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同手足的同学——追忆石湾
原创 王春南
温州读书报 2019-07-27
（左王春南 右为石湾）
石湾,原名严儒铨，以笔名石湾行世。他是我读我校历史系（1959-1964年）时的同学。江苏武进（现为常州市武进区）人。我是江苏丹阳人，我们两家相距不到十公里。我从老家到南京，有时会在沪宁铁路奔牛站与他不期而遇。我们之间近六十年的友谊，就是从奔牛站相逢开始的。
我们两人都出生于1941年。他身高肩宽，方面大耳，浓眉大眼，风度儒雅。工作后外出，常被人误认为是央视主播赵忠祥。不了解他的人，以为其人清高，实际上他对相熟、相知的人是无话不谈的，待人友善、真诚。据他自己说，他在南大历史系学习时，“身在曹营心在汉”，痴迷于文学，常被班主任老师和同学们批评，说他“专业思想不巩固”。但他我行我素。毕业前就崭露头角，在《光明日报》《诗刊》上发表诗作。毕业后先后任职于中国戏曲研究院、文化部艺术局、北京京剧团、《新观察》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作家出版社。曾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创办了《作家文摘》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当他还没有成名时，他的第一本书《透明的红萝卜》和第一个长篇《天堂蒜薹之歌》，都是石湾帮他出的。莫言尊石湾为“老师”，我则戏称石湾为“大师的老师”。
石湾在《莫言的第一本书》一文中回忆说,1985年，他在作家出版社提出出版一套《文学新星丛书》方案，列入第一辑的五位作者是：阿城、王兆军、莫言、刘索拉、何立伟。总编辑从维熙采纳了他的方案。石湾第一次约莫言到作家出版社来的时候，莫言还不相信自己能出一本集子，当时他正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他问石湾：“石湾老师，我真的可以编一本集子出版吗？”石湾告诉他：你完全可以编一个很像样的集子了。一听此言，莫言高兴地笑了，眼睛眯成了一道缝。
石湾是很重感情的人，每年都要来南京，看望把他带上文学之路的恩师、我校中文系教授赵瑞蕻。赵先生谢世后，还每年来看望他的夫人杨苡先生。同时与南京的文友会面。他与文友聚首时，往往邀我同去。
石湾给我的信及电子邮件，留存至今的很多。这些函件都饱含深情。
我们两人都写过关于奔牛镇的文章。2013年9月上旬，我把一千多字的短稿《难忘奔牛镇》发给石湾，请他过目，9月16日，他给我回了一封邮件：
读兄《难忘奔牛镇》后，我查了一下手头的《武进县志》，县志载苏东坡“终老于晋陵城厢（今常州市区）前北岸孙氏藤花旧馆”。去年秋，常州的文友曾陪我去看过藤花旧馆及苏东坡墓。关于奔牛及陈圆圆，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不少资料，可供你参考。特附录如下（下略）。
为回复邮件，他查阅了《武进县志》，并在网上搜了陈圆圆的资料。邮件有好几千字，读了很受感动。遂将《难忘奔牛镇》一稿作了修改，特地在文末摘录了石湾邮件中的一段话。不久在《温州读书报》刊出。他写奔牛镇的文章则登载于《常州日报》。两篇不起眼的短文，对我们两人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说明我们都没有忘记在奔牛站相遇的学友。
2010年初，我将回忆录《序言》传给石湾，请他指教。3月21日，他回了一封长函：
回忆录的出版，自然要等待时机，在等待过程中，或许还能有新的资料发现，不断充实修订，更经得起历史检验，也不是坏事。……我写的一本名编传记，其中主要的一篇《萧也放悲剧实录》，十万字，已在大型文学刊物《江南》上全文发表。全书去年六月完稿，上海某出版公司答应出版，合同也早就签了，说好在去年底出版，但直拖到春节前才告诉我审读意见，要我对《萧也牧悲剧实录》一文作修改，删减批“左”文字。我说已公开发表，文学界反响甚好，是否可以不改？但责编作不了主，我只得让步，删去千余字。未料仍未付排，说因是他们今年的重点书稿，已送刚退下来的总编再审读一遍。又一个月过去了，不知要审到何时？现在的出版社领导，谨小慎微，都是为保乌纱帽。我对责编说了，我在位时每年要审两千万字的稿子，签发六七十本书，平均每月审读六本书，在政治、政策方面的尺度把握，我心里是有数的。退下来之后，出版社几乎每年都有棘手的书稿委托我代审，我在社里也依然有发稿权，责编了好多本书，从接到书稿到出书，从未超过两个月。我原先把书稿交给某出版公司，为的是他们在编校质量上把得严，文字上不会出差错……该公司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只有由他们处置去了，我只是对责编说：请你们手下留情吧！去年回母校聚会，我就想了，我们学历史的人，过去都以为，学了历史就是搞历史研究，从没想到，学历史的人，应该首先是会记录历史。司马迁的著作之所以叫《史记》，就是此意吧？去年，我参加一本书的研讨会，邵燕祥就说，如今出版的文学史，竟然读不到作家的故事，深感遗憾。由此我觉得，过去老师教我们写历史研究论文的那一套，未必是史家的正路。在我们的同学中间，想必有历史研究论文或专著的人不少，但能有几个读者？又有多少现实意义？你能留下一本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就不虚度此生了。经历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我想，我们能把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记录下来，就比同辈和同行们有出息。……我们把身体搞好，还有得可写哩！
