天，说一些感谢的话。联合国的中立国监察小组还来监察，中立国由瑞士、瑞典、捷克和波兰组成。那些波兰、捷克军官，服装十分讲究，知识素养又高。他们穿的是毛料衣裳，看到我们的棉衣还问这问那。他们不了解用棉花做衣服，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些波兰人、捷克人比我们发达多了。他们的监察很严格，包括武器弹药和人员都核查。
八一五的时候平壤庆祝解放五周年（1955年8月15日），和朝鲜停战一起庆祝。朝鲜方面和志愿军总部联合搞了个规模很大的中朝人民三年战绩展览，包括联合国军所有军队的番号、人员、伤亡数、被俘数，还有被缴获的武器、弹药、旗帜和私人配枪。这个战绩展览弄得很不错，有很多图表和数字。此外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八月十五举办，八月十四晚上彩排。因为我们就住在广场旁的楼里，头一天晚上去看彩排。彩排是朝鲜人民军次帅崔庸健主持的，规模很大，没有鞭炮就用探照灯、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代替，五颜六色，毫不逊色。第二天凌晨广场就戒严了，五点钟左右受阅部队开始入场，先是步兵方阵，然后是特种兵，最后是空军。广场两边的路上站的都是人。当时有一件趣事，我们的三个战士站到主席台上去看金日成，结果被首长叫回来批评了一顿。
我们的战士当时也不省事，刚从前线下来，有以功臣自居的心态。有些伤兵看电影不买票，别人叫志愿军同志买票，他们就拿拐杖打人。志愿军领导机关发现这个问题赶紧加强教育，要刹这个风气。我当时跟连队的文化教员发生冲突，正好身上带着枪，就吓唬他说要枪毙他。结果他报告给指导员，指导员又报告给连部，最后就给我定了一个军阀主义的错误，团委也给了警告处分，让我离开排长职务，到营部去反省。后来很快领导就把处分撤销了，说我态度很好，让我到营部当参谋，我说我还喜欢回连队，就又回去当排长。
我们和朝鲜方面在有些问题上还是有些分歧的，比如说他们军官打士兵这些我们就看不惯，但不能说，因为领导上抓得很紧，我们和友军要搞好关系。他们饭不够，我们饭盒里的高粱米就弄一些给他们吃。二八建军节的时候，他们每个联队发一头牛。朝鲜人杀牛是拿一个大木槌将牛打昏后再杀，他们吃牛肉，为了表示友好还给我们送一点，被我们首长婉言谢绝了。
1955年时，我的胃病越来越严重，长期住院吃病号饭，所谓病号饭就是下碗面条放个鸡蛋，后来我的胃实在受不了了，就复员回国。
四、我校：战士到学者的转身
我刚从战场回国，一听到中国小孩讲话就兴奋，在朝鲜三年，没有听过中国小孩讲话。到了吉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基地，睡干净的床铺，中午、晚上都是四菜一汤，白面馒头、白米饭，这种伙食在朝鲜是不敢想象的。当时还第一次喝到了苏联的叫做格瓦斯的饮料。另外回国后再也听不到枪炮声了，这种悠闲的感觉相当强烈。
我复员时首长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服从组织分配，首长就说你还年轻，去上学吧。那时有个调干生制度，部队开的证明相当于高中学历，不然我是考不上的。当时我填的志愿不止一个学校，专业也不止一个，除了历史我还填了中文和新闻，那时统招统配，接到录取通知书就是我校。
50年代的南京，只有公共汽车、三轮车和少量的马车。女人们穿从苏联进口的花布做的衣服，男人好一点的能买一条东方呢裤子。主食、柴米油盐、蔬菜肉类都不缺，只是副食品没有现在这么多，尤其是零食。没有超市，街上都是传统的小店。烧煤开始按计划供应，家家都存了一些煤。因为烧煤炉的缘故，蒸饭十分麻烦，把饭放到炉子上后，要用筷子扎几个眼，让它冒气，烘干时还要歪斜着放，让它到处受热。每天到一定时间，一匹瘦马拉着一个橡皮轮子的煤车当作垃圾车，就由马夫牵着伴着摇铃声和马蹄声来了，大家就排队，女同志为了避煤灰还在头上包个帕子，来了后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倒，迟了煤车就满了。当初南京有几家电影院，放的主要是苏联电影，走廊里也都是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剧场不多，梅兰芳等名角也会来表演，8块钱一张票，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天文数字。后来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来，两块钱一张票也是很贵的，但咬咬牙还是去看了。大学的生活很简单，能有一部脚踏车或是一部收音机就很满意了。夏天热了就靠扇子，电扇都不敢想，一到晚上宿舍里一片木屐声。我当时调干生一个月有24块钱津贴，学校里伙食费大概一个月七八块，早上5分钱一碟肉松小菜，中午2毛5分钱一个青菜狮子头就觉得很奢侈了，也不能经常吃。学校里外国来访的专家以东欧的为多，苏联的、阿尔巴尼亚的，基本都是东方阵营的。
我是55级，59届，我们是最后一批四年制。我们这个班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史系人数最多的一个班，有50多个人，分三个班学习，往前几届，像是陈德芝老师他们班是有十来个人。系主任是韩儒林先生，教历史文选，是个很慈祥的老人，一口河南话，做学问对人都是诚诚恳恳，工作兢兢业业，学术上一丝不苟。陈恭禄老师也给我们上历史文选，其实他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那时候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说他那本《中国近代史》是封资修的。世界古代史是王绳祖老师给我们上的，他一口漂亮的英文，一副绅士风度，每次都夹着个大皮包进课堂。他可以说是让我入门的老师，我毕业后没少打扰他。他住在平仓巷的二层小楼里，每当我去他家访问，请教他关于英文的问题，他都把手头工作放下，热情地给我答疑解难。世界中世纪史是蒋孟引教的，他人胖胖的，嗓门也大，一口湖南腔，非常认真，住在小陶园。他是英国伦敦大学毕业的，学问底子很厚。他自己跑图书馆，将有关英国史的著作搜集起来，然后到教研室上架，将教研室变成一个小图书馆。讲中国近代史的是王栻，口才好，讲话生动，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讲起袁世凯来神采飞扬。老先生一顿能吃几笼包子，十几个鸡蛋。
那时，生活简单，人与人的关系也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