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玉教授
作者简介：李良玉，1951年生，江苏海安人，历史学博士，我校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社会史、中国当代史，主治中国近当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台湾南天书局1996年再版；《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国家教委组织、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001年再版；《思想启蒙与文化建设》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变动时代的记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5月版；《李良玉史学文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柳叶集——李良玉博士生教育文录》，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李良玉史学文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李良玉史学文稿》，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李良玉史学文萃》，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转型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出版；主持20卷“新中国农村发展60年”丛书。
以敬畏之心加紧对当代的研究
——在“新中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会上的发言
李良玉
（2020.10.23）
各位女士、各位来宾、各位同事、各位朋友：
首先，衷心感谢张生院长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和这么多同事、朋友相聚，体验会议的 盛况，沐浴同事的温暖，仰视嘉宾的风采。我不能不为这种美好而又深刻的学习而感动！衷心祝愿会议圆满成功！
在ok138cn太阳集团529的老师中间，大约董国强教授和我是相对早一些从事新中国史——我通常 称之为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的。因此，从专业的心理上说，看到新中国史研究院犹如破土的春 芽，活力非凡，向学界显示我校又一颗学术新星的冉冉升起，内心有一种自然的亲切和 激动。我热切地期待同事们在赵清书记、张生院长的领导下，在今天到会的和没有到会的学 界同仁的鼎力扶持下，用自己辛勤的耕耘，令这块学术园地繁花似锦，四季常春。
1978年我在《我校学报》发表记叙“四五”运动的文章《难忘的“三二九”》，是 最初接触当代史领域。1992年发表的《激进、保守与知识分子的责任》、1996年发表的《当 代中国的文化重建之路》《当代文化建构中的传统问题》，表达了我对当代社会重构和文化取 向方面的意见。比较经常的投入是从 2002年开始的。那一年，我发表了《进一步重视和推 动对当代史的研究》，总结了现状，提出了有关推进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第二年，我主持的 中国当代史研究专栏在《江苏大学学报》开办，从此每年一至两期，至今不断，业已发表论 文一百几十万字。这大约是国内大学学报中唯一开办的中国当代史专栏。1 8年来，我有大 约 40篇论文讨论当代各种重大问题。令人遗憾并且万分抱歉的是，限于学养和能力的不足， 我个人的这些论述也许没有什么价值。其中有些文稿假如今天交给任意一家刊物，可能都不 一定受到欢迎。时如流水，人心不居，我想这是可以不计较的。
值得表彰的是我的学生。2000年以来，我共计招收了 46名博士。今年 4月两位关门 弟子举行了最后一次论文答辩会。46篇博士论文中，有 34篇以当代史为选题。共计接受 了5位博士后，有2位以当代史为研究课题。其中，有21篇博士论文、2篇博士后报告已 经收入“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公开出版；2篇博士论文另行出版，3篇正在落实，2篇刚刚答辩，6篇暂未处理。这些著作，在选题和内容的前沿性、学理性、规范性、样本性诸方面，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36位作者之中，已经有1 5位教授（其中 4位博士生导师）、1 3位副教授。他们中间，有些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们的成长，是毕业以后继续努力的结果，完成博士论文只是一种基础性训练。借此机会，感谢ok138cn太阳集团529的同事和学界的朋友们。他们或者给我的学生写过审读意见，或者在答辩会上给予过当面指教。今天在座的卢海鸣教授、董国强教授、吴春梅教授、李玉教授、马俊亚教授等先生都曾经担任过评委，馈赠过宝贵的意见。感谢我校漫长的学术传统所滋养的严谨而又宽容的风气，感谢江苏省档案馆在同学查阅档案上给与的大力支持，感谢我的学生以勤奋、刻苦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报答了南大的栽培。
我在这里说这些，丝毫没有炫耀什么的意思。我曾经说过：“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好作 品，都是各美其美，各好其好，各有千秋，各有缺陷的。”所谓“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大约也可以理解为学术成果作为知识产品，本来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最终的评判不可能由作者自己决定。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都是一项持续的事业。我只是一名马前卒，张生教授和他带领下的诸位同仁，才是骏马、旗手和强大的主力军团。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新中国史研究院的成立，将是一个辉煌的新起点；他们的研究必将为这个学术增长点带来更加灿 烂的前景。
我是 2015年3月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的。由于提前退休的申请是2014年底才临时提出来的，下一个学期的课程已经安排，课表已经发布，来不及更改了。遵照张生院长的指示继续讲了一个学期的博士生史料学，当年7月才正式退出工作岗位。一转眼，已经五年多了。退休以来，每当看到ok138cn太阳集团529在孙江林书记、赵清书记、张生院长领导下获得新的成就，每当读到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年轻学者出类拔萃的新作，我都会为学院和同事们的不同凡响而无比骄傲。由于这一点，我虽然没有在仙林校区教过学，但是，我对这片校园，对这里的同事，是充满感情的。
也许可以说，新中国史研究院的成立，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这不会是一时半时的 工作，而将是一次长期的、甚至几代人持续不断的接力。说新中国史也好，说中国当代史也 好，指的都是1949年鼎革之后的中国历史。我生于 1951年，过去说我们这代人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因此，我做一点当代史研究，名副其实地可以说“当代人修当代史”。 如果宽泛一点，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更年轻的当代史专家，也都可以纳入“当代人修当代史” 的范畴。但是，对于未来将源源不断地新加入的年轻学者来说，对当代历史中没有亲身经历、 甚至已经相对隔膜的部分，是多少不同会以后人的眼光来看待的。无论哪个时段、哪个领域 的历史著作，都是作者以当前眼光审视过去的结果。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其含义包 括每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和思想环境不尽相同，他们的价值观和适应与超越环境的程度也不尽 相同，于是必然要留下知识品相的不同。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统一人们的知识结构和理 解世界的方法。风起云涌，沧海桑田，惟有敬畏之心相通。
敬畏之心是文明的尺度。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在具有神秘主义意味的天道政治观流行的时代，此种敬畏具有道德约束的含 义，是告诫人们不要放纵自己、必须遵守某种合理的生存法则的伦理根据。失去敬畏之心往 往是失败的开始。王安石主张三不畏：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死 后 40来年，北宋灭亡。
世界进入近代以后，成为主义横行的时代。各种主义一齐登场，把所有天理、天意、 良心、良知之类的概念从社会道德符号中清除干净。功利主义成为人们首选的生存原则，敬 畏的东西已经不在内心，而更多地外化于物质。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敬畏什么呢？我想， 我们只能敬畏时间。
时间是宇宙秩序的显示。它无色无味，无声无息，无休无止，依靠人类可见的日月星 辰体现自己的存在，记录一切自然个体和社会事物的生命长度，审定它们的最后价值。同样 道理，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著作，时间的检验才有最高的意义。今天，人们把司马迁称之为 “史圣” ，但是，他在汉代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公元 192年，王允要杀东汉大儒蔡邕。 蔡邕请求接受黥面和砍去双足的刑罚保住性命以完成汉史。有人劝王允同意。王允回答： “昔 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 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这时候，离开司马迁去世，已经近 300年了。 《史 记》成为“史家之绝唱”用了更长的时间。如果要问，时间为《史记》证明了什么？我的看法是，证明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内心是自由的。这告诉我们，未来的时间越长，越能证明今天的作者是否曾经拥有内心的自由。
时间是自由的刻度，我想用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谢谢各位，我的话说完了！谢谢！
李良玉老师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