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24 10:17:35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胡须俗称胡子，是男性成熟的标志和象征，常被用来指代男子，如“巾帼不让须眉”，就是用胡子和眉毛来代表男性。当然也有女人长胡子，在欧洲中世纪这些不幸的女子被称为“狼女”，遭到社会的歧视，直到19世纪民间还流行这样的谚语：“应当提防留胡须的女人与求和的敌人。”与之相对的另一特例是男人不长胡子。《黄帝内经》将天生不长胡须的男人称为“天宦”，他们“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过去宦官在被阉割后就长不出胡须，而“天宦”则如同天然之宦官。不过“天宦”有着正常的生育功能，只是在外貌上男人女相。据古代相面术称，这种人大多心机沉重，遇事隐忍不发，下手刻薄狠毒。这当然是当不得真的无稽之谈。
除这些特例外，大多数男子在成年后都会长出胡须。胡须是统称，具体而言有须、髭、髯几类。古人言：“在颐曰须，在颊曰髯”，通常把长在下巴上的胡子叫“须”，长在上嘴唇的叫“髭”。髭须茂密，包围了口唇，则称“髯”，卷曲的称“虬髯”（古代戏曲中有个“虬髯客”就是因其外貌而得名），当然髯可以扩大到连鬓胡子，又称络腮胡。
男权力量的象征
在古代犹太人的观念中，胡须被看作是力量的化身，是神赋予的男子气概的象征。《旧约·列王记》记载：为了侮辱犹太人，与之为敌的阿莫尼特人将犹太大卫王派来的使节的胡须剃了一半。而在埃及胡须象征着权力，只有法老才拥有蓄须的权利。如果法老脸上胡须不够多，就要用假胡须粘在下颌，甚至连女法老也采用这种面部装饰，以示其统治的合法。比如古埃及第18王朝的著名女王哈特舍普苏特的雕像上就有下垂的长胡须。
有人在解释历史的盛衰兴亡时将胡须与国运联系在一起，认为罗马帝国的崩溃是罗马人勤于刮胡子的后果，热衷剃须且爱洗澡的罗马人娘里娘气，结果被留胡子的蛮族打败。而且古罗马浴场中还盛行去除体毛的习俗，洗完澡要用镊子一根根拔掉身上的汗毛，弄得在浴场门口就能听到里面拔毛时忍不住疼的喊叫声。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古时期，男子又普遍流行蓄须，并颇加珍爱。《乌托邦》的作者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上断头台时，对行刑者说：“我的胡子没有犯罪，请不要切断我的胡子。”说完撩起胡须，延颈受戮。
在世界历史上与胡须相关最有名的事发生在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改革时期。19世纪末彼得一世从西欧考察后回国，便开始了一场围绕胡子而进行的斗争。彼得刚回国，贵族们都来见他，不料彼得突然拿起剪刀把他们的长胡子当场剪掉。当时俄国贵族大多过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懒洋洋地拖着长袍，留着大胡须，垂到胸前，还要对它精心梳理，小心翼翼，一根也不能脱落，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装饰品”，是俄国人区别于外国人（当时西欧剃须之风渐盛）的标志。而在彼得看来，这正是俄国保守、落后的象征。后来他还发布命令，谁要留胡子必须出钱购买“留须权”，富商每年交100卢布，领主和官吏交60卢布，市民交30卢布。农民可以留须，但每次进城要交一戈比。政府还专门制作了一种小铜牌作为收据，上刻“须税收讫”，留须人把它挂在脖子上，作为合法留须的凭证。铜牌上还有铭文：“胡须是无谓的负担。”
根据俄罗斯的传统，胡须被视同男子汉的气概，而没有胡须则被视为如同女人。所以在彼得一世去世后，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此禁令就不再坚持，很多俄国人又以蓄须为荣。即使在后来苏联革命时期，无论是列宁的山羊胡，还是斯大林的八字胡，都各有特色。苏联最早一批的五个元帅中有个留着大胡子的布琼尼。此人骑兵出身，曾率领骑兵第一军在三年国内战争中屡立功勋。但在苏德战争初期，他身为西南方向总司令，却因对现代作战方式不熟悉，指挥不力而遭致苏军的大败。斯大林嘲笑他“胡子很大，脑袋很小”，后被贬为养马总监，担任类似“弼马温”一般的闲职。
胡须还能收获民意和选票。林肯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曾收到一个女孩的来信，信中写道：“如果您把胡子留起来，我就能让另外两个人也选您。您的脸太瘦了，留起胡子就会更好看。所有女人都喜欢胡子，她们会让她们的丈夫投您的票。”另一种说法是这个女孩答应要让她的四个哥哥在林肯蓄须后投他的票。据说，林肯便开始蓄留了一脸又浓又密的胡子。也许他的当选，与胡子不无关系。
“美髯”与“溜须”
