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记忆】张华：南大往事琐忆

 南大往事琐忆

张 华

 从1978年金秋入学，到1993年初春下海，我在我校度过了整整15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八年留校任教。入学时年方二八，离开时已过而立。这十五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几十年倏忽而过，多少次梦回校园。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从未在我的记忆中远去。

今天，当年届花甲回忆往事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有种感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新三届）一生中的黄金年代！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们的幸运在于：我们不仅是“文革”浩劫后最早一批考入大学的天之骄子，而且极可能是最后一批接受过传统名师授业解惑的青年学生。或许历史就是这样诡异：那种春意盎然的学术氛围，那些学贯中西、个性鲜明的著名学者，只存在于那个特定的黄金年代。南大往事，渐行渐远；琐忆成文，以为纪念。

自由畅想的年代（左一为作者）

 上篇  南园北门的风景线

 以汉口路为界，我校的教学区在北园，北园南门就是学校正门；生活区在南园，南园的北门正对着北园的南门。1978年我们入学后，住在南园的不仅有数以千计的南大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有人数不多的外国留学生，以及部分老、中、青三代教职员工。上课时，师生人流每天出南园北门入北园南门；下课后，我们又出北园南门入南园北门。出出进进，天天如此。别人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口，但南大的校友一听自然明白。顺便说明一下，对于当下60岁左右的校友，南大专指市内的鼓楼校区，那时尚无后来的浦口校区，更遑论现在的仙林校区了。

从南园北门一出来，左右相对，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布告栏。布告栏不大，其作用却不小，堪称学校当年的信息发布中心。从1978年我们入学，以至其后的若干年中，学校里除了高音喇叭广播外，似乎没有更多的什么公共的信息传播工具。南园北门由于每天人来人往，两侧的布告栏就成了各种学术活动或重要事项的最佳发布场所。在我的记忆中，南园北门的布告栏，就是那个学术黄金年代的一个窗口，也是当年南大校园最有标志性的一道风景线。

汉口路南大校门

 1.讣告两则

记得刚入学的头两年中，布告栏经常发布讣告信息，每每让人叹息南大又有前辈学者凋零谢世。我印象最深刻的讣告有两则。

1979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北门布告栏上看到了孙本文教授的逝世讣告。孙本文何许人也？当时作为大一新生的我，自然一无所知。看完讣告正想离开时，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师面露戚容，引起了我的好奇。这位老师连声叹息：“孙先生去世了！孙先生去世了！”若干年后，当社会学这门学科又恢复后，我才知道：孙本文先生曾是中国社会学的泰斗人物，解放前长期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声满学界，著述颇丰。可惜的是，1949年后社会学系撤销，孙先生改任我校地理系教授，但再无著述问世。

1979年4月底，我在北门布告栏上又看到了戴文赛教授的逝世讣告。听说戴先生29岁即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我之前就知道戴先生的大名，一是因为当时正给我们上课的邱树森老师与戴先生住在同一栋小楼，二是因为戴先生的女儿戴莹琮是我们系七七级的学姐。当时看到讣告，得知戴先生终年69岁，不胜痛惜！戴先生的逝世，无疑是当年南大的重大损失！令人欣慰的是，南大天文学科后继有人。次年（1980年），戴先生的学生曲钦岳教授被评为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后来还担任了南大校长。

那时南大校园竟然有天文台！足见天文系之牛气

 2.名家报告

北门布告栏里，发布最多的还是学术信息，尤其是各种学术报告信息，令我感到眼界大开，耳目一新。根据布告栏上的信息，本科四年以及随后读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听了不少名家学者的学术报告。

由于是文科生，所以我对当年自然科学家的报告印象不深，只记得著名数学家杨乐、中国科技大学当时的两位著名科学家温元凯和方励之，都在南大做过学术报告。温元凯是南大化学系毕业的校友，曾被匡亚明校长树为学习标兵。方励之做的学术报告，我在布告栏上看到海报，是关于天体物理方面的。由于方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又是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所以我对这张海报印象很深。

史学专家中，听过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蔡尚思教授关于孔子思想评价方面的报告；听过时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傅衣凌教授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报告。南来北往的学者们，经常带给我们一场场学术报告。遗憾的是，尽管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由于我们当时尚在求学阶段，学术积淀和知识素养都很不够，所以对学者名家所讲的观点内容，往往理解不深。

1981年4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我校历史系合作召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讨论会”，会场就在青岛路的部队招待所，系里安排我去帮忙做会务工作人员。著名学者吴承明、彭泽益等都来参会，机会难得。历史系正在协调安排学术报告时，经济系的海报捷足先登。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布告栏时，看到已经贴出海报，吴承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不发达经济学简介》。什么是不发达经济学？在四十年前，这个学术报告无疑是非常新颖的。

