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天，县文教局批准我从距县城五十里的通秦寨中学调到距县城七十里且不通公交的金明寺。我去的理由是那里办起了“佳县五七大学”，其实更吸引我的是该校的僻静和办有林场、农场、鹿场。体育器材室成了我的“书斋”；西边不远是鹿苑，不时传来呦呦鹿鸣；对面山上林场中放着我的竹凳，在那里读书没有干扰，只有偶尔路过的羊群打量打量这个静坐的男人。我在这里等待什么？自己也不清楚。
来这里三个月后，山外一声惊雷：“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我隐隐觉得，自己背上的黑锅该去掉了。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我被抽到榆林阅卷，吃了几天从来没吃过的好饭菜，回程车上差点呕吐——暴饮暴食伤了胃。
1978年7月到陕西师大阅历史卷，同组老师们奇怪我为什么不考研究生？我说我哪行？我说我外语忘光了。老师们说题不难。
其实我已经动心了，从我姐家借了五十年代的俄语教材，在书店买到一本《俄语语法》和几种俄文毛著，回山沟里潜心攻读。
1979年我报考四川某高校，自我感觉考得不错。这里面有运气，也有基础。运气是，我怀疑出俄语题的老师参考的正是我姐那种教材；基础是，我近十年一直在讲历史、读古书。有一门课考作文，题目是范文澜的一句话，由自己发挥。对于中国古史研究，我正有好多话想说呢。成绩出来了，外语70多分，其它也不差，但还是名落孙山。托人去打听，回答说考得不错，但是名额有限；如果收三个，就是他了。有人建议再托人去说说——我堂姐夫地下党员，建国前任过该校学生会主席，他的同事还在该校工作的，说话颇有份量。我说算了，好好复习，明年再考。
明年再报，发现招生目录上没这个专业了。托人去问，回话说去年多招了两名，占了今年的名额。
我长见识了。
回不了四川，在文教局漫无目的地翻看招生目录，眼光停留在我校历史系先秦思想史专业，必读书、参考书都能找到。县文教局却不让我报考了。我说我考不上的，再试一次吧，了个心愿，以后安心教书。局长沉思有顷，勉强点了点头，办事员机灵地拿去盖了章。
跟上次在榆林阅卷时相反，在榆林考试三天毫无食欲。第三天下午略有饥饿感了，到当地最好的饭馆去找吃的。两位西安来的监考员也在，已经认识我了，说你昨天下午考得不错啊。我奇怪，说你们怎么知道？两位说，当然知道！我们转来转去地看啊，你很快就做完了，又检查了两遍才交卷。
是啊，古汉语：两段古文——《左传》、《庄子》各一段，标点，译为白话，各40分；我此前都读过的。五个名词，共二十分；我只有一个不清楚。
问题出在外语，今年不懂的太多了。
提心吊胆地过了一个多月。那天一个教师忽然嚷嚷要我请客，说你考上了。我说你别开玩笑！他说在城里听说，南京来函调档案了。于是请客，于是有同事不叫我某老师，改口叫我“研究生”了。
1980年9月，见到了我的导师刘毓璜教授。刘先生告诉我，我差点没有被录取！
问题出在外语，49.5分，离最低线差半分。70高龄的刘先生在学校到处找人，说好话，讲道理，说就差半分啊！古汉语比第二名多出三四十分呢！说自己招的是先秦思想史，专门读古书的啊！但是别人讲原则，没有商量余地。正在这时，教育部发出通知，因为文革十年影响，考生外语水平普遍低，今年最低线由50分降为45分。听到这里我很激动，十分感谢刘先生，同时觉得南大讲原则，风气正！
两年半之后，毕业离开南大前夕，我去跟辅导我们读古书的孟素卿老师告别。孟老师告诉我，我们考研的古汉语试卷是她判的。一共十份，及格的只有一份，成绩超过九十，有关人士说太高了，让她往下铲，她扣成八十多，还嫌她扣得不够；又让她给另外两份加分，要求加到五十以上。她说，没法加！最后勉强给其中一份加到四十多。
我又长见识了：这样的干预与“风气正”不搭界了吧！同时我也深深感谢孟老师。“风气正”用到孟老师身上倒是合适的。
孟老师学生时代以能读古书令老师刮目，又以议论慷慨令同学佩服，然而却因此罹祸，不能留校甚至不能当教师，流落社会二十载，一直单身，落脚在一处食堂卖饭票。满腹经纶无可用之处，可她还读书不辍。当新版《辞源》、《辞海》问世后，她去信指出其中多有不妥。“文革”结束，高校招贤纳士，刘毓璜先生鼎力举荐，她得以回南大任教。
刘先生让我们选修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和《马克思哲学发展史》；本系，要求听张之恒先生讲先秦考古、跟洪家义先生学古文字、跟张树栋先生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几门课在我后来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都有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我十分庆幸来到这里，因为这些先生的讲解几乎都是对于我在陕北山沟里集聚的疑问的一一解答。
