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枫得病有些突然，病情更是出乎意料。2016年12月24日上午我去鼓楼医院看望他，这是他动手术后的第二天。记得我背着一个双肩背包，因为当天中午要到外地出差，时间紧准备带着行李直接去车站。病床上刚动过手术的人看上去总是非常无助的可怜，特别令人心痛。秋枫还是很坚强，吃力地睁开眼睛；我对他说“你受苦了”，他对我露出感谢的笑容。当时从秋枫爱人尹群的言谈中已经预感秋枫的病不容乐观，虽然心中一直在祈祷，后来病理切片出来后还是不幸被证实是罹患胃癌。无论对病人还是家属来说，与病魔的斗争无疑是一个身心俱疲的过程，可是，我们看到接受后续治疗的秋枫却始终是坦然乐观的模样，谈吐依旧机智风趣，还一直把工作挂在心上，病情稍有稳定便坚持来学校参加学科的活动。然而，秋枫的病还是恶化了，最后一次发病住进了省肿瘤医院，恰巧我又赶上出差，返宁后直接从高铁站赶到医院，摸到病房门口，远远看上去秋枫有点胖起来了，心里还暗自一喜，进去后才知道那是肝腹水引起的，秋枫竟然再难支撑下去了。这次与秋枫交谈的时间较长，特别是他交代了许多有关学生的事情，这是他始终惦记着的大事。非常遗憾的是，第二天秋枫转到仙林泰康医院后，病情急转直下，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他促膝谈心了。
2018年12月20日中午秋枫驾鹤西去，当天下午在医院送别他的遗体去殡仪馆后，我在ok138cn太阳集团529微信群中发了悼辞以表达自己的心情：“才送恩师，又折栋梁，国关何其不幸；学贯中西，名播遐迩，英杰奈何天妒——痛悼秋枫”。从1985年进入南大读研究生得以相识，到留校共事直至他去世，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我与秋枫不知不觉间已共同在南大度过了33年的时光，老友上路，自是悲从中来。
秋枫1983年从南大历史系本科毕业，早我一年又考入历史系国际关系史硕士研究生专业，师从史学大家王绳祖先生，而在国关学科其他诸位老师中，又与我的硕士生导师吴世民先生关系尤密。吴师学识渊博、睿智随性，颇有魏晋名士之风，秋枫和当时已经毕业留校的宋黎明师兄交好，他们都对吴师敬重有加而又性情相契，常与他谈笑无忌，可谓两代学人一般潇洒。不幸的是，去年吴师飘然仙逝而秋枫不久又遽归道山，故我才有“才送恩师又折栋梁”之感慨。
秋枫去世，是我们南大国际关系学科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对此我感受深切。秋枫1987年硕士毕业留校，彼时王绳祖先生还健在，国关学科队伍齐整，发展正处在上升的势头，青年教师中除了黎明、秋枫外，还有杨桦和次年与我同时留校的赵毅等，我则去了世界史学科工作。几位学友加同事才华横溢，正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年龄，秋枫稍小但聪颖过人而性情随和近人，是深得大家喜爱的“小计”，他的南园六舍206的宿舍便成了朋友们来去方便、不时聚首畅谈、坐而论道的好地方。可惜的是，没有几年国关的青年教师先后出国留洋各奔前程，及至1997年我回到国关时仅存硕果秋枫一人，好在我们一直坚持了下来。每每谈到这一节，秋枫总是和我调侃道：“有本事的走了，没本事的留了下来”。
实际上，秋枫为国关学科发展做出了别人难以替代的贡献。他先是在国关史研究室主任卢明华老师领导下踏实工作、恪尽职守，后来我们一起协助朱瀛泉老师创办南大国际关系研究院，申请国际关系法学博士学位点、教育部“985”二期工程项目等，使学科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光阴荏苒，已经成为学科元老的秋枫，还不断鼓励和帮助后来陆续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进步，为凝聚学科力量、谋划学科发展尽心尽力。特别在我主持学科工作期间，秋枫总是给予无私的、大力的支持；在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尤其之后担负南大图书馆馆长重任后，他仍不忘参加学科活动，为学科的稳定和发展而操劳。秋枫实乃我们学科台柱，于学科发展功莫大焉，55岁事业如日中天之际竟走了，我一直对专业老师们说，他离开我们，除了对家属，最大的损失其实莫过于我们学科，尽管秋枫后来有了属于自己的更大的舞台。
秋枫和我都是在南大史学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后来又进入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尝试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融合起来。秋枫史学功底厚实，同时看问题敏锐深刻，思辨性强，因而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不同寻常，特别是对近代早期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颇有心得。