在中国古代，男子蓄须的历史也很长。《庄子》中将“髯”列为八极之一，此处的“极”说的是人形体的优异之处。在古代男子中，论须髯最有名的要数关羽（关云长）。三国时，关羽横刀跃马，青须飘飘，“髯长二尺”。在《三国演义》中对关羽的美髯有一段描写：操（曹操）问：“云长髯有数乎？”公曰：“约数百根。每秋约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纱囊裹之，恐其断也。”操以纱锦作囊，与关公护髯。次日，早朝见帝（汉献帝）。帝见关公一纱锦囊垂于胸次，帝问之，关公曰：“臣髯颇长，丞相赐囊贮之。”帝令当殿披拂，过于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唐太宗李世民的脸上也多须，“虬髯壮观，人号髭圣”。有一天，唐太宗手下的大将李勣得了急病，唐太宗非常着急，请了最好的医生给他诊治。医生按脉后说：“这种病要治好，要用胡子烧成灰做药引。”医生的话刚说完，唐太宗已一剑割下自己的胡须说：“就用我的胡须做药引。”李服药后病愈，当他知道实情后非常感动。风流潇洒如苏东坡也有“髯苏”之称，但也有人说，苏东坡虽有“髯苏”之名，实际胡须并不多。
对中国古代成年男子是不是都留有胡须，几十年前还有场争论。北大教授王力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一篇文章，称在古代“身为男子必须留胡子”。这一说法遭到当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任职的沈从文质疑。沈先生写了一篇题为“从文物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认为，从大量留存至今的文物来看，时代不同，古人“并不一定必须留胡子”，尤其是魏晋以来，有很长时间“胡子殊不受重视”，可能与“年青皇族得宠专权有一定关系”。而且史书中也写到西汉的张良“貌如妇人”，陈平“美如冠玉”，显然他们都不留胡须。沈从文还顺带谈到，不同时期男子的胡须式样也不同，“战国人的胡须像倒过来的菱角，向上翘一点；两汉人的胡须是长长的左右两撇，显得威严庄重；到了隋代，则要按不同人的身份，把胡须修成辫子”。
另外还有一则材料也说明在古代男子并非人人留须。据《孔丛子》记载，孔子的后代子思就没有胡子。子思到齐国，齐国国君见子思没有胡子，便指着身边一位有着“美须眉”的臣子说，如果相貌可以互换，我不惜将此须眉让给先生。子思正色回答：一个人是否贤明，在德不在貌，且吾先君无须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意思是说，他的祖先孔子虽然不长胡子，但天下的王侯并不因此降低对孔子的尊敬。不过在后人绘的画像中，无论是孔子还是子思都有满口的胡须。如果画一个下巴光光的孔子，大家会觉得不像。
20世纪初，清朝灭亡，政权更替，中国由古代过渡到近代。时代变迁，社会风气相应也在改变，剪辫易服，男人脸上的胡子变得稀疏起来。大多数人下巴上的胡子不见了，蓄留的多是唇上的两撇，由大胡子变为小胡子，难得见到飘逸的长髯。大家的功夫都用在保留的两撇胡须上，或长或短，或密或疏，或垂或翘，各显风采。当时有人用胡子来分辨袁世凯之后民国的四位大总统：黎元洪是“一对剑髯”，徐世昌是“两撇垂须”，曹锟是“倒生杂草”，冯国璋是“满嘴狗毛”。黎元洪是八字胡的代表，徐世昌是山羊胡的代表，曹锟是牛角胡的代表，冯国璋则自成一派，难以归类。
大帅蓄起小胡子，下属上行下效，也蓄起胡须。连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也因担心被人轻视，纷纷蓄须。卫立煌24岁在粤军就当上了营长，经常被戏称为“小营长”。为表示老成，他开始留胡须，这一蓄就是三十几年。1955年卫立煌由香港返回北京，为避免国民党特务暗杀，这才将胡须剃除，易容以求安全。当然，蓄须还有其他功用，比如京剧大师梅兰芳，面对日寇的侵略，也曾留胡子，“蓄须明志”，拒绝在敌占区登台演出，因为他演的是旦角,一蓄须就无法上台了。民国初年还有一件与名人蓄须有关的趣事，与当时的政治活动有关。1917年，在辫帅张勋的扶持下，清废帝溥仪复辟。康有为为复辟出力不小，很想谋个宰辅之类的高职，但他在赶来北京时为化装把胡子剃掉了。清室的瑾太妃说：“历代以来从没有不长胡子的宰相。”只给了他一个弼德院院长的闲散职务，还传谕康有为赶紧蓄须，等到胡须满腮时再就高位。康有为闻知心急如焚，派人在城内到处买生须药水，每天涂抹十几次，还不停地照镜盼须。没想到复辟王朝短命，只维持了十几天，直到复辟失败康有为的胡须也没长出多少。
在一片只留小胡子的风潮中，也有人逆流而行，照样留大胡子。比如于右任，他的一口大胡子，长长密密，飘飘若仙。话说有一天有个孩子问于右任，他在睡觉时是将胡子放在被子外面，还是放在被子里面。于右任一想，还真没在意过这件事，便在当天晚上睡觉时将胡子放在被子外面。不一会儿，他发现很不舒服，又将胡子放到被子里面，可又觉得不自在。就这样，整个晚上于右任为胡子放在被子里面还是外面辗转难眠。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难以确定，因为有人说故事的主人公是画家张大千，他也有飘飘然的大胡子。还有更早的来源，说是在北宋年间，仁宗皇帝问也有“美髯公”称号的蔡襄同样的问题。蔡襄回答不出，也是弄得一晚上没睡，把胡须在被子内外反复试验。苏东坡得知此情后还写了一首诗：“譬如长髯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无著处。”
