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9日，仙二104教室座无虚席，来自日本德岛大学的葭森健介教授为同学们作了题为《“共同体论”与“儒学社会主义论”——谷川道雄与沟口雄二的“公”“私”观念》的精彩讲座。讲座由ok138cn太阳集团529张学锋教授主持和翻译。
谷川道雄和沟口雄二都是日本国内研究中国史的著名学者，同时也都是葭森教授的老师。葭森教授自述正是在本科老师沟口的推荐下报考了谷川的硕士，可说是两位学术界巨擘的联系纽带，行事作风与学术研究都深受两位恩师的影响。随后葭森教授介绍了作为中国史专家的谷川道雄的研究著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和《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以及汇聚了沟口雄三对近代思想的研究成果的《沟口雄三著作集》。
葭森教授首先回溯了日本近代学术史，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开创者福泽谕吉。福泽一反江户末期对于西方殖民的对抗政策，提出“文明开化”亦即“脱亚入欧”的观点，倡导模仿西方的近代化建立市民社会，反对中国传统儒家，将其视为近代化的障碍。而学习西方历史理论的结果则是，早在二战以前，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念便逐渐成为日本东亚研究的主流。二者研究领域与基本思想并不相同，但他们对东方社会的认识却惊人地一致——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和社会发展的停滞是其两大特点；而欧洲则经历了古代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近代民主制的历史阶段，西方先进与东方落后的认知在这种差异的比对下逐步形成。二战前的日本正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认为近代化成功的自身应该帮助没有近代化的亚洲，并以此为借口侵略亚洲。
战前及战时一切以天皇为中心、按天皇神话撰写历史的惯例随日本的战败遭到怀疑，二战后日本国内历史学者开始了深刻反省。在对亚洲是否特别落后的再思考和对日本历史的皇国史观的批判中，重新确立了研究亚洲历史发展阶段的学术方向。葭森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日本学界两大学派“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这两个学派都围绕“国家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葭森教授认为，“京都学派”的学者是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提倡“唐宋变革论”。
作为“京都学派”的代表学者，谷川道雄和沟口雄二都对东京学派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在此之前，谷川先生和沟口先生的老师宇都宫清吉曾提出过“共同体论”，而谷川先生和川胜义雄又将其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豪族”是在东汉时期出现的，随着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急剧尖锐，正常的生产活动无法进行。这时豪族内部也开始分裂，自耕小农民就会倾向于具有“公”心意识的豪族，并逐步形成建立新共同体的舆论。葭森教授解释道，倾向于建设好共同体谓之“公”，为私利不惜破坏共同体谓之“私”。由政权初立时“公”的性质到后来逐渐私权化、最后趋向于建立新的共同体，经济的发展是促成其转变的主要原因。个人私欲爆发，人们为了自身利益，而破坏公利益。社会就会出现抛弃旧共同体，建立新共同体，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日本学界战后对中国的研究的出发点皆出于这场战争。沟口雄三对中国史的研究以及对共同体的考虑也与自己的战争体验密切相关。因为有被强征入伍的经历而开始思考国家是什么，以及个人如何与共同体发生关联。中日战争期间沟口在小学学习，看到日本军队屠杀中国人的照片，对当时日本政府“灭私奉公”等口号产生疑问，在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明清思想发现日本与中国的儒教思想差别很大。沟口先生通过对李贽、黄宗羲等人的研究，认为日本的儒学同中国的儒学并不一样。在中国“公”指的是天理，是社会大多数人的穿衣吃饭，“私”是小众，是那些不考虑人民利益的皇帝。而在日本，“公”却是指天皇与政府。在二战期间，“灭私奉公”的极端指向甚至可以说是牺牲全国人民为天皇服务。日本的儒学是错误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将日本引上了战争的道路。
同时沟口雄三批评了以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为背景和依据的儒教资本主义论。认为中日儒学不同，中国的儒教思想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而会对社会主义产生影响，从而提出了“儒教社会主义论”的概念。
在讲座的最后，葭森教授与同学们分享自己在恩师身上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两点——时常思考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学习其他文化以反观自己的文化。他们研究中国，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日本。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葭森教授对于同学们提出的关于日本“武士道”精神与日本儒家的关系等问题，都一一作了回答。葭森教授与张学锋教授和同学们的热烈互动一直延续到讲座最后。据悉，葭森教授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四代学者，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与内藤湖南研究。张学锋教授作为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
（新闻中心学生记者 庞茜媛 曾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