秋枫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是《漫漫长路：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萌芽和确立》一书，该作品基于他的博士论文，实际上就是将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在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背景下探讨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初期历史的专著，很好地展现了秋枫所具有的宏大的历史视野、鞭辟入里的洞见以及训练有素的实证功力，据我所知，国内迄今尚没有其他同专题著述超出该著的水准。秋枫优秀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还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得到一一呈现，这些作品可见诸国内一流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等，即使刊载于一般出版物的论文也不是泛泛之论，读来总有可圈可点之感。秋枫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中外关系史，我的感觉这是他后来更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其原因除了该领域与中国直接有关，既经世致用又易抒发家国情怀，似亦与他的性格和旨趣有关，即喜欢鲜活有趣的东西，而中外关系更多地涉及历史的细节。例如，他给南大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外交史》全校通识课程便讲授得妙趣横生，受到学生的广泛赞誉。值得高兴的是，以该课程讲稿为基础形成的同名教材在秋枫去世前出版了，可让读者阅之如闻其声、见字如面。
我有幸与秋枫在学术研究上有过合作。除了共同参与朱瀛泉老师主编的“马工程”教材《国际关系史》等项目外，上世纪末秋枫与我以及另一位外校老师合作撰写了题为《欧洲的梦想和现实：欧洲统一的历史与前景》的小书，该书由秋枫主持和统稿，现在来看尚不算很成熟，但在当时也是国内较早进行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一个尝试，蒙评委专家抬爱还获得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另外一次合作时间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两人合译的一部美国小说，吴世民先生推荐和亲自校对，书名译为《天降横财》，因在台湾出版朋友知道的不多。文学作品且为译作是算不上学术成果的，但稿费对当时的穷教师还是不无小补的，后来秋枫还与陈仲丹老师又译了一部。说到翻译，这也是秋枫的强项，他对西文学术著作内容熟悉、文字理解准确，英汉转译技巧又娴熟，因而翻译质量甚高，举凡他参加的《帝国斜阳》、《西方人文读本》以及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等译作都为学界所熟知。
在我们同辈中，秋枫是一位出道较早的优秀教师，40岁不到就晋升教授，然后上了博导，在学问精进的同时，教书育人又增加了指导博士生的任务。秋枫招收的硕博研究生总数达百人，包括一些外国留学生，秋枫对他们可以说是尽心尽职，在业务上精心指导的同时又在生活上呵护备至，赢得了学生的衷心爱戴。他的一位博士生学习刻苦、勤于探索，博士论文开过题并已撰写了大部分，转而又对一个跨学科的论题产生了强烈兴趣，投入大量精力孜孜求索。一般情况下一个博导或许很难理解和同意这样舍近求远的转向，但秋枫却予以最大的宽容和支持，使该学生最终得以修成正果，在博士生最长学习期限的8年内顺利完成了论文答辩。还有一对来自亚美尼亚的青年夫妇，他们先后成为秋枫的博士留学生。秋枫不仅有针对性地指导他们的研究，而且在生活上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夫妇俩毕业时都动情地感激导师的帮助。秋枫的爱生如子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学生，实际上更是他为人处世一贯态度的折射。
秋枫平时睿智达观、与人为善，他的风范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为他赢得了许多朋友，也受到了广泛的尊重；同时，他也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是非观，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而不会轻易放弃。秋枫的英年早逝令人倍感痛惜，对我来说，是失去了一位共渡风雨三十多年的好同学、诚挚相知的同事和真水无香的老友，心中的感慨大抵如杜工部《哭李侍郎峄》诗中所云：“一代风流尽，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
斯人已去，校园留芳！
洪邮生于南大仙林·己亥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