我们入学时，正值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大学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加，所以布告栏上偶尔也有外国学者的学术信息。我校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互结友好学校后，有一年美籍华人学者、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林毓生来访，学校邀请林教授做一场关于孔子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的学术报告。当天我看到布告栏上的信息后，也赶到会场聆听高论。报告安排在教学楼东侧一楼大教室里，主持人刘毓璜教授老派学者的气场，报告人林毓生教授学贯中西的气派，林夫人雍容华贵的气质，以及现场座无虚席的场景，都使这场学术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学术“盛宴”

在布告栏所有信息中，我最喜欢的是“五·二〇”学术报告会。“五·二〇”是南大校庆日，每年校庆时各系都举办一年一度的学术报告会。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年的“五·二〇”学术报告会，对于南大学子来说都是一场学术“盛宴”。

那时的南大历史系，既有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等一批年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又有茅家琦、蒋赞初、王觉非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学术气氛浓厚，每年“五·二〇”的学术报告会都是精彩纷呈。

1979年的“五·二〇”，历史系学术报告会在教学楼东侧一楼北面的一间大教室里举行。英国史专家蒋孟引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克伦威尔》，国际关系史专家王绳祖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均衡在欧洲近代外交中的作用》，近代史专家王栻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清末名士张佩纶》（以上题目仅凭个人记忆，可能不完全准确，但主题应该不会偏差）。记得蒋孟引、王绳祖两位教授报告后，大家可能有点疲惫，教室里气氛稍显沉闷。这时王栻教授走上讲台，语气缓慢但“出语惊人”，他开口道：“刚才两位先生的报告非常精彩，但是十分抱歉，我要把大家从精彩的西方世界，拉回到沉闷的古老中国。我的报告，就是要讲一讲，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清醒的知识分子，如何唤醒沉闷的中国社会。”短短几句开场白，立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王栻教授是研究严复与维新运动的专家，报告果然精彩！

上学读书时，每年系里的“五·二〇”学术报告会，我都去听讲；毕业留校后，每年系里的“五·二〇”学术报告会，我也都参与。因而，“五·二〇”学术报告会，成为我校园生活中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不知现在的母校，每年“五·二〇”时，是否还在如期举办报告会？

 4.“朦胧”讲座

南园北门的布告栏上，有时还会发布各种行政通知，以及文学活动的信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个个都是文学青年，对于文学的兴趣极其浓厚，关于文学的报告讲座都没少听。

1980年前后，朦胧诗兴起，甚有影响。但什么是朦胧诗，大部分人都很朦胧。有一天我在布告栏上看到，有位名叫徐刚的诗人要做一场关于朦胧诗的讲座。虽然我是历史系的，但还是很想听听朦胧诗，于是兴冲冲地找到讲座会场。进入教室后，发现仅有大约十来位听者。但演讲的诗人仍是激情四溢，高谈阔论。他用词晦涩，表述欧化，颇有天马行空之感。听着听着，我感觉有点跟不上诗人的思路了，越来越困。但由于听者不多，我不好意思中途离场，只能枯坐坚持，最终在睡意朦胧中“听”完了朦胧诗的讲座。

这真是：朦胧人听朦胧诗，朦胧来复朦胧去。现在想来，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南大西南楼

下篇  难忘的身影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谓有大师之谓也。”平常之世，难有大师；浩劫之后，硕果仅存。在我们经历的那个黄金年代，我们曾有幸在母校，仰视过那些学界泰斗，受教于那些学术名家。在我对南大往事的记忆中，那些难忘的身影依然鲜活。

 1.化学两泰斗

我校1978级的学生，不论什么系科和专业，估计都见过高济宇教授和戴安邦教授。原因很简单：第一，因为这两位化学家都住在南园，而且紧靠南园北门，就住在一进南园北门右侧宣传栏后面的两座青砖小楼里；第二，当时这两位化学家每天还去北园工作，和我们学生一样进进出出南大正门。

我们读大学时，高济宇教授是副校长，戴安邦教授是化学系主任。当时两位先生已近八十高龄，仍在坚持教学科研。高先生身板挺直，戴先生略显弓背，但都已拄上手杖。每次遇见两位老者，我都油然而生敬意。

