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泰安人，历史学博士，毕业于我校历史系，现为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与当代台湾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著有《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蒋介石的后半生》等。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南都周刊》“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2006年，陈红民离开我校，加入浙江大学历史系。毫无疑问，他的“离开”带有某种“出走”的深意。从1978年考入南大历史系算起，陈红民在南大历史系前后学习、服务了近30年。在注重“学派”和“师承”的中国近现代史界，作为首个“民国史”方向的研究生，陈红民凭借扎实的资料收集整理功力，一直是“南大学派”的得力干将。
“离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我几乎是带着一种退休心态去的杭州。”7月在南京见到陈红民时，他轻描淡写地解释了自己的这个选择。不过，他在浙大并没有就此“退休”，相反他在浙大又带着一帮学生开辟出蒋介石研究的新领域。“对一个有所成就的学者来说，找什么样的选题，不仅要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同时也得能给学生找饭碗，这里面有一个平衡点，既要前卫，又要有可操作性。”平时让人感觉一团和气的陈红民，说到这里，眉宇间也透露出了些许霸气。
入行：大陆第一个民国史硕士生
南都：很多 “文革”后上大学的历史学家，大多最初的志愿并不是历史系，你呢？
陈红民：我受教育的过程跟“文革”完全重合，1965年上小学，1972年上初中，毕业后就进工厂。“文革”结束后，当时“伤痕文学”兴起，每个年轻人都是文学青年，我也不例外。1978年，我参加高考时，是想报考我校中文系的。但当时我总分虽足够上南大，但专业分数离中文系差了两分，而我历史又考得特别好。当时是要么上南大历史系，要么就去别的学校的中文系。我一直在南京长大，不愿离开，最后还是选了历史系。
所以说，我学历史也是历史的误会。我在南大读书时，一直对文学不死心，只要有选修课，我都选中文系或者外文系的文学课，一度还想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但南大中文系这个专业是隔年招生，刚好我考研究生那年他们不招生，没办法，只好继续学中国近现代史。
南都：本科时你一直对文学不死心，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的呢？
陈红民：我对学术的感觉很晚，但我是那种虽然对一件事不是特别上心，但仍能把它做好的人。要说我真正爱上历史，大概得到40岁以后，之前我能做好，是因为我很敬业，但没有那种热情，当然现在我有这种热情了。
当时南大有资格带研究生的导师，数量很少。中国近现代史就两位，一个是王栻先生，他做维新思想史；另一个是茅家琦先生，主要做太平天国。我考研那年，茅先生说要做民国史研究，他招的研究生也要做民国史，我刚好考上，于是就成了中国大陆高校系统第一个民国史硕士生。
虽然1980年代整个中国思想都比较活跃，但茅先生倡导做民国史仍然非常不容易。在当时主流的史观仍然是革命史，你研究民国史自然会背负很大的压力，很多人会指责你，为什么要研究反革命的历史。
南都：你当初选择做民国史，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呢？
陈红民：没有。我的选择性也很少，毕竟这是新开的专业。比较有意思的是，茅先生也知道学者的分际，因为他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属于近代史，而民国史则属于现代史。所以他并不直接教我，而是让另外三个做现代史的老师带我，所以最后我的毕业论文是由四个人指导的。
另外三个老师，也没有教过民国史。所以，他们给我上课基本是上中国现代史，只是把民国史的内容增加了一些，多讲些关于蒋介石、国民党的事。所以，我常说，我是见证了民国史的成长历程，这个学科的成长和我个人的成长是同步的。
南都：茅先生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陈红民：老实说，他直接在学术上对我的教诲并不多。他并不直接授课，论文也放手让其他老师指导。我上研究生时，茅先生有55岁了，老成持重，加上身体也不好，所以他基本不讲话，对学生也没什么鼓励教育。我们其实都挺怕他，没事不去他家，实在有事，也是跟其他人约好，商量好彼此要说什么。到他家，茅先生从不主动问，我们就开始汇报，讲完后他会问我们，外语怎么样，考试怎么样，古汉语怎么样，之后就没有话了，我们也不敢说话。不过后来工作了，和茅先生做了同事，发现他还是蛮喜欢讲话的。应该说，他心里其实很爱学生，但是没有适当的表达，或者与他的个性有关。但有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是著名史学家茅家琦的学生，这个身份让我们很骄傲。茅先生每篇文章我们都会很认真地读，通过他的文章知道了很多做学术的规范，那种强烈的荣誉感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当时他也在摸索怎样做一个研究生导师，我们更不知道怎样做研究生，不知道怎样跟老师相处，只是害怕，怕他问我有什么书没看。有意思的是，他现在年纪大了，反而很喜欢与我们讲话，反差挺大。
访学：与哈佛-燕京的渊源
南都：你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胡汉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人物来做呢？
陈红民：我读书时发现，在所看到的历史书中，关于胡汉民的记载，到1931年“约法之争”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后来他做了什么，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完全不知道了。询问指导我论文写作的三位老师，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受茅先生严谨风格的影响，我觉得要是能把这段历史考据清楚，那就很有价值，而且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老师们也同意。