我对石湾这封长函作了较多删节，如他仍健在，想必会谅解的。
2012年初，我将草书集（繁体字本）《序言》稿传石湾，请他批评。他于2012年1月13日复函，这封情真意切的长函，令我感佩。他写道：
很为你出草书集而感到高兴！读了小序，更为你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习书精神所感动。相形之下，我就很感惭愧了。我出身书香门第，父母的字都写得好，尤其是母亲，还会作诗与对联，对我影响很大。我伯父的字写得更好。我五六岁时，母亲就让我临伯父的字。因此，我曾在全乡小学的书法比赛中得过第一名。记得在南大时，美化寝室，咱们班上的好几个寝室墙上的“书法”，出自我手。可是，出校门之后，我再也没有练过字。成名之后，到地方上去采风，主人请我题字，实在推辞不掉，就靠童子功蒙混过关。有一年在山西，江苏的老作家海笑对我说，看来你小时候是练过字的，丢了实在可惜。等你退休了，到南京来，我帮你选几个字帖，你再好好练字。可等我退了休，心一直也静不下来。字帖我也买了，去台湾时还买了不少不用墨只用水的练字纸，仅试过一两回，就束之高阁了。去年《文学报》创刊三十周年、《人民政协报》搞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名人书画展，约我参展，我也推辞不掉，都勉强写了条幅。《文学报》还刊出了。我几十年来字无长进，但每次外出时题字，都坚持自拟诗句或作联。如纪念辛亥革命联为：“天下为公；地上共和。”前年三月三，在兰亭笔会上，我题的打油诗是：“惠风和畅三月三，诗友雅集会稽山。若问何景最难忘，曲水流觞咏新篇。”我曾写过一篇随笔，叫《字不离文》，认为攻书法，必须兼攻诗词歌赋。也不知道余生我还能静下心来攻书法否？这是一个未圆的梦！你的小序，写得很好。我只是觉得阿拉伯数字除公元纪年外，还是统一用汉字为好。因这是一本书法集，在书法中用阿拉伯数字看上去是很别扭的。如序中的90几分，观感就没有开头一段的十几年那样舒服。还有两处小改，我都用红色标出了（详见附件），未知妥否，仅供参考。
我写过一篇题为《风雨不改真君子》的千字文，登在《齐鲁晚报》副刊，传给石湾，请他指正。他在邮件中直率地说，写得“干枯”。此文写的是，南大历史系陈恭禄、王绳祖两位教授，是教会办的金陵大学的同学，美籍教授贝德士的高足。1949年后，两人处境艰难，陈恭禄先生受冲击更多、更大。“文革”初，历史系召开大会，讨论剥夺陈恭禄先生一切权利，包括选举权。表决时，只有王绳祖先生一人没有举手，他站起来大声说：“我反对。”我撰文，力求简洁。曾听人说，文学家把一句话变成十句话，哲学家把十句话变成一句话。我奉行的是，把十句话变成三句话，有时简省过头，文字不免干枯，石湾说的没有错。石湾写过关于朱偰先生的文章。朱先生曾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因反对拆毁南京城墙而被打成“右派”，打发到南京图书馆工作，“文革”中不堪凌辱而自尽。我听说石湾在为重印朱先生的著作而奔走，并在继续搜集他的资料，便于2009年10月7日，向石湾提供了如下一条材料：
2004年和2005年，我与另五位同志受某机关聘用，为其整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搜采的资料。我们六人将4000多万字的资料过了一遍。我有幸读到了朱.先生1964年写的《抗战后期蒋政权的专卖政策》一文，16000字。有关人员对此文有大段批语，指责朱先生“为蒋匪帮涂脂抹粉”。他的文章未获刊发。我在审稿单上签了意见，认为此文对研究抗战时期经济史很有价值，可以收入即将编辑、出版的资料汇编中。后来书出了，没能收进去。1964年有关人员对朱偰先生文章的批语是：
本稿有不少篇幅不是史料而是分析议论。而立论基点又是放“搞专卖为解决抗战经费”这一点上，这种议论为蒋匪帮涂脂抹粉，掩盖了四大家族掠夺剥削的实质。还有不少地方说明作者当时如何为“生产”“消费者”设想，标榜自己是众醉独醒的“清官”。需要保存史料，删除上述两个方面。有的是大段叙述，可全删。有许多是夹叙在史料中的，需要仔细删剔。
九年多以前，石湾还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哪知2017年6月查出癌症。病情危重时，还为一位失去双臂的女画家写文章，表示敬意和支持。并应《温州读书报》之约，写了追怀恩师赵瑞蕻教授的文章。与病魔抗争两年后，于2019年6月3日晚十一时离世。临终前流着泪对夫人童心说：“我还有事没有做完。有些事，只有我知道，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天妒英才，天不假年。友谊笃厚的朋友又走了一个，怎能不叹息、唏嘘？
2019年6月10日
来源：温州读书报2019年第七期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