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朱希祖：史学大师自称“书囚”
原创作者：宋健 来源：善本古籍
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上水村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清道光状元朱昌颐族孙。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我校)等校教授。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
他较早地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2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长，先后撰写《南明之国本与政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中国最初经营台湾考》、《屈大均传》、《明广东东林党传》等数十篇论文，成为研究南明史的权威。1944年7月因肺气肿病发，逝于重庆。
朱希祖：史学大师自称“书囚”
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西北郊的隆阜，有一处徽式二层小楼，青砖白墙，与楼前的绿水交相辉映。小楼原本是清代大学者戴震的藏书楼。70多年前，为躲避抗战硝烟，另一位大学者朱希祖也看中了这个地方，将他的60箱藏书从南京运到这里，暂时存放。书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可是朱希祖却再也没能看到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这些藏书；而他，自离开南京后，也再没能回来。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有我书藏。”朱元曙回忆起祖父，深情地吟起诗来。正如原诗所表达的爱国之情一样，朱元曙改写的诗，也寄托了祖父一生对中国文化的难舍之情。
藏书之多超过图书馆
在南京城东一个僻静小巷的古朴院落里，我见到了朱元曙。从南京一所中学副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他就在这里开始研究和整理祖父朱希祖与父亲朱偰的著作。虽然根本没有见过祖父，但他从小就知道，祖父是个有强烈民族精神的历史学家。
朱希祖师承章太炎，曾留学日本。在来南京之前，他早已闻名遐迩。他不但参与制定了中国最早的注音符号，还是中国新式标点的制定者之一，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进步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作为历史学家，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还是最早在中国大学开设“史学史”课程的教授。
虽然在文史方面建树颇丰，名号甚多，但朱希祖似乎最爱称呼自己是“书囚”。他曾写过一首《自嘲》诗：“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他买书起来很厉害。”朱元曙翻出《朱希祖日记》里的账单，1929年2月4日这一天，朱希祖连薪金加稿费共收入458.8元，而支付给31家书店的欠债竟达527.25元！没过几天的2月9日，他又遭20余家书店前来索取书债，都一一付给了。正因为此，朱希祖藏书之多，以至于大图书馆都比不了。鼎盛时期，朱希祖的藏书达25万册，其中他最爱那套明钞宋本《水经注》，便以《水经注》作者郦道元之姓，将藏书室取名“郦亭”。
1934年2月，朱希祖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来南京就任史学系主任，“郦亭”也随之而来。有人回忆说朱希祖在做教授的同时，还以卖书为副业，收入颇丰。对此，朱元曙表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藏书人剔旧换新是很正常的事。祖父不但没有靠卖书赚钱，恰恰相反，他还经常把书廉价转让给图书馆。”朱元曙说，祖父藏书不完全是为个人利益，更主要的是为保护和延续中国的文化。待书如此，待文物亦是如此。他重视公藏，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和整理。在南京，为了让公家买下一件文物，还引起过一场不小的官司。
假古碑骗倒大学者？
1936年4月21日，南京《朝报》的一篇题为《朱教授朋分谓山窑石刻款二十五元》的报道惊动了学术界。
原来，早些时候，南京因修江南铁路，在光华门外中和桥草场圩出土了大量梁代五铢钱范（铸造金属货币的模子），据说现场还发现一方石碑，上书“谓山窑”三字，并刻有“梁普通元年三月建”。这块石碑被一家名为经古斋的古董店老板张熙园花30元买下，并制作拓片分送专家学者。朱希祖也得到了一张。为此，他去了工地考察，确定钱范是梁代所铸。于是，作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他，很希望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能买下那个石碑。在与其他委员们接洽之后，他便代为买下石碑。哪知道，这块石碑日后被鉴定竟是假的！乃是以旧墓志盖所伪造。
得知此事后，朱希祖立即申请引咎辞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一职，并与主席张道藩将古董商张熙园给告了。就在审查期间，这篇说朱希祖买石碑拿了25元回扣并分给朋友的新闻见诸报端，一时哗然。
然而，清者自清。新闻见报的第三天，法院就当庭宣判张熙园诈欺取财罪，并认定“拿回扣”的事情乃是《朝报》造谣。当天，《朝报》就刊登了更正函。
据说后来，法院认为这石碑就连专家学者都未能鉴定，更不用说一个古董商了，而且他也没必要为区区60元奖金伪造文物欺骗国家，所以将张熙园无罪释放。
本想为国家保护一件文物，没想到却闹出一场“丑闻”。深感惭愧的朱希祖几番提出辞职，但终被挽留了下来。毕竟，朱希祖是元老级的人物，而且他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开展的一系列对南京六朝陵墓的调查，莫说当时，就是到现在，也有无人能突破的地方。
父子一起调查六朝陵墓
朱元曙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朱希祖就与长子朱偰一道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那是1934年春夏之间，朱希祖刚来南京。二人调查六朝陵墓，足迹所到，西至安徽太平，东至丹阳经山，南至江宁秣陵，东南至句容淳化，北至长江。举凡史乘记载，野老传闻，无不按图索骥，遍加访问。他们是对南京地面文物最早用现代 考古方法进行考古的，发现了齐宣帝永安陵、齐高帝秦安陵、齐武帝景安陵等13处六朝古墓。他们共实地调查14次，直到第5次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才加入。
之所以要调查六朝古墓，朱希祖在其日后所完成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彼时，日本人已占领东三省，正欲吞并中国，而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其《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更是为后人研究六朝陵墓、石刻打下坚实基础，大多数观点沿用至今。
朱希祖去世后，朱偰继续实地考察研究，有不少著述，并且对南京的文物保护做出过不朽的贡献。
历史学家的“苦心”
有人曾说，我们读《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时应“深入体察先生当日恐惧华夏衣冠沦丧、悲悯中华文献轶弃、忧虑先民文物毁坏的种种苦心”。实际上，具有浓厚民族情节的朱希祖，一生所做之事，无不有此“苦心”。
搜集古籍、整理文献、编修国史、考察历史遗迹、研究南明史……每一件事中都贯注了他的爱国情绪。
他做这些事情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二是唤醒国人的民族士气。
虽然称自己是“书囚”，但他却并没有藏身于故纸堆中，而是将自己推向了历史前台，以一技之长，尽一份心—这份心就是前文所说的“苦心”。六七十年后，在信息传播如此迅速、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真能体会到这份“苦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