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1日，ok138cn太阳集团529中国史2019级硕士生党支部的许汝南、赵一蒙、韩艺3名学生党员拜访了我校终生成就奖获得者、ok138cn太阳集团529荣退教授茅家琦先生。今年是建党100周年，茅家琦教授也已有94岁高龄，但回忆起在我校学习、工作的情景，茅老仍历历在目，向我们娓娓道来。茅家琦教授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建国后我校公开发展的第一批党员。1953年，茅家琦教授进入我校历史系工作，先后担任系主任助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和总支书记。而茅老取得的学术成就，更令我们青年学生仰止，在这里无需我们赘言。这次采访不仅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茅家琦教授工作、治学的经历，更让我们直观感受到茅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优良品格。采访结束后，支部的朱雪雯、彭成、蒋蓉芳、袁缘4名党员参与整理了茅老的口述回忆。
一、风雨飘摇中的大学校园
茅家琦教授1947年正式进入中央大学就读。那时是中央大学发展最高潮的时期，当时中央大学的声誉几乎超过了北京大学，因为它是中央政府办的大学，是“第一号牌子”。茅老当时还同时考取了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经济系。之所以选择了中央大学就读，既有个人的身体原因，也有家庭因素影响。
茅家琦：我个人意愿是到北京去，家里考虑我的身体情况，建议我来南京。当时我住在泰州，离南京比较近，我在考大学期间生了很重的病，在上海的医院住着。家里人说你病刚好就算了吧，别去北京了。
因为当时北京上课条件比南京要差，就差在饮食。我是南方人喜欢吃大米，但北京吃馒头。我当时在南大工作了一段时间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吃窝窝头，是高粱玉米做的，南方人吃馒头就不习惯，何况是高粱面做的。后来我毕业了，有一次住在北京大学还是吃不惯。所以我当时就听从家里人的意见考取了中央大学，这其实是个偶然事件，如果按照我个人的意愿，我还是想去北京的。当时从南京到北京怎么走呢？因为战争关系，京沪铁路不通，南京到徐州是通的，再向北边走就不通了。所以要从南京到北京要从上海走，从泰州坐汽车到上海，再由上海坐海轮到天津，天津坐火车再到北京。
我当时到中央大学经济系也非常高兴。我考中央大学的时候已经是中国银行的员工，因为银行的员工可以申请先念大学，四年以后再回来，所以我就到了经济系，以后我就可以回到中国银行工作。靠近内桥就是中国银行大楼，我在里面工作不到一年。我在1946年底考取中国银行，1947年夏天考了中央大学，进中央大学的原因是我自己的考虑，我个人想念书，就到了中央大学。当时中央大学本部在四牌楼，分部在丁家桥，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就在丁家桥。一年级的时候我住在丁家桥，二年级的时候就到四牌楼。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身处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国立中央大学摇摇欲坠，围绕“和平与战争”“迁校与反迁校”两个问题的争论在校园里愈发激烈。作为爱国青年，茅家琦教授怀着对专制独裁的痛恨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
茅家琦：1948年底，蒋介石给学校一笔经费让学校搬家，到南方选校址，学校里就发生了迁校与反迁校的斗争。在这个过程里，大部分学生反对迁校，一提起就说要回家去，学校也同意学生回家，因为这可以减轻学校的负担。学校里面很多学生都回家去了，学生的人数少了，没有回家的学生一拨等解放，一拨等迁校。当时教育部也拨了经费，学校派人到福建、浙江找校址。1949年蒋介石又搞和平谈判，学校里面于是有了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迁校与反迁校问题的争论。从1948年底到1949年1月份，学校都在讨论迁校问题，到3月底4月份情况就明朗了，这个问题就不谈了。因为国民党垮台比较明显，没有人愿意迁校，改成讲“应变”，在原地等待变化，所以学生运动由反对迁校变成应变。学校学生会改名为“应变会”，准备迎接形势的变化。
“四·一”运动本身也是要应变，应付变化。地下党这时候提出“要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学校就有一个真和平假和平的分歧。当时地下党在学校里吸引学生的口号就是“反对内战”，吸引青年学生的口号就是“真和平”，这个口号吸引了很多青年学生参加运动，我就是被这个口号吸引到“四·一”运动中去的。“四·一”运动后，学校就安定下来等待解放，迁校的问题就不谈了。南方学生大部分回家了，我的家乡在苏北，泰州肯定是先解放的，所以回家不安全，我就在南京等待解放。