1980年9月9日，在刘先生家里开始了研究生学习。两天后第二次课，先生就直奔先秦史研究最为敏感的话题：所谓“亚细亚形态”问题。刘先生介绍了东北师大日知、社科院田昌五、人民大学吴大琨的观点和他自己五十年代的文章，接着就希望我们能够把马克思的原论找来读读。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被刘先生拎上了屋顶，“高屋建瓴”地看待先秦史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认识；其后二十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直到2001年完成《宗族社会初论》，否定所谓“奴隶社会形态”说，算是暂告一段落。
刘先生的《经子选读》讲了两个学期。第一学期讲儒家经典，第二学期讲诸子百家。很快就发现，课表所谓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完全是虚设！开始是3点讲到6点，讲不完，晚饭后再来，8点到11点，师母反复催，才结束。后来干脆一口气，3点讲到9点甚至10点，我们出来在饭馆吃夜宵。如此将近一年！弥补了我在“大革文化命”时期耽误的学业。
可以说，刘先生这一年把全部心血都付在我们身上了！这是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我自认为对得起这一年：那些日子是难以名状地兴奋，天没亮先到操场跑，校门不开就到青岛路、广州路上跑。然后是一天的学习。饭量出奇好，盐水鸭出奇香，螃蟹很便宜，猪蹄更划算——虽然有毛，睁只眼闭只眼转眼全进肚子了。还有小馄饨，每碗一毛五，几乎天天吃。
第二学期，刘先生同时在系上开《先秦思想史》课，加上本科生十余人，在一个小教室。他讲得颇为艰深，我听得很吃力，不知道那些本科生能听懂多少？比如“名辩思潮”，讲《公孙龙子》的“名辩”与“正名”、“形名”、“墨辩”的区别，由于《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墨辯》等我都没读过，基本概念和逻辑学知识不足，老实说我听得云里雾里。这个问题我三十年后才勉强弄明白。
课程结束后我对刘先生说：你的研究心得，现在多数大学生可能听不懂。你开这课费时间，不如把内容写成书，让大家慢慢读。刘先生明显不高兴，嗫嚅着：我愿意给学生上课。我不敢多劝，只是说“著书立说，让更多人能够看到。”
两年学习很快过去，第三年上学期，我的硕士论文基本完成。这时人事处传来消息：“1982年底以前到高校报到，可以提一级工资。”鼓励我们提前离校。刘先生希望我留在南京。他说：“我编写了《先秦思想史》大纲，我们的事业正在草创。希望你参加。”此前我在家跟母亲商量过。母亲说：“这里还有一个‘刘先生’呢！”（母亲姓刘）姐姐告诉我，当初考上南京，母亲就伤心，说“怎么越考越远了？！”这时我对刘先生说：“刘先生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不过，我的婆姨娃娃在陕北，父母亲人在成都，我还是在西安工作较为合适。以后我会随时跟您联系。”
1982年12月28日，我在陕西师大人事处报到，工资果然涨了一级——每月六十多元。1983年冬，刘毓璜先生完成近30万字的《先秦诸子初探》，次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到先生寄来的书是1985年夏天了。一句一句念着这书，先生的声音仿佛在耳边缓缓流淌，仿佛又回到先生逼仄的书房，眼前不时浮现先生慈祥的面容。
在先生书房里度过的五六百个小时，我收获的不止是文献知识，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
五十年代前期，刘先生响应号召，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努力靠近主流思想，“相当自觉地认为: 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指示，应当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 不分任何民族和地区, 必须经历同一的轨迹”；“所谓‘五阶段论’, 它的逻辑程式在马克思的论著中早已定型”。由于马恩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缺少了解，刘先生撰文，,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谓“亚细亚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奴隶制结构形态”。（《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刘毓璜·我的学术自传》）