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学衡派”，“学衡派”的主要成员是东南大学的一批教授，这些资料都在南大的图书馆。通过这个题目，我渐渐知道了该如何把这些资料弄出来，所以我找材料特别厉害。我确定论文题目后通过找胡汉民的资料，慢慢把其中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而且也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根据这些材料，我就写成了我的硕士论文。
南都：《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应该算得上是你的成名作，当时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陈红民：这还要感谢李新先生，他跟师母对我都特别好。《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写出来后，我其实一点自信都没有，但李新先生叫我寄一本给他看。李新先生读完后，给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张宪文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论文非常好，解决了他长期以来困惑的一个问题—— 对于胡汉民这样属于国民党内的“右派”的人，他既反共，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这样的人应该怎样评价？他还专门到南京来主持座谈会，讨论我的论文。
对于我的论文，包括茅先生在内的其他老师都没有这么高的评价，论文答辩时他们认为文章不错，对胡汉民的评价有点新意，没有考虑到要上升到(涉及到该怎样)评价民国人物多元化标准的问题。我当然更没有这样的意识。这就是学术见识上的差别：我做的是个案研究，而李新先生却能从中看出普遍性的意义。在李先生的推介下，这篇论文全文发表在了《历史研究》上。我的硕士论文能全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是让我倍感骄傲的事情，对提升学术自信有很大影响。
南都：你是在这时就确定要把胡汉民作为你日后学术的主要方向了吗？
陈红民：并不完全是，我在完成《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之后，与其他学者合著了一本胡汉民的传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做这个题目。1985年，茅先生开始研究当代台湾史，当时这是个敏感的题目，没有老师愿意跟他做。于是他就找了我。那时我刚毕业留校，当研究生的辅导员，就约了几个有兴趣的研究生共同来做。1987年，我们就开始做“当代台湾系列”讲座，在南大讲当代台湾政治、经济起飞、乡土文学、台湾电影等等，当时也遇到一些压力，但这个讲座最后还是坚持下来，并且做得非常成功。之后，我们在茅先生领导下，先后出版了《台湾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湾》两本专著，在两岸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我负责其中政治的部分。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我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个阶段。当时非常迷茫，似乎学术上看不到前途。我对人生并没有太大的设计，虽然很敬业，但并不确定什么东西真正适合我。对我而言，一辈子做历史研究，真是有点没准备好，也不死心。
南都：但你的博士论文写的仍然是胡汉民，这是怎样一个转机呢？
陈红民：我的博士论文，原本想研究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复古”现象，当时也做了几篇文章。1996年，我成为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没想到燕京图书馆有那么多关于胡汉民的资料，一下惊喜到有点傻眼了。我就跟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说，研究胡汉民是我最拿手的，我想放弃原来申请时的题目，回头再做这方面的研究。杜维明很支持我，说燕京给所有访问者最大的学术自由。所以1996年到1997年，我花了有七八个月时，呆在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室”，特地买了台当时还很稀罕的笔记本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把这些资料敲了进去。
最后我的博士论文——《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研究》，就是以这批资料为基础写成的。
南都：你在哈佛，同杜维明他们的交往是怎么样的？
陈红民：杜先生与大陆去的学者互动较多，他是哲学家，与我的专业不同。我很佩服他，每次吃饭时我都会跟他说，我今天又在胡汉民的信里看到了什么新东西，他也很感兴趣。他特意提醒要注意研究胡汉民的人际网络。这成为我论文的重要理论分析框架之一。
燕京图书馆收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吴文津从胡汉民女儿那里要过来的，拿过来以后没有几个人看过。他有一次跟我说，陈先生，我实话告诉你，我知道这批材料很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好，你每次跟我说过这封信多重要，那封信多重要，我才知道这些资料到底好在哪里，所以我要谢谢你。
