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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陈红民，山东泰安人。现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历史）评审委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85年起在我校历史系任教，曾任我校中华民国史中心教授兼副主任。2006年起转至浙江大学。

出版《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等论著、译著20余部（含合著），发表《九一八后的胡汉民》等论文近150篇。研究成果数次获评省部级科研优秀成果。曾获选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4次）、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3次）、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威尼斯大学访问教授等。

书的故事，人的故事——我的上书房行走

陈红民

一

我1965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中小学时期“完美地”与“十年文革”重合。自已的书，除各种课本之外，只有毛语录、毛选集了。

上大学后，开始购自己喜欢的书，因为囊中羞涩，只能零星地买。上学前我已在工厂学徒，有微薄的工资。上大学后，断了工资，转而一切靠父母，自尊心已不容再向家里开口要钱买书。记得大三时，利用暑假打工挣了些钱，事先盘算好买一套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钱刚到手，有同学相约去黄山玩，便携女友同行，虽是穷游，且女友费用自理，可黄山归来，工钱已所剩无几，硬着头皮请父母补齐书款。

通常，读书人之好书，与女生购置衣物相近，多多益善，书橱里总觉得少一本好书。

我在购书这件事上，相对理智。平时购书不多，一是没钱买，二是无处存放，三是较早就从阅读经历中悟出，就读书效果而言，“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借不着。”无论多喜欢的书，只要买到手，就会感觉已入囊中，早读晚读都无妨，最后多数束之高阁。倒是借的书，到期归还，限时读完。想借而一时借不到的书，绝对能激起阅读的欲望，一旦到手，会手不释卷——最好的书都在图书馆或是朋友的手里。

我的许多藏书是朋友赠送的，看到书橱里的书，首先想到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想到赠送者及我们之间的学术交谊。

最早的赠书来自读研究生时陪住的东京大学博士生砂山幸雄。1983-84年我们同在一间宿舍住一年，成为好友至今，他后来担任过爱知大学副校长。砂山来中国时，带来了一些日文、英文的专业书，都是刚改革开放的国内所没有的，令我大开眼界。他留学结束回日本时，将许多专业书留下赠我，其中一本是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 Eastman) 教授所著《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复印本。同专业的几位师兄弟看后都说好，就以这复印本为母本，译成中文出版。

日本朋友留下的《流产的革命》等英文复印本

获赠图书中，以来自台湾学界朋友的最多。专业的关系，我去台湾开会、教书十多次，得到赠书不计其数，或是学者个人新作，或者是他们多余的复本书。台北“国史馆”每出新书，免费发两套给其研究人员，朋友常会留给我一套。逛书店购书，是在台湾必不可少的活动，“国史馆”的小卖部（专卖其出版品与小礼物）、“中研院”的四分溪书店、台大与台师大附近的旧书店，诚品书店等，均是必访之地。每次离开台湾返回前，最发愁的事，是如何将一箱箱购买与获赠的书拖到邮局寄回（通常需要朋友开车帮助）。

有些书与人的故事永生难忘。“国史馆”前纂修王正华女士，邀我去她府上，只要是她“暂时不用”书籍，任意挑选取走。那天下午，在新店”国史馆”工作完毕，侯坤宏先生开车载我去选书，大概选了七八箱专业相关的书，装入她事先精心备好的纸箱，再匆忙赶在邮局下班前寄出。前几年，勤勉敬业的王正华在办公室岗位上逝世。睹书思人，不胜怀念。

2000年，受“中正文教基金会”邀请赴台访问一个月，国民党党史馆负责人带我到原“党史会”书库，以成本价任我挑书：“只要你愿意，随便拿”。那是我首次装箱打包书，笨手笨脚极狼狈，基金会秘书杨小姐见状，直接让我靠边，她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十几箱书封箱搞定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张力研究员每次来大陆，都背不少书籍来分送，通常一见面就从双肩包掏出几本书来。建议他邮寄，他说怕海关查收了，还是自己背比较踏实。更有甚者，2017年，张力兄拖着病体，帮我从台北背来了一尊重达近20斤的蒋介石半身铜像。

张力研究员移交铜像

2007年，我在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半年，与系里上下从教授到助教都结下友谊。回杭州一年后，助教来电邮问我，她们系图书馆空间有限，要处理一批复本书，赠送给学术单位，只需出邮费就能寄到杭州，要不要？这等好事，怎能不要？！很快大大小小50箱书就寄来了。又过几年，助教再次询问，系上又要处理复本书了，要不要？当然还是要。但是这次很不幸，书到杭州被海关扣下，费尽周折，仍被退回，寄回的邮费仍要我出（否则，直接拉造纸厂化为纸浆）。书被海关查扣，与其斗智斗勇的故事不少，费时费力，基本以失败告终，一腔心酸有机会再表。

