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长走了，悄悄地安详地。这几年，南京的同学都在赞叹他的出彩人生。我与他同窗同事60年，感受更深，他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从文革晚期始，他就在反思文革与反右。他后悔反右时被运动利用，伤害了他的同学，不断地向这些受难者致歉与表示安慰。他的心情是那么真挚，感动了同样是跟風的我们。我还记得那年上海聚会时的情景。学长对成同学的交谈，宽慰他鼓励他，还送了成一个小礼物，以示诚意。学长却从不说起他自已在文革中遭到的冲击与侮辱。大字报上揭他是黑五类”，将门之子“。有一次，在教学楼两派辫论中，他成为众矢之的，孤立无援，激动之中不慎从坐位上滑倒在地上。我虽与他有不同的派性，此刻，人性善的一面让我顿时对他产生了同情。这些学长一定是记得的，但他从來对自已的遭遇未加吐露。他的反思与容忍表现了他处世为人的责任感与他对同学们的深厚感情，他是一位从自已做起的时代启蒙者。我的第二个印象是学长的勤奋，这点常不为同学们所知。在反思过去的同时，他开始勤奋读书了，对他而言，也许是一种淡出极左政治的结果。王觉非先生对他学习英语并学做筆译很赞尝，在教研组公开号台我们“向张树栋学习”。复课后，他把全部心思用在他那二门课上了，即世界古代史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开选读课是南大历史系的首创。张树栋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尤书蛟讲《德国农民战争》，如此等等。学长把这二门课都讲的生动且有深度，后一门课可能更有影响力。其后，他把积累的心得与见解写成论文，刋登在科学院的核心刋物《史前》上。这可能是世界史教研室文革后第一篇有影响的论文。他的教学屡获殊荣。学长确实在当时鞭策了我们。他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从事世界古代史的人才，这是很不容易的。
张树栋学长后半生最出彩与令人钦佩的，我以为，是他珍视生命善待生活的态度，表现了他的坚毅，忍耐，乐观的高贵品质。环视同屆每一位同学，恐怕没有一位同学遭到这么大的打击，处于这么多的困难也没有人有他那么克服困难的精神与能力。因此他成了我们老俩口的话题。我的老伴不止一次的对我说，你做不到，你真要向你这位老同学学习。我自愧不如，只能唯唯诺诺连声称“是，是。我该向他学”。
天不怜人。帕金森症，爱妻去世，不断地强加于他。他头上的那方天真要塌下来了。但，他顶住了，坚强地生话下去，不动摇不叹苦，继续正常生活秩序。
刘爱华去世后几天，我去看望学长，只见书房里挂着刘的大幅遗像，学长陪我在遗像前三鞠躬。书房象是一个小小的灵堂。学长抑制着悲痛，与我平静地谈话。没有提到他自已的病，他今后会在生活上遇到多大困难。没有亲人照顾，没有人再给他喂饭灌湯。之后在校友会聚餐现场看到学长不能捧碗不能拉筷，我才领悟，他的一日三餐都是与病，残的搏奕，是生命的守望。他坚持了四十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他保持乐观，沉着，耐心。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带着女儿去北阴阳营寓所看望学长，他见到我女儿时高兴万状，问长问短，关心我女儿的一切。接着，他谈到他的生活，他的交往，告诉我他与二位得意门生近日的往来。一位在美国读博，深造世界古代史（她如今已是美国大学的古代史教授），另一位前不久还去专程拜访老师，时任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这次谈话给了我新的认识。同学们都知道张树栋口才一流，多以为他的教学业绩归功于口才好表达好，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他对学生的循循善诱与思想，学术的深度交流才是他成功的原因。一个本科生能与老师建立起如此亲密的关系，非循循善诱不能达到。事实上，像学长这样的事例，在南大历史系并不多见。当然，学长的教学是极为成功的，但也并非仅靠口才。有一次，我与学长聊天时，他无意中说，他每次上课，都在前一天晚上就静静地进入角色，准备明天课堂上的表演。他的无意的吐露当时真引发我不小的震撼。原来如此。
近几年每次校友会，他总准时出席，谈笑风生，而在会后，我总会萌生钦佩之感。
学长走了，他以平凡而熠熠生辉的后半生证明，他是我校引以为荣的好公民好教师好学者。他是我们同届学友的好榜样我们学习他，过好晚年的每一天。（李庆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