我跟杜维明先生、吴文津先生及他们的下一任关系都很好。现在回过头来看访问哈佛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经历。我在那儿一年，找到非常有用的材料，接触到很多学者，开了眼界。我有非常深的哈佛情结，哈佛—燕京的制度非常好，他们虽然钱不多，但资助的都是从其他途径比较难得到钱、没有去过美国的人文学科学者。他们强调的一点就是提供美国的“学术经验”。杜维明说过，他觉得来访的学者能认识一些美国朋友，得到一些美国生活的经验，这对以后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不过我比较特殊，我前后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过四次，都是由他们资助的，这是之前没有过的特例，也算是一种殊荣。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做得比较好的缘故。到现在，我跟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18年的相互联系了。
兴趣：主要做历史人物研究
南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研究》这本书，在两岸史学界影响都较大。它除了你之前强调的扎实的资料整理外，似乎在理论上，你也处理得比较好，有一个完整的架构在其中。
陈红民：过去我的研究，理论性不是那么好，考据、考证之类的我会做得比较好。胡汉民的这批函电稿，不仅没有标点，还有很多代号，比如胡汉民说，我们要把A、B杀掉，这个A是谁？B又是谁？如果A是蒋介石、B是汪精卫，那这封信的意义就不一般了。做这些考证非常花功夫，我这本书的基础就是解读这些密码。
高端的部分，就是注意胡汉民的人际网络，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从这本书开始，我开始有意识地分层次去理解胡汉民的人际网络，去理解他和别人的交往，而不是单向地讨论这两个人的关系。后来也有很多人受我的影响，把一个人作为中心点，不再是单向研究一个人和几个人的关系。对我而言，这本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我45岁之后才觉得研究历史和人物有点味道，50岁以后写的文章才比较好，基本上能达到“我笔写我心”的程度。
南都：你主要是做历史人物研究，这是不是跟你的阅历增加也有关系？
陈红民：历史需要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基于材料的理解，也是基于研究者阅历、经历上的理解。毕竟现在能走进我们视野的人物大多是大人物，你可能在职位上永远也达不到他们的高度，唯有年龄可以逐渐接近。我们在20岁时，只能用“对”和“不对”的两分法来简单评判，绝对不能理解50岁的人是怎么考虑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到50岁以后的文章才写得比较好的原因，只有到这时候，才能真正走近历史人物的内心，了解真正的情景。你也不会再简单地用两分法、是非对错来评判，你会想到他这样做不对，但在他当时处境下，或许确实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选择。
南都：对于民国史而言，现在是否能说，它已经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学科体系？
陈红民：如果从整个面向，包括李新先生在1970年代初期提出的民国史的内涵、外延来看，我们早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设想，民国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至于如何完善学科体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应该说，民国史现在正处于上升到“断代史”的阶段。大家实际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只是没有人提出来，每个人都在“埋头拉车”，做自己的学问。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李新先生他们当年在没有任何基础之上建立起了这个平台，我们现在更应该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搭建一个新的平台，开创新的领域，这样也有利于后来者进入。我们当时做民国史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刚刚转入这个领域，我们和他们几乎同时起步，你可以随便找个题目占山为王，成为专家，但是现在已经很难这样找题目了，好题目都已经被人家写完了。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它的新增长点和活力不够了，但规范性很强，如果没有在大的方面有突破的话，在小的方面突破意义也不大，只是增加数量而已。
南都：你在南大期间，应当算是“南大学派”的一员猛将，对于你，是否有一个从“南大学术圈”逐渐走出的一个过程呢？
陈红民：我们的成长过程是在老师的光环下进行，老师有个学术圈，他把你带进去，就已经提供了一个大平台。“南大学派”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因为有很大国家级的项目，都是由团队完成。当时的情况就是“大师加团队”，有一个张宪文先生这样的大师，加上我们这些学术能力比较强的“小喽啰”。不过我自己清楚，必须在这个团队里有自己的课题与专长，否则会一直被大师的光芒遮住。你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不能淹没在人流中。我的路数跟整个团队的也略有不同，我的看家本领就是整理史料，下死功夫，我把这个用到了极致。2006年我去浙大，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当初决定去浙大，完全是基于个人生活体验，我从小生活在南京，几乎都没换过地方，当时只是单纯想换换地方，并没有学术上另辟蹊径的考虑。
结果到了浙大，发现两所大学的学风完全不同，南大是文理科厚重，有人情味，强调坐冷板凳下死功夫；浙大原是个工科为主的学校，很多人批评它工科思维，急功近利。但我到了浙大以后，发现工科思维也有可取之处，强迫你转型，要立竿见影，能马上行动。对于我这种文科思维已经深入骨髓的人而言，在某些程度上转换成工科思维也是好事。我现在做事比从前果敢，有想法就投入行动，做起来再说，不再瞻前顾后。应该说是到浙大后的进步。
转向：开始蒋介石研究
南都：你到浙大之后，就开始研究蒋介石？
