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4日，由前韩林大学校长、所长李相禹率领的韩国新亚细亚研究所专家、学者访问我校，ok138cn太阳集团529张生院长与他们亲切会见。下午，由我校国际关系研究院与该所在国家南海问题协同创新中心会议室共同举办“中韩战略对话”学术交流会，来自中韩两国的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的议题包括东北亚安全秩序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两部分。我校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洪邮生教授与韩国世宗大学理事长、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共同主持了本次对话会议。
会议采取交替发言的方式进行。国际关系研究院、ok138cn太阳集团529边政研究所副所长郑先武副教授首先围绕“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这一主题，从成就、不足与潜在突破三方面阐述了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看法。他指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其作为一种全球性大国协调机制的性质上。但是，这一外交目前仍存在着议题上局限于“软安全/非传统安全”，角色上突出调解者、追随者、规范接受者，而缺乏规范设置上的作为，影响力上在区域与次区域层次的作用有待强化等不足。他指出，其原因不仅有东北亚大国林立的权力格局等外部因素，还有二战以来韩国外交素来依赖性强而独立性弱的内部原因。因此，韩国中等强国的潜在突破需要综合运筹韩国立足东北亚区域、发展自身参与的“MIKTA”等中等强国组织及继续强化韩国在G20中的参与。最后，他还提出了“六方会谈中韩国在议程设置上发挥了何种推动作用”的问题以求教方家。
韩国外交部政策企划室室长崔泳衫回应了郑先武副教授对韩国中等强国的发言。崔室长从成员国身份与作用的不匹配角度解释了韩国为何运筹“MIKTA”这一组织。他认为，“MIKTA”的五个成员国（墨西哥、印尼、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都是G20成员，五国的GDP居全球第14-18位间，但又都不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及金砖国家，因而五国为国际社会作出显著贡献的预期与现状差距明显。“MIKTA”的建立正式基于这种身份与作用的不匹配，旨在强化五国间合作，并为全球其他被忽视国家发声。
韩国前总统对外战略企划官、成均馆大学金泰孝教授也回应了郑先武副教授的提问。他坦言，六方会谈是一个失败的会谈，他认为会谈各方不一致的目的是失败的根源，并据此建议除朝鲜以外的五国进行必要的合作，如欲使会谈重启，则五国必须达成一定的共识。最后，他也向在座中方学者提出了三个问题：若朝鲜半岛统一，中方希望看到怎样的韩美、韩中关系？中方如何认识在共同应对日本上中韩未来可能的合作？在中国意图重建南海秩序而美国希望维持南海现状的当前，中方如何看待南海问题？
国际关系研究院刘立涛副教授回应了韩方的提问。对于韩方的第一个问题，刘立涛副教授指出，朝鲜半岛无论是以和平还是战争的方式统一，统一后的半岛都需要集中精力管理内部事务，即使是和平统一，两德统一的先例也说明内部建设届时将耗费半岛的大部分精力。对于中国处理周边安全秩序的能力，刘立涛副教授认为，中国虽未必有绝对的处理能力，但无疑有相对的优势实力，因而中国届时对韩美同盟有展现自信的能力。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日本“普通国家”的目标已基本实现，中国当前更关心的是日本今后的发展问题，对于日本今后的发展走向中国更多地是忧虑日本将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麻烦制造者”角色。“朋友可以选择而邻居不能选择”，因此中国的担忧其实也是韩国的担忧，中韩两国需要加强协调，并且这种协调不应将日本排除出去，否则将不利于东亚和平。
随后，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孙建中研究员回应了韩方的第三个问题。他指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可概括为“维稳、维权”四个字，过去中国强调维稳，如今中国重视维权。在维稳时期，越南、菲律宾等国却蚕食着中国的领土；近来，美国推行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目的在于建立针对中国的均势机制，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则是利用地区国家牵制中国，正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鼓动下，菲、越等国近来蠢蠢欲动。因此，中国是迫不得已才采取了维权行动，在和谈无望、军事手段与法律手段行不通的情况下，岛礁建设才成为当前中国应对其他南海声索国行动的有效措施。
韩方李相禹所长对中方学者的回应给予了评论。对于六方会谈，他赞同这是一个失败的会谈的看法；他还结合自己参与六方会谈的经历分析了各方目的的不一致性，据此指出会谈的前提应是各方就共同利益达成一定的一致。此外，他认为周边国家对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信任，迫于生存，选择与较之中国更强大的国家或结盟或合作视为普遍做法。对于东北亚未来的和平与稳定，李相禹所长认为有必要借鉴学习“欧盟模式”，相关国家要敞开心扉，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合作机制。柳明桓理事长进一步指出，韩美同盟的核心是“战略性”，并且这种战略性的发展与中韩关系的进步是基本同步的。当前韩国迫切需要理解中国的“战略立场”，包括对朝核问题、韩美同盟等。
国际关系研究院龚洪烈副教授对韩国学者就中国在南海争端中角色的认知作了发言。他首先指出，韩国学者指“中国有使用武力维护国家利益的传统”的说法是偏颇的，国际学术界存在一种共识，即中国确实存在使用武力的历史，但武力的手段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而非第一选择。而对于东南亚中小国家抱团的现象，他认为“小国抱团应对中国”的描述本身是值得商榷的。历史发展表明，小国并不总是受害国，它们往往有一整套的理性的战略；相反大国时常被迫卷入小国的战略设计中，典型的例子就是一战中中小国家的作为。他认为，历史发展表明，大国往往是维持现状国，而小国往往在局势动荡中渔利，这一点体现在了当前的南海争端中。洪邮生教授进一步补充道，韩方所指“中国不在意朝鲜拥核”这一认识是错误的，相反中国向来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当前中朝关系处于历史低谷已不言自明。他认为，韩方所言“欧盟模式”对于东北亚而言并不遥远，当前东北亚完全可以效法“欧盟模式”始于经济合作的先例，重点通过中日韩三边经济合作来改善三个国家间的关系，迈出实现东北亚长期和平与稳定的第一步。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汪铮研究员指出，今天的对话会议揭示了中韩双边关系中既存的战略误解及中国外交中的“认知差异”。他认为韩国学界的诸多担忧即源于对中国外交战略与政策的过度解读，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起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及中国的南海政策上，国际媒体存在普遍的过度解读，这容易导致国家间误判，而外界的不当反应又反过来可能推动中国走上一条本来不愿走的路。
韩国外交部人权大使、延世大学教授李政勳则对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作了补充发言。他认为鉴于日本有发动二战的侵略史，而中国已跻身“G2”之列，韩国是东亚唯一具备成为中等强国条件的国家，韩国可以借鉴加拿大中等强国外交的经验以进一步加强软实力与国际角色建设。
会议最后，韩国西江大学教授李章旭与洪邮生教授分别作了总结发言。李教授对中方营造的热烈且轻松的会议氛围表示感谢，认为会议的讨论表明中韩学界存在深刻的认识差异，这也凸显了本次会议的价值。洪教授认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议题广泛，双方各抒己见，不少观点具有建设性，希望双方能加强换位思考以避免误解、增进信任。
李峰（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