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计秋枫老师，是在我准备考研期间于浦口旁听老师的课上，您讲路易十四。您常常抱着双肘，皱着眉头，低头徘徊，好像在细细梳理着这段历史的脉络。突然间您抬起头来说：“路易十四这个人很不简单，他一生下来嘴里就长了两颗牙。”这个时候您的眼里会突然闪出一丝光芒，而教室里被这突如其来的抖包袱冷不丁逗得一片欢笑。后来每次我去和您谈论文的时候，您也总是夹着香烟，眯着眼睛微笑地看着我，先静静地听我说。待到您端起杯子呷了一口茶的时候，就是要开始发表看法了。
然而在读博开始的那两年我们面对面谈话的机会并不多。07年老师在韩国我在中国，08年老师在中国我在英国，10年我在北大老师在南大。动如参商的我们，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声的交流。每次打开电脑敲击键盘给您写邮件的时候，就好像您正端坐在我的面前，夹着香烟，眯着眼睛微笑地看着我。键盘的敲击声就是我对您娓娓的诉说，页面上的文字就是您微笑的眼睛，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像遥远天边微笑的恒星。
熟悉您的人一提起计老师，第一反应无疑是和蔼、亲切。可是作为在您身边多年的弟子，我首先想到的却是您的严格。硕士入学以后好久，我们都觉得您是一位即便对学生也客客气气的老师。直到有一天早上，我们都早早起床准备去上您的《中外关系史》课程，一位同门赖床，想偷个懒，便说老板（指您，研究生对导师的俗称）点名的时候就说我病了。您上课上到一半，突然左顾右看发现某某不在，便质问起来。我们支支吾吾，“我的课他也敢不来！”，说罢您紧闭了一下双唇，然后叹了一口气。显然为了不影响给我们上课的情绪，您还是尽量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平时很和气的您经常在论文答辩的时候偶尔会让个别想偷懒的同学感到有些不留情面。一次您约我在学校后门的OCC餐厅谈论文，一见面您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最近在改几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一塌糊涂，气得要命。连“的地得”都不分！”硕士毕业答辩结束的时候，我听说计老师在隔壁组里与一位同学围绕到底女性主义是否对国际关系理论有实质的影响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导致答辩一直拖延到午饭时间。还有一次，您参加其他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在场的所有答辩委员都清楚这篇论文写得很差，犹豫之时，您明确表态：这样的论文是通不过的！
您在生活中无疑是非常随和的人，但是您在韩国访学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 “大一统”问题的论文（后来发表于《光明日报》2008年4月27日理论版），因为身在外国查阅资料多有不便，便嘱我每个逐一核对注释，要求我到图书馆样本库、古籍库里找马恩全集找古籍一一核准。也正是这个过程，让我对“大一统”问题产生了兴趣，也萌生了我后来的博士论文选题，更在我脑海里打下了一个严格的学术规范的烙印。我的博士论文拖延了很久，但您理解我的压力，尽可能不催促我更避免批评我。您有次给我回信说：“丁新，我从你的来信中了解到你的心态，就不催促你了。”您谈我的论文，有的时候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砸着嘴，那就是在仔细斟酌到底怎么指出我的问题，又不让我难堪。我的父亲过去经常夸耀他上大学的时候某位教授曾点评他是“杂家”。后来，我从我的老师身上理解到，对于导师这样的教授来说，这已经是很不留情面的批评了。
所以，您在我们面前几乎永远是和蔼的、脾气好的、亲切的、体贴学生的，但越是相处久了，越能体会出您的严格来。那是但凡触碰到学术规范、治学态度的时候，在您这里都是不得有半点马虎的。
再说说您众所周知的和气。和所有人一样，我对您的总体印象也是和气，但是相处日久以后，我感觉您的和蔼亲切好像也不仅仅是语气上的和气与态度上的客气那么简单。我们国际关系学上有很多种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计老师与我们谈学论道，很难说您是站在哪个主义上去理解国际关系，而更多是从历史史实如何与国家民族利益何在去考虑问题，分析问题。计老师自称是一位彻底的无神论者，但绝非没有信仰。一次，我和您一起陪来访的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去鸡鸣寺参访，客人不无刁难地突然发问：“计教授，您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教徒，请问您的信仰是什么？”要知道，没有信仰在西方具有显而易见的贬义。我不禁为老师捏了一把汗，可是计老师却不慌不忙地说道：“我的信仰是公平、正义和善良。”我当时忍不住拍案叫绝，但后来细细想想，这不仅的确是计老师为人真实的内心表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里世俗化、人性化的集中体现。您是无党派人士，但是您是绝对讲政治的。您的讲政治不是口头上的教条，而是实实在在的把自己的研究与民族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我刚到英国的时候，给老师写信，我说：“老师，您放心我在这边吧，我们能够获得国家公派留学的资助，其实是中国的产业工人一条裤子、一条裤子缝出来的。（十年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大多依靠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获得，转眼到今天情势已经大为改观了。）”您听后非常感动，回信说：“丁新，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您病危的前几天，听说我最近在做边疆学研究，特地发微信告诉我：“据说1891-1894年，清朝派了一个叫李源鈵的官员考察了喀喇昆仑山的所有重要山口，你看看是不是真的。” 过几天，您又发信息告诉我：“我上次要你核实的史实，不是要你告诉我，而是告诉你这个题目你可以做。”计老师给我们上国际法课的时候，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就是“约定必须遵守”。我想计老师的为人也正如您所推崇的国际法原则一样，“约定必须遵守”，用您自己的话来说，“一辈子唯有以赤诚之心待人”。
