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冬权，1955年出生，1982年1月毕业于我校历史系。曾任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每个人的高考都有故事，但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我的高考故事可谓传奇：我参加过两种高考制度下的两次高考，对两种高考制度都有深切体会；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高考中，又经历了初考和复考两场考试，在初考失利的情况下又意外获得复考资格，复考时，因考试前一天晚上的一次借书复习和上考场前与陌生人的闲聊，意外得分，最终被重点大学录取，开始了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可以说，我的高考故事既有故事性和戏剧性，又有“草根逆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并可以深刻说明国家政策与个人努力、个人幸运间的辩证关系。
恢复高考前的一次高考
我生于苏北淮安一个叫毕圩的小村庄，祖辈世代务农，读书识字的很少。父亲读过几年书，算是村里比较有文化的人，他努力供我们兄弟上学，企图以此改变家族命运。
1966年，我小学刚毕业时，“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1968年至1972年，我又上了初中和高中。这时大学已停止招生，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很多人不愿让孩子读书，但父亲坚持让我和哥哥上了中学。高中毕业后，我和哥哥回乡务农。
1975年夏的一天，一名大队干部给我送来张大学招生推荐登记表，说大队推荐我上大学。全国的大学从1966年停止考试招生后，1972年又恢复招生，但招生办法不是考试，而是群众推荐，领导审批。我家没有当官的亲戚朋友，反倒有一个在台湾的叔祖父，我从没想过自己能被推荐上。后来得知，我遇上了一位“伯乐”——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姓陶。他那时在我们大队蹲点，大队搞文艺活动时看过我的节目，对我很是欣赏，就把我作为本大队上大学的推荐人选向公社推荐了。
那年，我们公社共有32个被推荐者，据说一共有八九个招生名额。这次招生是由县招生组进行考试，上午考文化课，要求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关心时事，又喜欢写议论文，发挥得很好。在后来的试卷讲评中，我的作文被招生组作为范文讲评。
然而，当时考得好并不意味着就能被录取，所以当得知自己没被录取时，我并没有惊讶伤心。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高考。这是一种虽有考试但不唯考试，也不以考试为主，而只以考试作为“参考”或“陪衬”的高考。
恢复高考后的的初试
1977年9月间，大队的一名插队知青告诉我，今年要恢复高考，建议我复习迎考。我对这个“小道消息”将信将疑，加之有了上次高考的经历，认为自己没有上大学的命，还是踏踏实实在农村干一辈子吧。
大约一个月后，广播中播出了全国从今年起恢复高考的消息。无数人听后热血沸腾，符合报考条件又有希望的人忙着四处找课本、找复习材料、找复习老师，我却无动于衷。后经几位高中同学劝说，我才被带动了起来，找出闲置了几年的中学课本，利用空闲时间看一看。当时正值秋收秋种和秋季分配的关键时刻，我是生产队的会计，不但要带着社员们抓紧干农活，还要抓紧时间算分配账，很少有时间看书。幸好，我母校的老师连续几天晚上义务为我们辅导，我每次都参加了，这算是我高考前的一次系统复习了。
恢复高考，从66届到77届，这十余年中毕业的初中、高中生，只要年龄不超限，都可以报名。江苏因报名人数太多，所以决定分两次考。第一次为初考，由各行署出题并组织，为全行署统考，所有报名者参加；第二次为复考，全省统一出题，是全省统考，初考成绩达到参加省考标准者参加。初考我报的文科，考数学、语文两门。一大早，母亲就为我和同样参加考试的哥哥做了米饭，还炒了菜，算是优待了。由于抱着无所谓的心理参加考试，所以一点儿都不紧张。上午考语文，最后一题是写篇心得，我整篇文章写得有激情、有文采，自己相当满意。下了考场走了两公里路回家，倒也不觉得累。吃完饭，稍微休息了会儿，就又奔走两公里去考场。下午考数学，几何、代数、方程等还可以，其他就不行了，有些高分题根本不会。
初考下来，考得好的、有希望复考的人，又继续复习，我自觉其中一门考砸了，复考无望，出了考场一进家门，就拿了一把粪叉到自留地挖胡萝卜去了，没再做任何复习。12月的一天，在公社教书的哥哥突然带回了我的复考通知书，我看到后才又开始在空闲时间继续复习数学。后来才知道，文科的考生只要语文超过80分，两门考分总计超过115分，就可以参加复考。我因为语文考得好，把总分拉了上来，所以虽然数学考得不太好，也仍旧获得了复考资格。
复考前几天，公社通知我去填志愿。每人可以填报4个志愿，我的第一和第二志愿选了个全省最差的高校：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大专），两个志愿选了两个不同的专业。因为我考大学的目的就是跳出“农”门，从农民变成市民，从挣工分变成拿工资，从捧“土饭碗”到捧“铁饭碗”，至于上哪所大学哪个系，不是我最关心的。选定第一、第二志愿后，又随便选了第三和第四志愿：我校哲学系和历史系。这4个志愿中我真正喜欢的是南大哲学系。因为我在农村劳动时，读了一些哲学著作，加之自己又爱思辨，因而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复考时被幸运之神眷顾