另外，有个叫“溜须拍马”的成语也与胡须有关。据《宋史》记载，真宗时，寇准曾做主考官，录取了一名进士叫丁谓。等寇准做到宰相时，这位门生一路升迁，当上了参知政事，成了他的副手。其升迁快的诀窍是此人很会迎合上意。某日，寇准在吃饭时胡须粘了汤水，丁谓为之揩拂，即溜其须。寇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且羞又恼，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以至后来有了构陷寇准的事。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与胡须有关却无须可“溜”的故事。明朝权势熏天的大太监王振自然没有胡子。有个户部侍郎甘愿当王振的干儿子。王振在见面时问他为何没有胡须。此人说：“爹爹无须，儿子岂敢有须。”这是无须的溜法。
“仁丹胡”与“卫生胡”
在民国初的北洋时代，最为流行的是曹锟蓄的牛角胡。牛角胡据说是由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带头蓄留而大为流行，此后东传至日本（也有人认为是日本本土的产物），再由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带回到国内。威廉二世的牛角胡剃掉了下唇以及络腮部位的胡须，对上唇的胡须两端用油脂（须胶）固定，刻意向上高高挑起。这种胡须又称“威廉须”或“凯撒胡”，维护打理颇为不易。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是这种牛角胡的改造版，胡子由长变短，两边也不高高挑起。
关于牛角胡的来历，鲁迅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就有了。他写过一篇题为《说胡须》的文章，说他在游西安时，到孔庙看历代皇帝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经鲁迅考证,证明中国古代的胡子样式本来就是两边向上翘的，只是到元明之后才向下拖，而且那拖下的胡子是蒙古式的，由蒙古人带入中原。当时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鲁迅虽然留着跟老祖宗一样的胡子，却被说成留的是日本胡须。
不多这种牛角胡在民国初年的复兴确实与日本有些关系，人们常在日本推销仁丹的药品广告上看到这种胡子，因此称之为“仁丹胡”。当时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墙上很多地方都画着一幅有着军人半身像的仁丹广告。据说这实际是日本侵略军的路标。它的秘密在人像的两撇胡子上：当两撇胡子微微上翘，说明此路畅通无阻；当胡子的左角下垂，说明左转不通；当胡子的右角下垂，说明右转不通；当胡子的两角都下垂，就是死路一条。在发动侵华战争前，日本人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画满了这种仁丹广告。不过现在从各种迹象判断，这种靠“仁丹胡”指路的说法看来只是当时的一种传闻，尚不足为信。
大致说来，大多留有“仁丹胡”的中国人都有留日或是旅日的经历。不过，在中国留“仁丹胡”也有风险。“五四”运动期间，民众的反日情绪高涨，上海地区进而产生了“日本人投毒”的传言。1919年6月10日，时任浙江督军署少将谘议兼驻沪调查员的官成锟着便服外出，在行至康脑脱路（现康定路）时，因其留的日式“仁丹胡”特征明显，又穿着西服，被蒋六根等人误认是日本人，并被当做投毒的嫌疑犯。由于官成锟只会说浙江台州话，与上海话互不相通，双方一时难以沟通，蒋六根等人手持农具与之殴斗。官成锟在混乱中***，死于他令人生疑的“仁丹胡”。
与之相似的还有一种日式胡须“卫生胡（可能是因为这种胡子面积小便于清理而得名）”。在今天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常能见到这种胡子。剧中日军军官的上唇，以人中为中心，往往留着厚厚的方块胡子。这种又被称为“板刷胡”的胡子造型，也见于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的唇间，并已成为他的经典造型。据说这种胡子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为方便佩戴防毒面具从八字胡改进而来的。在德国留“卫生胡”的人并不多，而在苏联红军的将官中留此胡须的人却不少。日本人则是在所谓“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将之学来。与“仁丹胡”一样，“卫生胡”也曾在中国流行。如在西北军的将领中就曾风行过，恐怕是冯玉祥与苏联一度合作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卫生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逐渐变成日本人特有的象征，于是很多留这种胡子的中国军官纷纷改变胡须款式，以致在我们今天看来，“卫生胡”已成为日本侵略者特有的标志，因而其式样也是那么丑陋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