到了给我们讲课的八十年代初，刘先生已经不谈“五阶段”，同时猛烈抨击“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观。他开列了书单，督促我们读“马恩原论”，提醒我们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不要把马恩的某些语句当作教条。他让我们背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简要表述”。我曾经把这一段（五六百字）抄在纸片上随时背诵。也许是已过了背诵的年龄，直到纸片揉碎也没能背下来。不过我可以用更简单的话来说：“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刘先生特意介绍我们读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特别是其中最后一章和《结论》中对于主观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及所谓“理想的力量”的尖锐批判。谈到这些时，刘先生的口头禅是“一切的一切”在于要“拨乱反正”。
刘先生发表的文章不多，五十年代的笔记也在后来的动荡中丢失。先生说，几年前《历史研究》主编庞朴邀他撰文，先生委婉答道：“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好写的。”
先生思想的变化，与二弟刘毓珩的境遇密切相关。
“一二·九”之后的1936年6月，刘毓珩被清华开除。“七七事变”后，他到武汉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根据叶剑英的意见，到山西卫立煌部任秘书和战地工作团主任。因地下工作需要，又因母亲姓陈，改名“陈其五”。1939年1月由刘少奇介绍离开卫部到新四军彭雪枫部工作，1947年2月，“三野”即华东野战军成立，他出任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据网文载，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实为陈其五撰。我们揆诸情理，认定此文当出自陈其五之手。）建国后，他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部长由市委书记兼任）等职。
1962年3月，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讲话，要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5月，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讲现在有一些人专门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陈其五在上海顶住***的反对，主持传达了周、陈讲话，其后又支持了巴金发言。面对前三年农村灾害的严重现实，不赞成搞所谓“形势大好”的宣传。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初，陈其五遭到上纲上线的揭发批判，说他“攻击三面红旗”、“反对中央领导”；随后受到新任宣传部长***历时两年的穷追猛打，到1964年底，张亲自宣布陈为“反党分子”，1965年6月，正式开除党籍。（参阅《世纪》2010年9月10日荆位祜文《陈其五的坎坷经历》）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能理解文革前夕刘毓璜先生对姚文元《论海瑞罢官》的挑战。据李庆余《诸师杂忆（中）》介绍：
“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姚文元抛出了《论海瑞罢官》一文，引发了历史学界的一场热烈的争论。姚文元的文章用当时的话说是‘通天’的。历史系组织了讨论，有赞成他有反对他的，整体上是作为一场学术争论来对待的。反对者中最激烈者是我们的刘师。他摆史实讲道理，逐点驳斥姚文元，而且对他那种不讲道理以势压人的霸道作风加以斥责。最后，刘师断然表示‘要与姚文元较量较量’(原话如此)。刘师的激动惊呆了众与会者，没有想到，这位深度近视、一向埋头故纸堆的夫子，会如此激动，如此勇敢。缘由是不难寻找的，就是他那特立独行之精神，他要为学术真理而抗争。”
刘先生对我们也谈到过此事。他说在文革中，有人翻出这事要他认罪，他准备了继续“较量”，没想到革命造反派更计较的是他的历史问题。
我心想，这事要是在天子脚下的某高校，刘先生早被抓进牛棚，斗个半死不活了。刘先生这个发言，是有豁出身家性命的思想准备的。因为有其弟被***置之死地在前，刘先生是了解内情、知道厉害的。由此令人不禁想到了《左传》的齐国太史氏兄弟和南史氏。春秋时代，史家是“执简以往”，其后有了毕昇、王选，今天有了网络，我想，有刘先生兄弟做榜样，我们做个“南史氏”应该不是很难吧？