二、我校第一批公开吸收的党员
南京解放以后，原国立中央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我校的校园里也出现了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新气象，那时的有志青年都有着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1951年毕业后，茅家琦教授作为建国后第一批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进入我校图书馆工作。1952年后，我校开始公开吸收党员，经由组织推荐，茅老成为了我校第一批公开发展的党员。
茅家琦：我是解放以后，先工作后入党。当时公开共产党组织在先，接受学生参加共产党在后。没公开前的共产党是地下党，学校里也会有党员，但是没公开，直到1952年才公开吸收党员。我1951年毕业，当时在我校的图书馆工作。1952年上半年，我加入了共产党，是当时我校党组织公开吸收党员以后第一批入党的。在南大，共产党组织是1951年公开的，但没有发展党员。
解放给学校带来的变化是很大的。南京解放以后，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个风气。因为解放以前加入共产党比较困难，主要是因为不知道谁是共产党，所以1950年共产党公开以后，希望进步的人多了一个愿望，就是要参加共产党。我是第一批国家统一分配的毕业生，当时华东教育部负责华东地区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我校把我留下来，派到我校图书馆，任馆长秘书。我到图书馆以后，工作之后反映不错，我的工作得到学校的赞赏。教务处党支部对我印象不错，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公开，我是得到了地下党的认可，于是就参加了共产党。
我一毕业就在图书馆工作，是在图书馆参加共产党的。我为什么在图书馆工作，我自己还不知道。后来听说，当时共产党还没公开，教务处党组织对我印象比较好，就把我留在我校。不然根据方案，我应该是被分在苏州东吴大学的，学校不让我到苏州去，把我留在我校。加入共产党后，我的生活也有了一些变化。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知道要把安排的工作做好。我毕业后，在图书馆工作，后来到教务处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到了1956年，我又从教务处转到历史系。
三、忆入党介绍人
茅老对入党介绍人仍记忆犹新。入党介绍人既是茅老政治上的引路人，对茅老当时的工作生活也给予了帮助和关怀。
茅家琦：我还记得我的入党介绍人。其中一位叫吴衍庆，他后来调到教育部去了，文革以后去世了。另外一位是沈丽娟，也是教务处的，后来调到农学院去了，在农学院教务处任处长。在我校，有几位领导对我印象很好，一个是吴衍庆，一个是陈毅人，一个是孙叔平，都非常正派。陈毅人是一位非常好的政治家，他很尊重人，也很能识才，他能按照我们的特点安排工作。我真的要说一说，我校有两个领导，我是一直很怀念的，其中一个就是陈毅人，因为他很关心知识分子。当时我校对我很信任，和孙叔平也有很大的关系，孙叔平是副校长，他对我印象好在什么地方，孙叔平副校长曾经找到三个年轻教师备课，备政治经济学，其中有我一个，我当时不是教员，是教务处科员，他也把我叫去，其他都是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我的印象比较好。吴衍庆也对我比较好，他推荐我到教育部去，后来南大不放人，我没能去成。后来我想想，我在我校，到历史系以前，碰到领导对我印象都比较好。1956年3月份，我到ok138cn太阳集团529当系主任助理，后来先后担任了党总支副书记、总支书记。
青年人做学问、做事要多反思
“反思”是采访最后茅老向我们强调最多的词。我们很难想象，像茅老这样的史学研究“大家”，回顾自己70多年来读书治学的经历，仍能直面功过是非，保持谦逊平和的心态。而对于我们青年学生而言，“反思”一词更具沉甸甸的分量。
茅家琦：我退休后就主要考虑养老，历史系搬到仙林后就很少去学校了。仙林太远了，我不好过去，不过会有一些青年学生过来看我。我想，对于自己的研究，我也有一些考虑，哪些是值得肯定的，哪些是不值得肯定的，这些是应该考虑的问题。《八五述往》里我主要讲，过去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包括我自己过去的经历中哪些值得肯定，哪些存在不足，我都会经常反思。我认为做历史研究的人，要对自己的研究情况作多方面的反思，这个是非常值得的，做学问很应该反思。
旁人对我的看法，有否定我的，有肯定我的，有既肯定又否定我的。实际上，我对历史学研究做了很多工作，有对的研究，也有错的研究，所以一个人做人很困难，评论一个人更困难。反思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反思比较有难度，一开始看的想法跟现在看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一开始怎么讲的，一开始工作怎么做的，这是个问题。党员个人，以后经常考虑办事，个人工作情况也好，或者作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对单位的工作也需要反思。都是有对的，有不对的，这是比较困难的。