所以在我的理解中，计老师您的和气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上的温和，中立都不足以形容您，因为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很多人把您称作谦谦君子，那么您的谦谦是中国传统文化种持中和合，您的君子是对待每一个人都以一颗赤诚之心，对每一个人都要求自己“约定必须遵守”！ 所以计老师的和气既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那种和合与中庸，又有西方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和现代主义。
除了您的治学严谨，为人和善这两个方面，您的浓浓的人情味也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某次谈到晚清某个官员发迹了以后给自己家乡做了很多实事，您评论说：不管怎样，这个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这句话给我印象极深。因为老师没有对这个人上纲上线地评价，而是从中国老百姓最看重的“人情味”来评价一个人。我跟着计老师很多年，您从来没有因为我论文写得不好批评过我，唯一一次是，我们把在外地工作的同学请回来给您过生日，您很介意，再三强调“不要惊动外地的同学，麻烦人家！……五十岁的生日不要过，等七十岁的时候再过”。病重期间，两位毕业多年的师姐从远方过来看您。您以微弱的体力分辨清楚了竟然是毕业14年了的两位硕士生，脸上立刻露出一种歉疚的微笑，然后向转头师母叮嘱：“一定要请人家吃饭！”您其实非常关心我的另一位同门，但是又觉得他性格内向，所以尽管老师十分关心他的情况，但又怕催问以后会给他压力，所以每每提到他的时候，您总是欲言又止，然后暗自叹息。
我十七岁离开家到南京来读书。大专毕业以后，工作考研，就几乎一直跟着计老师，计老师从来没有嫌弃我出身的卑微。从2001年认识计老师开始，转眼近二十年了，可以说在过往人生的一半中，都是在导师关怀和指导下成长。在我写博士论文最艰难的时刻，没有钱，我发信息给计老师，计老师马上让我去找他，自己掏了三千块钱给我，“你先拿去用，不够的话再来找我”。更重要的时候，无论我的论文进展如何迟缓，老师见到我从来都是鼓励，每当我疲惫的时候，每当我意志消沉的时候，计老师微笑的双眼，就成为支撑我继续奋斗下去的最坚强的力量。
本文初稿拿给同门指正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计老师最具魅力的是他的双眼。您习惯用不同的眼神来传达不同的感情。您会用眯起来的双眼加上微皱的眉头，表示您的严重关切，如果再加上嘴部的紧张和气流，那问题就严重了。当我们感到窘迫的时候，您会眯起双眼，微笑着说“没事没事”。您又开始宽慰起我们了。
最近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天边》：“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计老师现在已经走了，我想您一定没有远去，您微笑的双眼就像天边的双星，时刻注视着我，注视着我们每个人，那双眼里，透露着睿智，透露着慈爱，透露着关切，透露着宽慰。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毅然决定要在去世以后捐献自己的角膜，以此来回报世人对您的关心。现在您已经入土为安了，但是今后您的眼睛还是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关注着我们，关注这个世界，就像遥远天边的那对双星。“没事的，不要紧”，您耳熟能详的话语又响起在我的耳边。我想，从今以后，我们每个人，每一个您的学生，都会在困难的时候看到您微笑的双眼，慰藉的眼神，都会在成功的时候看到您欣喜的微笑。
计老师在病危时候，拉住前来探视的郑先武老师的手不放。师母会意地说：“你的几位学生都已经分配到了洪老师、谭老师、郑老师等几位老师的名下，郑老师会帮你继续指导下去的。”郑老师强忍着热泪：“计老师您就放心吧，我会把他们带好的。”我看到，您的眼神中流露出些许宽慰之意。
2018年12月12日，既是您五十五周岁的生日，又是您和师母结婚二十四周年的纪念日。在那一天，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同门，从法国巴黎到加拿大渥太华，从日本京都到泰国曼谷，从亚美尼亚到美国纽约，更多从祖国各地的您的学生通过拍抖音短视频的方式向您和师母发来祝福。您欣慰地从头看到尾。此时此刻，我想我们所有计老师的学生都愿意再向您说一声，没事的，不要紧，计老师，您请放心，您的学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将继续在您的精神指引下继续努力，用我们的行动来诠释您的精神，捍卫您的尊严。
计老师，没事的，我们会好好的。我们会在想您的时候抬头看看天上的双星，那是您长留我们心中的微笑……
您的全体学生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丁新 执笔）
2018年12月20日深夜初稿
12月2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