1976年10月王张江姚“四人帮”被粉碎，然而巢县神童刘晦九的儿孙们的悲剧并没有结束。
刘毓璜先生的大儿子——我们的大师兄，据说建国前想到国民党军队去谋事，被刘先生强制锁在家里，精神失常，病愈后曾在南大图书馆打工，一直独身，八十年代后期抑郁离世。二师兄品学兼优，六十年代正准备考清华，高干叔父忽然成了“反党分子”，自己也名落孙山。这个苦钻数理化的年轻人哪里知道政治的厉害？他努力清白做人，记起自己有一次坐公交车逃票，写了一封沉痛的检讨信，其中夹一毛钱寄到公交公司。不久他也精神失常。
刘先生二弟刘毓珩——陈其五，1965年被开除党籍后，下放到扬州苏北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文革中继续受批斗至被打残；当时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曾发一篇两整版长文，加之以莫须有的罪名。“四人帮”粉碎后，陈其五致信中央申诉。1979年平反，1981年恢复原职。然经多年折磨身体已垮，1984年因肺癌去世。陈其五获罪十三年间，其子在社会上学到的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陈其五平反，其子陈小蒙、陈冰郎感觉忽然从地狱来到天堂，“可以扬眉吐气了”（陈小蒙语）。81年到84年，他们伙同另一高干子弟胡晓阳等共六人，在社会上强奸、轮奸、猥亵妇女数十人。二陈在其父去世后不久被捕。陈小蒙、胡晓阳1986年2月被判处死刑。陈冰郎判二十年徒刑，其后在狱中自杀。
刘先生三弟刘毓璠，“七七事变”后奔赴八路军总部，其后在中共北方局任宣传科科长。1942年5月，侵华日军对太行山区大扫荡，在左权县反扫荡战斗中，刘毓璠随军在十字岭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刘先生四弟刘毓琳未去延安，据说去了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且加入中共，60年代曾在上海教育学院工作。未及考证不知确否。
下面再说我离开南京后，刘先生给我布置了《先秦思想史》“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春秋时期的思想变革”两章的撰写，又几次来信介绍参考书并加以具体指点。八十年代后期，我基本上完成了先生的任务。然而由于年事已高，刘先生开始生病，尤其是眼力不济，这部著作未能问世。
又二十年之后的2009年暑假，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举办《西部大讲堂》，请来几位世界史名家。7月12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主讲《中西古代史学传统的异同》。这天早上我犹豫了一阵：去不去听？很想去，但因为自己学问做得不好，无颜见老先生。心想到时看视频吧，于是乘早班车到了新校区工作室。
8点刚过，忽接庞慧短信，说刘家和先生让她转送给我一盒茶叶。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失礼！先生可能本打算亲手送我小礼，不见我人影，只好叫庞慧转递。于是我打听先生何时返京？庞答当晚8点的车，于是商定下午4点我到先生下榻处拜望。
见到先生，惭愧地递上我十多年前写的一本小册子《蒙昧中的智慧》。刘家和先生令书童寻出他新近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用有些颤抖的手在复印件首页眉批处写上“臧振学长我兄指正”，低一行写“弟家和”。吓得我连连说“使不得、使不得！刘先生，折煞我也！”先生直起腰来，认真地说：“这是规矩。”先生说，过去同门师兄弟互相称“兄”，以示尊重，是不论岁数的。见周围的人不大明白，先生解释说，他在五十年代初在我校曾是刘毓璜先生的学生，所以我们是师兄弟。可是……我比刘家和先生晚了三十年啊！
刘家和先生随即问我刘毓璜先生哪年去世。我因为还有些拘谨甚至紧张，没有细想就说，“八十年代中期吧？”刘家和先生立即认为不对，追问我刘毓璜先生去世时多大年龄？我竟然也说不准确，答“八十二、三吧？”刘家和先生说：“那就应该是在九十年代。”我记起，1992年夏天，我还曾到我校看望过刘毓璜先生；收到先生去世的讣告应该是在第二年夏天。这一刻，我恨不能让地面裂个缝隙钻进去——无地自容啊！我哪有资格当刘家和先生的“师弟”遑论“师兄”？
刘家和先生这样抬举我，实出于他对于刘毓璜先生的怀念和尊敬，当然也是对我的殷切期望和严厉鞭策。
回家后，立即翻出“刘毓璜教授治丧小组”的来信。先生1993年8月24日下午逝世，终年83岁。讣告27日由南京寄出，遗体告别是在28日上午，我收到此信是在四五天之后。尽管这样我仍然没有办法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