陈红民：我去浙大时，张宪文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去，我说在南大已经20多年，实在是待得太长了。他说你才待了不到30年就厌倦了，我都待了50年还没厌倦。我跟他说，张老师，你50年不厌倦，这是一种精神，我做不到。我教书做研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换个学校就是换个地方生活。我基本上是用退休的心态到那边去的。
到了浙大以后，我觉得总得找什么选题做，当时考虑到蒋介石是浙江人，加上我长期做民国政治史与胡汉民，也看了很多关于蒋介石的资料，判断蒋介石研究可能是热点，所以就决定在浙大做蒋介石研究。应该说，蒋介石研究，是整个民国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是个标杆，但一直以来，学界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都是在边上绕来绕去，不敢捅破。2007年，我们也是顶着压力，成立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到现在，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全面开放，蒋介石研究已不是学术禁区了。
南都：应该说，现在的蒋介石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显学。包括杨天石、黄仁宇都有相关的著作。你现在在浙大所做的，同他们有怎样的不同？
陈红民：对蒋介石学术研究的进步，是史学界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杨天石先生在内的许多前辈，做出了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三点：首先，我们是一个团队在做，有专门的机构，阵容较强大，我们邀请了全世界所有蒋介石研究的优秀学者，包括杨天石先生做我们的客座教授，来指导交流；其次，我们的目标是做蒋介石研究的国际化和学术化，我们把整个的研究放到学术领域去。因为蒋介石研究不怕不普及，只怕太普及，我们是学院派，也要国际化，到现在，我们已经组织了两次大型国际会议，我们希望能实现最高端的合作；第三，我们的研究机构叫做“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是把蒋研究置于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不局限于他个人。与此同时，我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机构，有意识地带动整个研究队伍，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资助青年学者的计划。
南都：其实这样看来，你对未来在学术上的位置，还是有一定期许的。
陈红民：老实说，我的自我期许比较低，毕竟原来对历史研究没特别深的爱好，上大学前都不知历史研究为何物，天分也不够，有今天在学术界的地位已经很满意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把蒋介石研究踏踏实实往学术化、国际化上面走，我未来的目标是写出一本最好的蒋介石的传记，在学术上能留下来的东西。另一个工作是，要把蒋介石的资料重新收集起来，建立蒋介石的资料数据库。
之前的蒋介石传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蒋介石传不是他个人的传记，通常把很多不是蒋介石的事情说成是蒋介石的，比如国民政府、国民党集体决定的事情，并不都是蒋介石的事情，毕竟他还数次被迫下野过；第二，蒋介石本身是个个体，除了政治之外，还有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宗教、读书、人际交往、家庭生活、心理特征、处事方法等等，过去的研究就是把蒋介石与政治、经济、军事相联系，没有注意到他首先是个自然人(他首先是个个体)，然后才有附着的社会属性，如是个军人、国民党的领导人等。以后写蒋介石传，我就会注意到这两方面。
除此之外，对于1949年以后的蒋介石，我们也知之甚少。有意思的是，对于历史人物，我们非常讲究盖棺论定，但你却不去研究台湾时期的蒋介石，那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会公允。实际上，台湾时代的蒋介石和大陆时代的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研究台湾时代的蒋介石就显得愈发重要。
我好在当时跟茅先生做过1949年以后的台湾研究，对这方面很熟悉，完成了《蒋介石的后半生》。当年被迫研究台湾史对我也是很有好处的。
同题问答
现在主要进行什么研究？
陈红民：总体上是关于蒋介石，具体是资料的整理和收集工作；第二个就是研究蒋介石和人的关系，跟胡适、陈诚等的关系。
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陈红民：专业书的话是李新先生的《中华民国史》，历史书的话《万历十五年》、还有美国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李宗一的《袁世凯传》。
你认为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陈红民：坚持，看不到头的时候要坚持；其次是会做人，自助天助，即使做历史研究这样个体化很强的东西还是要靠别人，我觉得我能在史学路上走到这一步，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断有贵人相助。
到现在为止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陈红民：最满意的应该还没写出来，已经写出来的是《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研究》。
你的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陈红民：每天晚上工作通常到12点。除了工作以外就是看书。我自己觉得有两个很好的习惯，一是锻炼身体，一有时间我就会去游泳，已经坚持有很多年了。第二个就是我通常会有个计划，比如规定在这一段时间要写多少字，看多少书，未必能全部完成，但是不完成的话会有点压力。有规划比没规划好很多。
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