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革命为我选择职业
我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整整65年，但这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终生与史学结缘纯属偶然。
1946年9月我进入金陵大学就读，原本报的志愿是农业经济系，因为这是金大的王牌专业。卜凯早已成为知名教授，而我此前曾经在教育部办的计政人员专修班读过将近一年的会计专业。没有想到金大的正式录取书却把我拨归历史系，个中情由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也从未申请转系，因为历史系有好几位良师，他们都对我热心教诲，我不好意思说对史学不感兴趣。实际上我的课余时间多半用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并努力阅读与印第安人相关的文学作品。
我未能完成历史系本科学业，因为1948年11月进入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原想经过短期培训即奔赴前线，最好是当个战地记者，不料却被当时设在开封的中原大学视为理论人才，就留在校部政治研究室中共党史组。是金大历史系肄业的学历害苦了我，从此再无机会上战场杀敌。
1949年6月我随中原大学南下，在武汉继续从事干部短期培训工作。稍后中原大学分设政治、财经、教育、文艺等学院，我被划归教育学院，仍然从事中共党史与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工作。1951年暑假，又随教育学院与已经改制为公立的华中大学合并（以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后又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并且正式成为历史系教师。最初仍然是教中共党史等政治课，直到1954年才开始担任中国近代史本科教学的主讲老师。
因此，我常说，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而职业又使我从家族的历史走向中国的历史与世界的历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通常应该是先恋爱后结婚，我却是先结婚后恋爱。我是在担任历史课老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于史学研究的兴趣。不过，1956年以前主要还是应付课堂教学。试想，一个只读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要独立地为大学本科生，甚至为在职中学历史骨干教师开课，而且经常是每周3门课(历史、政治、教育三个系分头上)，总共13个课时，那是多么勉为其难。当时，也没有一部完整的教材可供凭借，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只有上册，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也只有一半，此外则为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少量参考书，陈恭禄、蒋廷黻的教材则已作为反动书籍封存。幸好华师历史系系主任田家农到中央党校学习，胡绳为他们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有一个较详尽的教学提纲，田家农赶紧为我寄来一份，我就按照这个提纲编写简要讲义，印发给学生参考。当时中央强调“厚今薄古”，课时的分配上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古代史门当户对，结果是中国古代史为课时不够发愁，而中国近代史却深感课时过多，没有那么多内容可以搪塞。至今回想起来，我仍时有愧疚。幸好1948年我在南京一所私立高中兼任过世界史课程，多少有点教学技巧，所以无论是本科生还是中学在职老师都还愿意听我讲课，这才不断增强继续教学的信心，并且挤出一点时间进行结合教学需要的课题研究。
学术生涯转折：辛亥革命研究与北洋史料征集
中国近代史是个年轻的学科，如同当时国内其他年轻同行一样，初期的研究也是赶潮流，热心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并且花费很多精力研究太平天国的性质与土地制度。直到1960年以后，才真正把精力转移到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196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在武汉隆重召开，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转折。此前我与外地同行学者交往极少，可以说是僻处乡野，孤陋寡闻。正是通过这次盛会，我不仅聆听了许多著名前辈学者的教诲，并且结识了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青年俊彦。我们从此风雨同舟，共同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营建奉献终生。
正是在这次会后，华师领导念我多年苦战在教学第一线，从来没有享受过出外进修的优厚待遇，慷慨地给我两年学术休假，让我借此访师问友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当时，北大与近代史研究所对我都很有吸引力，北大是经过侯仁之亲自联络，邵循正满口答应接受；近代史研究所则是由于范文澜曾经挂名当过中原大学校长，刘大年等已把我看作势在必得的“自己人”。但没有想到更为热心的却是曾任华中师院院长的杨东莼，他在征得华师党委同意后，于1963年春天正式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名义，把我借调赴京协助征集北洋政府时期资料，而北大与近代史研究所只不过是经常联系单位。
从1963年春天到1964年10月，我名义上是协助征集北洋史料，但实际上这方面可做的事情并非很多，无非偶尔陪同章士钊与其几位北洋时期的同僚漫无边际地闲聊而已，真正有价值的史料还是他们自己过去已经发表的忆述。坦白地说，这一年多时间我主要是研究张謇，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札》(即《赵凤昌藏札》)和此前在南通市委档案室搜集的《张謇未刊函札》等相关原始文献，对照《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等已出版书籍，做系统的史料长编与部分笺注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写成20多万字的传记初稿。这就是迟至1986年才改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一书的原坯。
北京之旅使我大开眼界，我不仅得以充分利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与近代史研究所的丰富藏书，而且得以经常向许多学识渊博的师友问难切磋，这将近两年的进修比我读个学位的收获更大，可以说影响了我整个学术生涯。
北京史学界的“朋友圈”
在朋友圈中，首先要感谢李侃与龚书铎。我刚到北京时，为接待重点“北洋老人”(如曾毓隽、邓汉祥等)，陪同他们住在全国政协临时性招待所(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招待所租用的两层楼)，与北京史学界仍然比较隔绝。只有李侃特别热心，因为此前他已与总编金灿然商定，把我与祁龙威等都列入中华书局的重点扶植青年学者计划。灿然虽然生病住院，仍召我面谈一次，多所垂询并给以鼓励。所以每逢星期天，李侃必邀龚书铎一起来看我，多半是在附近的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品茶、抽烟、神聊，中午就在院中活鱼食堂进餐。当时物价便宜，一餐饭加上二锅头还不到一包中华烟的价钱。那时星期天难得清闲，不谈国家大事，更不谈声色犬马，主要是谈书论学，自得其乐，我从他们那里获取许多学术界的最新消息。大约半年以后，“北洋老人”多已回家，李侃遂按原计划安排我住进中华书局潜心治学撰述。中华书局书库本身就有丰富收藏，有些是还来不及整理出版的大型书稿，如《梁启超年谱长编》，对我写作提供极大方便。加以当时集中力量校订二十四史，全国史学大家都聚集在公主坟中华书局幽静的原址，作为年轻后辈，请教问难更为方便，其中唐长孺、王仲荦都成为我的忘年之交。正是在中华书局，特别是筹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期间，我才真正开始融入全国史学界。
