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上午，我们来到了孙应祥教授和王淑良教授夫妇家中，二老早早地在桌边摆好了椅子、烧好了水等待我们。吃着橘子，喝着热气腾腾的茶水，他们讲起了过去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求学的经历，孙教授谈及安徽省委对他的巨大帮助：当时不像现在有很多的考点，只有很远的蚌埠有考点，幸好当时省委组织了车辆送学生过去考试，路上花费了两天，他们才参加了高考，回来则又是两天的路程。开学前，当孙教授在火车站准备买票去南京时，窗口工作人员告诉他，省委已经帮考上大学的学生买好火车票了。
1953年入学南大后，由于表现优秀，孙教授在1955年入了党，并一直坚持跟党走。“就像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孙教授回忆到国家建设初期的艰难，“当时大家都知道国家很艰难，学生、老师和教授都没有怨言。我每个月有30斤的粮票，党员带头分2斤出去，还要分2斤帮助女生。”然而，26斤的粮食是无法让人吃饱的。饥饿让孙教授的腿和两颊都浮肿了起来，“如果浮肿到腰，那就完了”。但即使在这样都情况下，大家也没有耽误学业，而是认真上课，积极投身到劳动建设。“当时我们想法都很简单，就是好好学习。”为了解决学校的粮食问题，孙教授当年曾经带领同学前往栖霞山垦田开荒，来回都只能靠走路。也因长时间弯腰挥动锄头而留下了很重的腰伤，现在不得不拄拐行走。
“跟党走是肯定的。”孙教授强调。1949年时，十四五岁的他就深刻体验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国民党非常腐败，搜刮百姓的钱财，而共产党是真正在为百姓考虑、为百姓做事的。那时孙教授就下定决心：“无论入不入党，都一定会跟党走。”
“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王淑良教授补充道。两位教授都曾从事党委的工作。在工作上，他们认真查看每一位同志的材料、学习党的文件，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开展工作。
二老拿出了自己的专著供我们翻阅。在旧版的《严复年谱》上，有老师大量而清晰的圈点勾画，还有裁剪整齐的纸以及二老工工整整的字迹补上的新的材料，细心地贴在书页边缘的空白处、小心地折叠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夹有用于表明进行了修改的纸条，由此才有了福建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严复年谱》。
当我们问及当年获取史料的历程时，孙教授说确实很不容易，跑了好几趟北京，每天泡在档案馆中，他在散乱成堆的资料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史料。每天早上买两个烧饼，中午就在档案馆用开水泡烧饼吃。他的认真和努力打动了管理员，最终让他看到了由严复后人捐赠的严复日记，接触到了之前未曾见过的很多材料。《严复年谱》出版后，在海外的严复后人非常感动。“其中有很多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呢。”孙教授说。
两位教授感慨万千，在党的带领下，现在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已经不再是以前收穷挨饿的时代了。作为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耄耋老人，两位老教授现在仍然会关注国内外新闻，每天都会看电视，了解时事新闻。同时两位教授寄语青年党员，要在政治上靠拢党，更要提高自己的学业水平。王教授说：“只有政治上行，学业上不行也是不行的。自己的学业要搞好，学业搞好了，做什么事不容易呢？”确实如此，我们不仅要有高的政治素养，同时还要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工作能力。
桐絮翻飞、茶香袅袅，在与老党员、老教授的交谈中，我们看到了老一辈党员坚定的信仰、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品质，也看到了做历史研究那种“坐得冷板凳”的认真与努力、决心与韧性。值此建党百年之际，作为青年党员和历史学子，我们不应忘了前辈们的筚路蓝缕，而更应该坚定信仰，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做好新时代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文编：谭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