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全球气温变暖的作用，正当春季的4月，空气中已弥漫着炎夏的气息了。4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有机会去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关于汉族形成历史的国际研讨会。飞机抵达San Francisco机场的时间正是起飞的时间：23日上午。凭空多赚了一天，让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愉悦。San Francisco在中文里有两个译名：一为音译，称三藩市；一作意译，曰旧金山。一百多年前来自中国的苦力们在此地登岸后，被带去淘金、筑路，据说斯坦福大学就是由通过修铁路而大发其财的斯坦福先生捐建的。
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很美，蓝蓝的天，灿灿的阳光，成片成片的树木，绿地上随处可见晒日光浴的MM。因为提前两天到达，第二天一早，我便去了胡佛研究所查阅目前备受关注的蒋介石日记。
大会开始于24日，历时三天，共有41位学者作了报告。在北美，围绕这么专门的题目，能聚集如此众多的来自各国的学者，算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令我吃惊的是，会议的组织者T. Mullaney先生年纪还不到30，他和法国、澳大利亚的同行结成了一个研究小组，研究“汉”（汉人、汉族、汉民族）这一世界最大族群的历史，以及有关“汉”的历史的表述问题。大概近年我在该领域发表的若干论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所以素昧平生的我也获邀参加了这次主要是人类学者出席的大会。
会议准备得很周到，一个月前，大部分会议论文就传到了代表们的手上。因此，代表们在会前就能事先阅读有关论文，预知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汉”这一名称源远流长。公元前202年，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落败后，刘邦取得了中原天下，建立了汉朝。从此，“汉”成为中原居民的符号。回顾往昔，我们不应该忘记“汉人”曾经是一个“他称”——周边居民对中原居民的贬称。在部落族群之间的对立争斗中，不断出现“汉儿学得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司空图）的一幕。“汉人”指称的对象往往暧昧不清，在元代，被纳入“汉”这个话语装置里的就有女真人、契丹人和朝鲜人等。长期的搏杀也造成了意外的结果：相互融合。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汉”仿佛是一个不断滚动的雪球（Snowball），不断膨胀和强化。以“雪球”来形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发明。
另一方面，从中国外部来看，随着安德森（B. Anderson）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说席卷全球，论者们多倾向于从这一角度来观察“汉”，对其进行“解构”（deconstruction）和“转位”（dislocation），以便在碎片般的、混杂化的和多样性的“雪花”（snowflakes）中寻找“汉”被建构的历史。这次会上学者们提交的论文，既有关于“汉”的不同表述的考察，也有关于汉及其相关民族的田野追踪。“汉”的历史被相对化了。那么，摆在今天的学者面前的历史，是否真如怀特（H. White）所说的那样，是一部“没有底本的抄件”（a copy without original）呢？对此，王明珂先生尝试了第三种解释的可能性。他提出了“华夏边缘”说，由此来观察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在不同族群有关“英雄祖先”和“弟兄民族”的历史传说中，他发现了“汉”和他族之间所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若明若暗、亦即亦离的关系。
历史如江河，有主流与支流，有明流和潜流。在此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讨论了20世纪初黄帝叙述中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作为民族符号的近代黄帝，既上接《史记》以来的叙事传统，更与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进的民族建构密切相关。阅读蒋介石日记，不难窥见一鳞半爪。蒋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里自勉道：“临难毋过免，不愧为黄帝之子孙”(1936年12月18日)。回到南京，蒋决定软禁张学良后，在日记中辩解道：“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之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12月29日)。
24日会议结束，次日该准备返程了。但是，此前翻阅的蒋介石日记仍然萦系于脑海而挥之不去。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故纸堆的人来说，轻轻放过身边的“历史”是痛苦的。于是，我谢绝了大学时代的同窗为我安排的参观计划，决定再去看一日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从1917年开始记日记，直到去世前的1972年，50多年间几无中断。一个甲子前，蒋介石败亡台湾，从此一海之隔的大陆可望而不可及；一个甲子后，蒋介石日记被其家属捐赠给胡佛研究所，而今直把他乡作故乡。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阅览室里，那些翻阅着绿纸文书，手持铅笔而疾书不止的，不要问，即知是在阅读蒋介石日记。现已公开的蒋日记是1945年以前的日记。在有限的时间里，应该阅读哪些内容呢？我选择了蒋介石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关键时刻——几次“事变”前后的日记。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次日日记写道：“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可见，蒋被说成是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并不冤枉。
1937年7月8日凌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他认为日本不敢开战，故而主张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促使以“倭王”为首的帝国政府约束华北日军。月末，在“本月反省录”中，蒋反省道：“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对倭外交，始终强硬，其间不思运用。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准倭筑津石路，则至少可有一年时间展缓准备，亦较完密。此则余对于外交政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从这一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蒋甚悔当初对日采取强硬外交。
1937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一周年的日子。在咀嚼过一年前那个令蒋不堪回首的日子之后，东望首都，蒋在日记里写道：“本日南京唐守备（指唐生智——引者）处已无人接电话，敌已过江，占领浦口，则南京恐已无守乎？”次日续曰：“本日闻南京尚在战争中，此必我官兵被围不屈，作壮烈之牺牲也。夜得报，唐已到临淮，闻各师长皆已渡江，浦口、浦镇与乌龙山皆未被陷也。”此时，日军正在屠城，蒋依旧每日记日记，但绝无南京字样。首都南京的沦陷对蒋来说堪称奇耻大辱。
阅读过蒋介石日记的人，大概都会对字里行间散发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感到震惊。1928年“济南事变”以后，蒋对日本恨入骨髓，从此每日在日记里必特书“雪耻”二字。“九·一八事变”后在与日交涉时，他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1931年10月20日）北平沦陷的次日，他愤书：“雪耻。试看暴日究能横行到几时！”（1937年7月30）然而，与这种对日“雪耻”之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其对日退让政策。如何阅读蒋的“雪耻”话语，涉及如何给蒋进行历史定位这一重大问题。此次阅读蒋日记，前后共两日，除偶尔如厕外，分秒必争，手抄凡1万5千余言，日后当著文以释蒋之“雪耻”话语也。
“我经历的最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The coldest winter I ever spent was a summer in San Francisco）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如是说。的确，位于海湾的旧金山，一日之间，温差极大，热若夏天，冷如冬日。虽然，旧金山“最冷的冬天”是不会下雪的，当我作别旧金山时，却仿佛置身于大雪纷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