李侃豁达大度，急公好义，有古君子风。他明明知道我的张謇传稿在来北京以前已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签约，但毫不计较，只要求为“历史知识丛书”写一本《武昌起义》就算交差，而且还给以优厚的稿酬。1964年10月，我因撰文评价李秀成惹祸，中宣部通知全国重点批判，中华书局对我的扶植计划亦告夭折。但李侃对我的友情始终如一，就在我回武汉接受批判并且又患黄疸肝炎之际，他仍不断寄来北京上好小米，供我作为中医药丸的添加剂，使我的肝功能迅速恢复正常。
李侃比我参加革命早，原先曾在东北局宣传部任机要工作，以后来北京调入中华书局任近代史编辑室主任，成为金灿然的得力助手，与中宣部的几位老领导关系也比较密切，也正因为如此，“文革”爆发他就作为中宣部“黑线人物”横遭批斗。我的另一好友戴逸也因《论清官》一文得祸，大字报铺天盖地。华师历史系有一位曾在北京进修的“造反派”教师，看见这些大字报后联想到我与李、戴关系十分密切，认定我是隐藏在桂子山的中宣部“黑线人物”，甚至把我们在紫竹院把酒论学也视为暗授机宜的“黑会”，公开在大会小会发难，借助所谓群众声势逼迫我“彻底交代”。但是，“文革”十年，我们这些老朋友都是自己做事自己承担，从未牵扯别人以图“立功赎罪”。此所谓道义之交，自有坚守的做人的底线，所以“紫竹院黑会”的爆炸性新闻也就无疾而终。与此相类似的著名编辑还有《新建设》的王庆成、《光明日报》的苏双碧、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他们都是我推心置腹、放言无忌的密友。我们也都“好汉做事自己担”，从未诿过他人或牵连上级领导。这是我们心知肚明聊以自慰的一点小秘密。遇上这些懂行贴心的好编辑，是我学术生涯的极大幸运。
“文革”之后： 理念、方法、路径与风格的变化
好不容易熬到1976年，“文革”总算走到尽头。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自发悼念好总理，声讨“四人帮”，尽管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王庆成仍然给我寄来周总理的著名遗像，我挂在床头日夜思念，热泪湿透枕巾。“四人帮”垮台，普天同庆，京师螃蟹涨价畅销，李侃等高阳酒徒更是持螯尽欢。对于我们这一代曾经的“民主青年”来说，“文革”的结束等于第二次解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且自上而下提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学术界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人民备受压抑而又积蓄已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这是我一生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为丰硕的时期，1981年继合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并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从1979年秋天开始，我又多次应邀前往美、欧、澳、亚许多国家与地区开会、讲学与访问。1990—1993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三所大学连续任教与研究共达3年以上，在促进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结识了一大批风义之交与良师益友，正所谓“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
“文革”前后，我的学术理念、方法、路径与风格发生很大变化。80年代以来，我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阐析，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如江浙)与个案研究(如张謇)。有些人以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同行或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才发生如此明显变化。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很注意对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我自己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作为整体对象，并没有局限于单个的人物与事件。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我是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的研究者，其实这要感谢已故的老师马长寿教授，他在金大作为历史学家开社会学通选课，自然会在我这个历史系学生身上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我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概念与方法早已略有所知。我还要感谢另一位已故老师王绳祖教授，是他在动荡不安的校园为我们开设汤因比史学介绍讲座，使我们对这位大学者的思想体系兴味渐浓。所以，在80年代国内引进西方学术新知形成热潮时，我并不感到十分陌生，反而有故人归来之感。
回顾既往，我在多年史学实践中并非简单借用社会学的概念，而是确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的重点置于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其实这两个特点从张謇研究即已开始显现，只不过长期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难以自由挥洒而已。我们这一代学人生不逢辰，青少年时代基本上在战乱中度过，特别是我自己竟连大学本科都未读完，因此就学术根基而言，实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甚多，上山下乡频繁，很多时间都浪费了，连“勤可补拙”都难做到，何况又常以文字得祸，屡遭无妄之灾，自然难以学有大成。尽管由于历史的机缘谬膺学科带头人之选，但自己究竟有多少学术底蕴，内心经常为此惶恐。我从来不敢以“人梯”自喻，因为缺少必要的学术高度，只能为年轻的后辈充当铺路石子，或者是披荆斩棘的前驱。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很快就从业已成为国际显学的辛亥革命研究先后转入商会研究与中国近代化研究；90年代以后又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而最终又从基督教研究扩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我从不趋时跟风，但却难免喜新厌旧、浅尝辄止之讥，颇似一个流浪成性的行者，经常漂泊在没有航标的江海。我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失误，因为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继者探索新路，扩展更大的学术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治学从来没有驾轻就熟的轻松，经常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必须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永远都在艰难的探索之中。我很高兴，我所开辟的这些领域大多后继有人，而且比我做得更多更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