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9年7月6日10时42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根据世界遗产第3、4条标准，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背后，有着不少南大考古人的身影，让我们一同了解他们的故事，为这些默默努力的南大考古人而骄傲。
【一】
赵碧玉说自己是幸运的，2015年她第一次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就是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我校2014级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硕士，她在这里得到了三位南大考古人的指导，不仅有她的导师黄建秋教授，还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宁远和赵晔研究员。她还记得第一次在自己负责的探方里发现草淤泥现象时的困惑和不解。在几位田野经验丰富的老师的指导下，她终于能够将眼前斑驳不均的土块与五千年前良渚人兴修水利的场景联系起来了。
一般的考古发掘，很少有能在发掘前就准确地了解到遗址情况的，而这一次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却不同。由于地理信息技术的引入，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坝的存在和大致位置，这次发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低坝部分的营建工艺。
经过大半年的田野工作，鲤鱼山低坝的堆筑方式逐渐清晰：先在筑坝处地面下挖一个纵向凹槽，堆入青淤泥和草裹淤泥为基础，之上覆盖一层黄色散土。
与此同时，其他几处低坝和更远处的高坝系统的发掘工作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中国最早的一个水利系统逐渐呈现在世人眼前。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已经具备了防洪、运输和灌溉的综合功能，成为良渚古城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这项工作获得了中国考古界的两个最高奖项——中国考古学会全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图1：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状 图片来源：黄建秋）
【二】
1986年，反山发现良渚高等级墓地，出土的精美玉器轰动全国。同年，王宁远刚刚进入我校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那时候的王宁远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33年后，他会作为良渚古城遗址考古的负责人之一，出席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见证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刻。
2000年，王宁远从前辈手中接过良渚考古的接力棒，从此，他的考古生涯就和良渚古城考古紧紧绑在了一起。当时，良渚考古还停留在“遗址群考古”的阶段，虽然在反山墓地、瑶山祭坛和墓地、汇观山祭坛和墓地等遗址发掘后，“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已经被提出，随后又陆续发现了中等级墓地和平民墓地以及不同等级的建筑遗迹等。但是，这些遗址之间的联系一直要到2007年古城四周城墙的确认才得以逐渐清晰，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进入了“都邑考古”的新阶段。王宁远就在这良渚考古发展的过程中成长成了良渚遗址科技考古负责人。
（图2：赵晔和王宁远参与编写的良渚遗址综合性著作 图片来源：豆瓣）
如今，王宁远笔下的良渚古城是一个三重结构的城市：最中心为莫角山宫殿区；其西侧的南北向长垄上，则分布着反山、姜家山和桑树头等王陵和贵族墓地；其外分别为城墙和外郭所环绕，堆筑高度也由内而外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同时古城北部和西北部还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与天文观象测年有关的瑶山、汇观山祭坛以及广阔的郊区，整个城市系统占地面积达到100km2。
（图3：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总图 图片来源：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
在新改陈的良渚博物院常设展览中，有一段这样的导览词：良渚遗址以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及象征信仰与制度的系列玉器，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在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城乡分野、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过程的杰出贡献，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80多年考古人对于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孜孜不倦的探求，都凝结在了这不到150个字间，其中亦少不了南大考古人的努力。
（图4:工作中的王宁远 图片来源：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新蓝网）
【三】
良渚古城遗址当之无愧是一个考古工作者用手铲挖出来的世界文化遗产。看似宏伟复杂的考古遗迹，在日复一日从事着田野工作的人眼中，只不过是在辨认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泥土间细微的差别。
今年已经是赵晔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第32个年头了。1987年从我校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赵晔被分配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部分时间都在良渚地区从事考古工作。他先后参加和主持了莫角山、庙前、塘山、文家山、卞家山、官井头等数十处遗址的考古发掘。1998—2000年，对良渚遗址区进行了分区分片的系统调查，发现和确认了135处遗址点。2012—2015年，又对大雄山丘陵南麓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揭示了一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连续发展的史前文化带。
在良渚工作站有一间属于赵晔的房间，有时候一年中他有将近300天都呆在这里。常年在外奔波的田野考古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远离城市。在考古发掘工地上似乎很少有工作和生活的分野，在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被视为工作的一部分，都需要考古工作者拿出认真专业的态度来对待。
（图5:赵晔在良渚 图片来源：赵晔提供）
在赵晔眼中，尽管考古人平常都在做枯燥而单调的工作，一旦有了重大发现或出现“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会兴奋不已。提起他在卞家山遗址挖到陶屋顶的场景，赵晔依然难掩激动和震撼，虽然这只是一件像玩具模型的小玩意儿，却为考古人复原当时的建筑形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图6：赵晔发掘的陶屋顶 来源：良渚博物院网站）
赵晔最初选择考古专业只是觉得考古刺激、好玩，正是在南大学习的四年中接触的考古方法、考古理论、野外实习使他对史前考古逐渐产生了兴趣，为他日后走上了良渚文化考古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赵晔至今还记得当年大三在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实习的时候，班上8位属蛇的同学在考古工地上过了个生日聚会，搞得非常热闹。晚宴、晚会、礼品等经过精心策划，还邀请了宜昌博物馆的业务人员，整个过程有致词、敬酒、放鞭炮、演节目、传花、跳舞等等。
培养王宁远和赵晔的老师们，张之恒、吴建民、秦浩、洪家义、熊海堂都已过世，蒋赞初、张彬、查瑞珍、戴宁汝、宋建等依然在见证和支持南大考古的发展。彼时的课堂上的学生走出校园，此时都已成为了我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
【四】
2018年，为了配合良渚古城申遗及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位于八角亭的良渚工作站拆除，新的中联工作站作为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启用，也意味着良渚古城考古的新时代正式开启。
从吴家埠、反山、八角亭再到中联，四代人的良渚考古之路上有过许多南大考古人的身影：不仅有第三代的中流砥柱王宁远和赵晔，前些年南大地质学出身的姬翔，加入了良渚考古团队成为了第四代的良渚考古人。未来良渚考古之路必将越走越宽，也期望南大考古能够薪火相传。
（图7：良渚考古之路1981-2018 来源：孔懿翎摄于良渚博物院）
文：孔懿翎
采访：赵晔、赵碧玉、余金玲
审阅：赵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