虽然我们是历史系的学生，但是对科学家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校这所著名学府的声誉，与这些科学家密切相关。我至今仍记得四十年前（1980年），获聘“文革”后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的科学家中，我校有以下诸位：化学家高济宇、戴安邦，物理学家魏荣爵、冯端，天文学家曲钦岳，地质学家徐克勤，地貌学家任美锷等。印象中当时清华、北大的学部委员，也就每个学校十位左右。历经院系调整、各种政治运动几十年的折腾，我校尚能有此科研实力，足见彼时母校师资力量之雄厚。那是当年我们每个南大学生的骄傲！

1978年到1993年，我在南园生活了十余年，我后来的宿舍离这两位老者的住所仅有百米之遥。十余年中，常常在南园北门附近见到两位老者持杖而行的身影。在我看来，这两位世纪老人（皆享98岁高寿）的科学人生，就是一部我校的百年发展史。每当回忆起母校生活，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两位老人。两位化学泰斗，永远都是我母校记忆中的两座丰碑。

  2.历史系的老教授们

1978年我们入学时，韩儒林、蒋孟引、王绳祖三位史学名家仍然健在。他们领军的蒙元史、英国史和国际关系史三个研究方向，都是国内第一批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学科，足见当年在国内的学术地位。除了这三位权威外，历史系还有刘毓璜等几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亦令人景仰。

韩儒林教授时任历史系主任。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本系七八级新生开学典礼上，韩先生上台致辞。就在这次讲话中，我第一次听到韩先生说出那句流传于史学界的名言：“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莫叫一字空。”后来很多年，看到有文章说这句话出自范文澜，而我第一次听到确实是韩先生说的。作为本科生，我们受教于韩先生的机会不多，但有一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1981年春季，郑州大学历史系秦佩桁教授来南京参加学术会议，他提出要拜访一下韩先生，会务组安排我陪同前往。当时韩先生住在青岛路的独门院落内，与副校长范存忠教授合住一栋小楼。当我们来到青岛路韩先生住所时，韩先生打开院门迎接，但却不在家里会客，执意请客人一同走到西南楼三楼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然后落座交谈。是家中会客不便？还是觉得不够正式？为何已到家门口还要移步研究室？记得我当时颇为不解。1982年毕业前夕，我和郑会欣、王琛两位同班同学，曾一起和韩先生合影留念。今天看着这张照片，不由得心生感叹：“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同学（左二为作者）与韩儒林先生在历史系门口合影

 蒋孟引教授住在南园小粉桥的一座老式小楼里。从我住学生宿舍到后来住教师宿舍，距离蒋先生住所均不超过百米。自1978年入学，到蒋先生1988年逝世之前，我常常在南园看到蒋先生缓缓徐行的身影。说两件我印象很深的趣事吧。

其一，有一次我在南园的南北方向主路上，看到蒋先生与一外国学者同行，场景甚为有趣：一个老，一个少；一个矮（不到一米六），一个高（超过一米九）；一个胖，一个瘦；一个完全谢顶，一个满头卷发。但俩人一边摇摇晃晃行走，一边叽里咕噜用英语交谈，竟丝毫没有违和感。

其二，蒋先生1930年代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多年未再去英国。在他暮年，一位学生访学英国归来，给他带回一份最新版的伦敦地图。蒋先生审视良久，指着地图上某处，怅然说道：“我当年就住在这里！”蒋先生的研究生刘为博士当时在场，回宿舍后谈及此事，我们都感慨不已，为先生未能故地重游而遗憾。

刘毓璜教授给我们班级上过《古代汉语》。大一新生由教授讲基础课，这在当今高校恐怕不多见了。刘先生饱读诗书，博学多识，是我所认识的最熟悉“四书五经”的老一辈学者。他在课堂上曾吟诵他感时而发的诗句“最是令人喷饭处，一张白卷闹辽西”，令我们全班同学至今难忘。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与刘先生同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见面受教的机会很多。后来慢慢了解到，刘先生不仅学问渊博，而且一生追求进步，晚年（1986年）如愿入党。在他的家乡安徽巢县，刘氏家族尤其是后来投奔革命的刘氏三兄弟，被视为红色传奇。

