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8日下午2点，由ok138cn太阳集团529、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博士生学术论坛在仙林校区ok138cn太阳集团529楼242教室如期举行。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世界历史系主任洪邮生教授、英联邦与丝路文明研究所所长于文杰教授、世界历史系副主任刘成教授等老师和校内硕士、博士研究生20余人出席了活动，现场座无虚席。2015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顾心阳和2013级世界史专业博士生于明波分别担任论坛的上、下两个半场的主持人。
第一位报告人是2013级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张迅实，报告题目为《贵族与18世纪后英国的农业技术革新》，报告所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轮种技术、地力改良和技术传播。张迅实在报告中认为，从深层观察，使英国传统农业迅速迈入新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原因便是农业技术革新。它的出现与一批农业先驱息息相关，这其中涌现出众多著名的尚农贵族。报告回答了为什么18世纪后英国的农业技术革新由贵族进行主导，因为首先，重农观念把贵族的目光长期吸引在农业事务上。此外，身处转型时期，贵族相比其他阶层具备更多农业知识，他们对农业事务的管理和技术实践更为专业有序。其次，贵族具有相当大资金优势，这是农业技术革新的重要支撑。
第二位报告人是2012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马晓云，报告题目为《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2010－2015）》。马晓云的报告认为，如何处理与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关系一直是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就外交政策导向来说，英国常常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感情上被贴上“欧洲的局外人”、“不情愿的欧洲人”、一体化的“旁观者”的标签。1945年后，伦敦的决策者们十分谨慎地支持超国家一体化计划。1973年加入欧共体——1993年发展成为欧盟——后，英国就背负着“尴尬的伙伴”的名声，与共同体机构处于不舒适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在1973-2010年间，自从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被认为是英欧政治格局的固定特征以来，它就被形容为具有“稳定而怀疑”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卡梅伦上台后仍未改变，并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发生而愈发明显，终于使卡梅伦政府走到了脱欧公投这一步。报告还以解释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卡梅伦政府的公投战略，并对未来英欧关系的走势作出了预判。
第三位报告人是2013级世界史专业博士生陈磊，报告题目为《社会运动中的激进试验：伯明翰学派的教育实践》，该报告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展开论述。伯明翰学派是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为制度载体，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群体。CCCS独特的运作架构和教育实践无疑直接催生了其巨大的学术成就，其模式难以复制。报告对该中心教育实践的总体性质及其得失进行了思考，首先，CCCS虽然获得独特的空间，但难以脱离英国高教体系并最终为其所体制化。作为左翼学术团体的标志之一，与左翼政治命运相似。其次，以学生为中心的民主化运作是CCCS最为激进的实验，激发了学术创新，也带来学生与教师关系的论争。报告的结论是，伯明翰学派的形成是CCCS在获得较大的学术体制内外空间后所开展的激进教育试验的结果。其发展既然源于教育体制空间的开放，也就受其制约。随着撒切尔主义的来临，政府强化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加上激进文化衰退的影响，中心的自主性渐趋丧失直至被关闭。通过CCCS的教育实践这一特殊个案，我们得以窥见在非常态体制下，学术发展的可能性和潜力所在。
第四位报告人是2010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程诚，报告题目为《从对外援助到开发金融：中非发展合作的理论与案例分析》。报告人程诚以其在非洲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为在场的大家详细却不乏生动地解释了中国和西方对非洲援助的差异，并对于中国今后的对非援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报告认为，西方指责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滋生腐败”是毫无道理的，恰恰是中国的对非援助模式排除了受援助的非洲国家政府利用援助款项进行腐败的机会，并在近年获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崇。报告也承认，西方的对非援助模式也有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地方，毕竟西方开展对非援助比中国早得多，有更多的经验，尤其是在非政府组织方面。
四位报告人依次发言结束后，评议人对报告进行了点评，感兴趣的老师和同学围绕报告的主题和内容进行了提问，报告人一一作答，现场讨论热烈，气氛活跃。于文杰、刘成和洪邮生三位老师对论坛做了总结性发言，他们认为，论坛虽然准备得比较仓促，但总体上举办得很成功，达到了加强学术交流、促进跨专业相互学习借鉴的初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以后的博士生论坛开了个好头，希望今后的论坛能够越办越好。最后，ok138cn太阳集团529、国际关系研究院首届博士生学术论坛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顾心阳文、李峰图，发言未经本人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