二

拥有间书房，一度是遥不可及之梦想。婚后还是长期蜗居在内人家提供的两间陋室，家里除了一个简易的竹书架外，没有可以放书的地方。一般的书就装纸箱置于床下，师友赠书是呕心沥血之作，放在难见天日的床下，实在愧对。条件改善后，先将师友们赠书在书橱中摆放整齐，郑重一拜，总算是对得起它们了。

1998年，内人单位分配二居室的房子，房间一大一小，大的那间将阳台打通，约有20平方米，光线也好，左邻右舍都选做卧室。内人大度地说，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你这堆书了，你在家时间又长，大的做书房吧。我们又咬牙买了挺贵的实木书橱，沿两边墙排开，书房挺有点气势。

疫情期间，“仿秋斋”成为网课直播间

对我个人来说，这间书房，是梦寐已久的天堂，满足了阅读、写作、胡思乱想、与师友对话（通过研读他们的论著）的所有需要。有了宽大舒适的书房后，文章未必就写得更多更好，但有了一方净土，无论俗务多么狼狈，只要走进书房，坐在书桌前，心境就能平静下来。

装修完成，我们邀请导师茅家琦教授、张宪文教授到寒舍小聚。茅老师夸奖说，这是南大历史系最大的书房！那时南大教师住房条件尚待改善，学校分房不是以面积而是以几室来衡量，宿舍最大的房间不过15平方，自然不可能有近20平方的书房（现在，南大许多教授购置了别墅，书房之大与典雅，令人羡慕）

这么好的书房，应该有个“堂”、“斋”、“室”之类的雅号（读书人的通病啊）。搜肠刮肚，想到“仿秋斋”三个字，因秋天里农人收获，天高云淡，从容不迫，是最令我向往的季节，也是为人为学追求的意境。

1999年南京市举办“书房大奖赛”，“仿秋斋”报名参加了。结果，一等奖是位全国知名的女作家，二等奖归了我的朋友，作家叶兆言，“仿秋斋”得了三等奖。那位女作家的书房，只有一个与写字台连在一起的书橱，陈设气势绝对比不上“仿秋斋”。但转念又想，书房评比，重要的不是比外在的面积与陈设，而是比利用书房创造出的价值与社会影响，这个核心得分点上，自叹弗如。

个人的部分著述（含合著）

三

2006年，调到浙江大学教书，家仍在南京，开始“双城记”的两地通勤生活。所有的书也分在三处存放：南京的“仿秋斋”是根据地与老营，杭州的办公室与家里，则是近期要用的书或购置、收集的资料。书分两地，自然有不便之处，有时备课、写文章需查实资料，书却在另一处，着急！有段时间赶写书稿，我干脆就将一部必备书放在电脑包里，随身携带。书稿难产，那部厚厚的书就随我在南京、杭州之间旅行了大概有近一年的时间，高铁坐了近20趟。

与“仿秋斋”井井有条不同的是，杭州两处的书，极其凌乱，胡乱地放置，尤其是办公室，不仅书橱放满，办公桌与茶几也全被书占领。实在看不下去，就请学生帮助来清理一次，但不久，又凌乱如故。许多书因无处展放，始终留在纸箱中，箱子堆到了书橱前面，导致书橱都难开。好在，基本记得哪本书在哪个箱子里，堆在哪个角落，临到用时虽需东搬西翻，“众里寻他千百度”，但大抵最后总能找到，自嘲是能“乱中取胜”。

我以为，书只有共享，让需要的人能找到、利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学术乃天下公器”。我多次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每次找到他们馆藏的宝贝，两任馆长都非常乐意让我利用、整理与出版。郑炯文馆长说，图书馆的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的。诚哉斯言。我获赠的书，多数直接交给了历史系的资料室。五年前，浙大蒋研中心与校图书馆共建了“蒋介石文献特藏室”，我把部分个人图书转入，供师生阅览。师友相赠的图书，转用于学校师生，正是传播他们的雅意，将学术发扬光大。

与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第一排左二）等合影

台湾朋友参观“蒋介石文献特藏室”

与学生在斯坦福看《蒋介石日记》

2020年，浙江大学古籍新馆落成，即将开馆，共建的“蒋介石文献特藏室”将移入新馆，未来的特藏室将是集收藏、阅览、上课与小型学术会议诸功能于一体的独立空间，我对这间特藏室充满了期待。那些深藏在办公室箱子里的书，也将重见天日，上架阅览，成为公共资源，书尽其用。换个角度，图书馆也将变成个人日常阅读、写作、交流与胡思乱想的地方，还多了上课授业的功能，一个2.0版的“仿秋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