真正堪称传奇的人物，是胡允恭教授。胡先生是职业革命家，1923年由瞿秋白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在上海大学学习时与康生同班同桌。他参加过北伐战争，与叶挺私交甚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1930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2年因受王明排挤，不明不白被“脱党”。真是造化弄人，这位曾经的共产党省委书记，随后又在安徽、福建担任过多个县的国民党政府县长。尽管后来他为我党做了许多工作（包括1948年策反陈仪），但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后胡先生已不可能再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历经三十年的革命生涯后，胡先生于1952年阴差阳错地成为我校历史系的教授。又过了三十年，胡先生已是潜心南明史研究的八旬老者，而我则是一名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我们就是这样有了交集。尽管我读过胡先生所著的《李自成与张献忠起义》（内部印刷本），也读过他的系列回忆文章，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与胡先生的几次闲谈。有一次，胡先生因病住在南大医院，系里安排我去夜里陪护。胡先生虽躺在病床上，思维却格外敏捷，谈兴也很浓。漫漫长夜里，他谈到了他当年的同学康生（那时好像名叫张云），评价是“这个人很阴、很坏”；他也谈到了曾经的直接领导周恩来，敬佩之余也不无遗憾：“周公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他怕毛啊！”（以上引号内均为原话）胡先生那浓重的安徽口音，至今仿佛仍回响在我的耳边。

笔者（前排右四）与同学们曾有幸聆听大学者们的讲课。

 3.我的导师

大学毕业后，我继续攻读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洪焕椿教授。

洪先生具有特殊的治学经历。他与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诸先生年龄相近，都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但不同的是，茅、王、蒋三位先生都是中央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而洪先生却未上过大学，靠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学成才。他的外祖父是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拥有著名的藏书楼玉海楼；他的舅父孙延钊，曾任国立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浙江通志馆总编纂。洪先生晚年的代表作《浙江方志考》（60万字）、《浙江文献丛考》，充分体现了他的家学渊源。祖孙三代，治学百年，对浙江学术史的贡献，虽不敢说前无古人，但恐怕是后无来者了。

洪先生非常勤奋。每次我去他家里上课时，他都在伏案写作。甚至在他身患重病做手术后，依然手不释卷，从不虚度时光，令我深受感动。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学人，洪先生没有门户之见，乐于助人。在此讲述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可能中文、历史两系的校友会感兴趣：当洪先生逝世后骨灰在校园里安葬时，在场的只有先生家属和学生寥寥数人，却见中文系赵瑞蕻教授匆匆赶来。洪、赵俩人什么关系呢？原来，赵先生虽才华横溢，在中文系却境遇不佳。洪先生在重要场合仗义执言，终于解决了赵先生的重大关切。这位满头白发的翻译家、诗人是性情中人，比洪先生还年长五岁，此刻特意赶来送别知音，当场哽咽失声，悲恸不已。那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很多年来，当我想起导师时，心情都有些复杂。一方面是负疚，因为我没有自始至终从事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感恩，因为洪先生的勤奋精神始终激励着我。所处时代不同，人生轨迹自然相异。作为一介书生，我别无长处，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代，正是靠着像导师一样的勤奋和钻研，最终实现了一直追求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或许才是最能告慰导师的。

2020年，是洪焕椿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谨以这段短短的文字，作为献给导师的一瓣心香。

洪焕椿先生

  4.青春，灿烂的忧伤

当我回忆起南大往事时，常常会想起何如教授。

何先生是我校外文系教授，著名的法语翻译家。说来也巧，我在考入南大前，就已知道何先生的大名。我高中的班主任，是“文革”前南大法语专业的毕业生。1978年春季我们准备高考时，班主任也在备考我校法语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就是何如先生。后来听说，那年何先生一个研究生也没招到，因为考题太难了。

其后在南大，多次听老师同学们说起，对何先生的了解更多了：《毛泽东选集》1—4卷法译本的最后定稿人，《毛泽东诗词》法文本的翻译者，国内第一批唯一的法语专业博士生导师。景仰之情日增，在校园里见到何先生的时候，每次都毕恭毕敬地行注目礼。

我发现，何先生的眼神似乎比较忧郁。有一年初夏时节，我几次在南园北门处见到何先生，他总是站在布告栏前，望着面前来来往往的青年学子，若有所思，目光忧郁。有时何先生又不拘小节，手拿一根冰棍，就站在那里一口一口地呡着。有同学笑谈，何先生只喜欢与漂亮女生说话，从不搭理男生。我虽不认同这个说法，但却一直不太明白，为何印象中的何先生总是眼神忧郁、甚至略显悲伤？难道是受他毕生研究的法兰西文学的影响与熏陶？

在写这篇短文时，有一天我偶尔听到了歌手汪峰的《再见青春》：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

      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歌声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一瞬间想到了何先生。这位暮年的翻译家，这位充满法兰西浪漫气质的诗人，那忧郁的眼神分明与青春有关！韶华已逝，青春不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灿烂的忧伤”和“永恒的迷惘”啊！我忽然有点理解何先生了。

我已然决定：下次回到母校时，一定要专程去到南园北门的门口，就站在当年何先生驻足的地方，尽情观望那些青春靓丽的面庞，全然不顾旁边诧异的目光。

再见，美丽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