茅老成长于乱世，他的学术生涯都是在我校度过的。茅老的学术成就令人瞩目，而这次采访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到他成就背后人生的曲折和坎坷。尽管学术生涯历经波折，但茅老始终怀揣着坚定的学术使命感，在建国后那段曲折探索的时期，他仍然保持着对历史学科的敏感性，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学术资源开展研究。改革开放后，茅老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学研究中，
断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史学研究的新人。如今已有94岁高龄的茅老，仍然十分坦然地告诉年青人，他过去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对于我们青年学生，这更是值得铭记终身的教诲。如果可以用茅老的诗作加以总结的话，那就是：“荣辱是非云过眼，百年珍重在精神”。
附：采访心得
赵一蒙：在采访过程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94岁高龄的茅老不断提到的一个词——反思，不仅是反思自己的学术成果，更要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面对别人的不同观点，我们更要去坦然地接受，通过不断地反思，肯定自己的优点而不断弥补自己的缺点，正视每一种声音，这是我们每一位青年历史学子在学习与生活中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
韩艺：前些日子，我们在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前往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先生家中进行采访。茅老虽已年过九旬但仍然精神矍铄，看到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我们认真地了解了茅老当年在中央大学就读的前因后果，倾听他在数十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感受到了他对于党，对于祖国的深切情感以及对于自身使命的伟大责任感。茅老的教诲依然在耳边萦绕，“反思”二字更是他最深切的体会。
袁缘：能够整理茅老的采访是我的荣幸。在茅老的叙述中，我们能够窥见南大解放前后校内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党发展情况，错综复杂的势力关系网络画卷由此徐徐展开。茅老入党的经历并没有多么地“波澜壮阔”，他作为一名小职员，扎扎实实干工作而被领导注意赏识，继而被吸纳进入了中国共产党。脚踏实地、勤奋肯干、实事求是、业务优秀是茅老的底色，也是我们学生党员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彭成：很荣幸能够参与采访茅老的工作，我受益良多。首先，作为青年党员要树立终身学习的信念，茅老工作后坚持读书进修，不断充实自己。其次，每个人都被裹挟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选择符合时代发展的道路，艰苦奋斗、踏实勤奋、实事求是，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最后，正如茅老所说的做人是复杂的，青年党员要学会反思与自我批评，在反省中超越自我。
朱雪雯：茅老师是我非常敬佩的老一辈学术大家，这次能参与对他的访谈工作我觉得非常荣幸。茅老师向我们讲述自我经历时，是真切的、坦然的、热忱的。茅老师的教诲中，最让我触动的是他对于自我评价上的从容自信和淡然冷静：“我对历史做了很多工作，有对的研究，也有错的研究。”我将谨记茅老教诲，时刻进行自我反思，敢于自我批评，有错就改，不断进步，为社会多做贡献。
蒋蓉芳：我参加的是茅教授口述文字整理工作。在这样一个整理过程中，我仿佛在和一位尊敬的长辈谈心。茅教授不仅是我们历史学界的翘楚，更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秀共产党员。茅教授个人经历形成的文字，在我看来这本身便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校史研究和院史研究都很有价值。茅教授在访谈中提出的做历史研究的心得体会让我受益匪浅，茅老提出的做人做事的原则立场更值得我等后备学习。我很感谢能够参与这次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