复考是全省统一的，是1977年12月23日、24日两天，在县城进行。我们公社的全体考生由公社统一组织，于22日下午住进县委招待所，32个考生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睡大通铺。
12月23日，我们早早来到考场。上午考历史、地理。进考场前几分钟，我自言自语：“像我这样的人来考大学，不是瞎扯淡吗？我连‘四大文明古国’都不知道。”没想到身边有个陌生考生竟然接过了我的话：“你连这都不知道呀，是希腊、埃及、印度、中国。”
监考老师发下试卷，我一看，第一道填空题就是考“四大文明古国”的名称，4分。我心中一阵狂喜，把几分钟前才知道的答案填了上去。后来我知道，别人告诉我的4个古国错了一个，希腊应为巴比伦。这道题我得了3分，但这3分是把我送进大学的关键的3分。因为这次高考录取非常公正合理，按考生成绩由各高校分批录取。那年，南大文科录取的最低总分是280分，我的总分是281.5分，刚过南大录取线，这样，南大作为第一批录取院校，把我录取了。如果没有这3分，我可能就进不了我校，之后也就不可能被分配到北京。
第一道题的狂喜过后，后边还有狂喜。试卷中又有一道题：在一幅“暗射地图”中，填上10个省的省名，10分。题中给的中国分省地图，我恰好在前一晚偶然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地理书中看到过。记忆犹新的我很快填上了10个省名。后来我同别人笑谈：“随时随地读书学习非常重要，留心处处皆学问，勤奋时时是机遇。有时哪怕是借别人的书随手一翻，就可能翻出你自己的人生转折来。”
我的第二次高考成功看起来充满幸运、极富传奇，但细想来也不全靠幸运，也得益于我平时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学习。比如作文，就得益于我一次刻骨铭心的劳动和平时对天气、环境的观察与记述。
这次高考的作文题是《苦战》。那年9月，早稻成熟尚待收割之际，天气预报说有场台风即将来临。我立即组织社员夜以继日地抢收几十亩早稻。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在台风到后不久抢收完毕，避免了稻谷大面积受损。大队领导对我队的这场抢收非常满意，事后曾让我写一篇广播稿送公社广播。我看到作文题目，马上决定写这场抢收苦战。自己亲身经历的场景历历在目，加上此前我当记工员时，常在记工本的背面写下对各种不同天气的观察记录及对各种劳动场景的描述，其中对台风来时的描述，对割稻、挑把（稻捆）、堆把等劳动场景的描述，此时都派上了用场，涌到了笔头。对这次秋收苦战的描写，我自信会打动阅卷人。
1978年2月18日、19日，连续传来消息，我们公社的两名南京知青先后被上海的两所大学录取。20日快中午时，我挑着河泥收工往家走，忽然听见有人喊：“冬权，你的大学通知来了。”听到这喜讯，我一高兴，双手一甩，扁担竟从肩上掉了下来。我心想，如果这消息是真的，恐怕这扁担这辈子我也不会再扛起来了。草草吃完饭，我赶紧去公社取挂号信。打开信才知道，我被我校历史系录取了！
我把担任会计以来两年零两个月的账目全部清算后，和村里的熟人告别后，穿着母亲为我赶制的新棉衣，走上了上大学的路。
在南大4年的学习中，我先后有两篇论文在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发表。我实现了自己“要在世上留文字”的梦想。毕业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批到南大招人，南大历史系把我推荐给了中办。我这个非中共党员，居然被 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个党的高级机关录用。经过多年努力，我于2006年被任命为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后又被选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后又成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些都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我和当年的20多万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入学的大学生们，都由衷地感谢邓小平，感谢他的这一果断决策，感谢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英明决定。我的经历说明，那是一次真正公平的考试。像我这样毫无背景和后台的农家子弟，仅凭自己的一点儿才华和一点儿幸运，就走进了大学校门，之后又走进了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领导岗位，从这一点来看，高考制度就不可轻废，它是社会保持阶层流动的必要通道，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国家网罗人才、让青年一代实现梦想的重要手段。高考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应选出有水平、有能力的考生。因此，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考虑如何减少除考生以外的一切人为因素，否则，考试结果就会被各种心怀私利的人所控制，出现异化，出现倾斜，失去公平。高考又是社会的一个“风向标”，是引领社会风气变动的“指挥棒”。考试不公平，会加剧一系列的社会不公平，加剧社会失衡。于此，益见40余年前的高考制度改革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杨冬权在天安门前留影
来源：《炎黄春秋》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