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告诫官员莫贪
反贪是中国古代一大课题，历朝历代毫无例外都遇到了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唐太宗用法简宽而不烦苛，不像明太祖那样用法峻急、苛严，但反贪依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贞观时期政治较为清明，纲纪整肃，官员谨慎，贪赃枉法之事虽有发生，没有成为突出的、使最高当局困扰的社会问题，没有形成不可遏止之势。这个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官员们进行有针对性的、经常性的教育。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结合历史经验教训，结合官员们的心理，告诫官员们莫贪，可谓教导有方。唐代史官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太宗朝“政事之要”的史书。其中有一篇题为《贪鄙》，篇幅很短，共6章（段），约1000字，很是精彩。其内容用现代语言讲，为唐太宗对大臣们进行“反腐教育”。通篇循循善诱，言简意深，没有官话，没有说教，没有皇上对臣下的训诫口气。今天读来仍感亲切，颇有教益。
此篇有一段写道：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对左右大臣说，我曾讲过，贪官们无不爱财，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应当怎样爱财。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来说吧，俸禄都很优厚，一年所得，数目很大。若受人贿赂，不过数万，一旦败露，官职、俸禄全被剥夺。这岂是懂得爱财？上算吗？唐太宗善于设身处地为官员们着想，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教育他们切莫去做将会导致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唐太宗不反对官员“爱财”，但反对他们爱财过度成为贪财，反对“受人财贿”，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告诉身边的大臣，官员爱财要取之有道，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靠合法收入——俸禄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果有非分之想，如果贪得无厌，就可能落得“一朝彰露，禄秩削夺”的下场。从官员的私利来说，也是很不划算的事情。他要官员们学会算这笔账。
为了加深左右大臣的印象，唐太宗又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个宰相名叫公仪休，爱吃鱼，成为一种嗜好，但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鱼。这样，他就能长久吃到鱼。因为他不接受别人的贿赂，不用担心有一天蹲大牢而吃不上鱼。无论君主，还是官员，都不能贪。如果君主贪婪，必定导致亡国；如果官员贪婪，必定遭致身败。《诗经》写道：“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见《诗经·大雅·桑柔》，意为大风刮得很猛，贪人败坏族类。）此话诚然不错。唐太宗告诫官员，站得正，才能立得稳。如果有贪欲，倒霉的就不仅是贪者个人：主（国君）贪丧国，臣贪亡身。“贪者败类”，贪者一人，会贻害很多人。从大处讲，会殃及一国；从小处而言，会殃及家庭、家族。
接着，唐太宗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载于《水经注·沔水》，说的是战国时代秦惠王想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到蜀国的路怎么走。于是想出一条计策，命人刻五头石牛，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挂着黄金。蜀国的人见了，以为牛拉屎能拉出黄金。蜀国国王贪图黄金，乃派出五位大力士，将石牛拉到蜀国。这一来，就开辟了一条由秦国到蜀国的通道，这正是秦惠王所希望的。秦国的军队随后而至，攻打蜀国，蜀国很快被灭亡了。
第二个故事载于班固《汉书·酷吏传·田延年传》。说的是汉代担任大司农职务的田延年，征用民间牛车3万辆，用来租赁生利。每辆车租金原先为1000钱，田延年用欺诈手法增加至2000钱，共得6000万，并将其中的一半即3000万私自吞没。他在做这件事情时，其冤家对头眼睛正盯着他，秘密地搜集其违法乱纪的材料。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冤家对头的掌握之中。于是田延年贪污3000万钱的事很快被揭发出来。大将军霍光说：“先把他关到牢里，然后交由大臣们公议处置他的办法。”田延年自知罪孽深重，又害怕受到惩处，说道：“我何面目入牢狱！”遂自刎而死。
讲完了这两个故事，唐太宗感慨颇深，叹道：像蜀国国王和田延年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现今我要以蜀王为借镜，你们也应当以田延年为前车之鉴，不学他们的样子。
以上两则故事，并非虚构，而是见于史书记载的真人真事。唐太宗用历史上的这两件事，有力地印证了主贪丧国、臣贪亡身的道理。大臣们听了，定当惊出一身冷汗，定当深长思之，信服唐太宗所说的道理。
唐太宗在给大臣们上“反腐课”的时候，既以教育者自居，又将自己置于受教育者的地位。他说，不仅官员们不能有贪欲，作为一国之君，他自己也不能有贪欲；不但官员们要吸取田延年因贪而败亡的教训，他自己也要吸取蜀王因贪而亡国的教训。他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告诫大臣们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位皇帝能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是罕见的。
贞观二年唐太宗那堂“反腐课”，是讲历史教训。贞观四年，他给王公大臣上了一课，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谈反贪。唐太宗说，人要知道畏惧，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我终日孜孜以求，不但怜惜百姓，为他们忧虑，而且也希望你们长保富贵。天不是不高，地不是不厚，我所以始终兢兢业业，就是因为畏惧天地（害怕做错了事遭到天地神灵的惩罚）。你们如能像我畏惧天地那样，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则不但百姓安宁，而且自身常得欢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钱财过多未必是好事（唐太宗在贞观初年说到，珍宝乃“身外之物”），此言可为深诫。如果徇私贪浊，不但败坏法纪，而且损害百姓。纵然事情没有败露，内心岂不经常忐忑不安？人老是处于恐惧状态，惶惶不可终日，时间长了，是会得病的。因贪赃而恐惧，因恐惧而致死，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大丈夫岂能因一时贪图财物，而害及身家性命，并且使子孙后代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你们应当好好思量我这些话。
唐太宗给贪官们把脉把得很准，他知道贪官们心里在想什么。古今贪官的心理是相通的。我们不是听说，当代一些已经败露的贪官，他们在被“双轨”和逮捕之前，犹如惊弓之鸟，耳闻警车之声，即心惊肉跳，见到检察院的人，吓得面无人色吗？贪官们只要伸出了贪婪之手，他们就再也不会坦然地面对世人，再也不会有一日之安宁，就要惴惴不安地度日。古今贪官都是如此。唐太宗以上一番话，是会引起在场的王公大臣们的震撼的——无论他们是廉是贪。
对官员，反贪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反贪教育断断不行，仅有反贪教育也断断不行。教育对大部分人可能有效，对少部分人可能收效甚微，甚或根本无效，等于对牛弹琴。总有少数冥顽不灵的人，对善意的告诫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他们怀有侥幸心理，或者以为自己做的事十分严密，天衣无缝，没有第三人在场，神鬼不知；或者以为自己多年经营，根基深厚，下有支持者，上有保护伞，别人奈何他不得。在这种情况下，仅凭教育手段，会显得很无奈。因此，必须依靠法制手段。教育须与法制相结合。上世纪3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要用制度防止贪污等官场和社会弊端的发生：“国家的坏人愈多，制度愈重要。制度的功用在把坏人作恶的机会，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在反贪问题上，唐太宗是懂得法制的重要的，是懂得将教育和法制结合起来的。
贞观时期制定的唐律，第三卷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共59条。其中《受人财物代为请求》、《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凭官职威势讨要财物》等条，都是惩处受贿罪或索贿罪的法律条文。如《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条规定：凡监临主司官员（指对所处置的事情握有管辖、审核、主办权力的官员）接受贿赂后作枉法处理的，受贿值绢1尺处杖打100，每多1匹加一等，满15匹处绞刑。受贿后未枉法处理的，值绢1尺杖打90，每多2匹加一等，30匹加处役流。……
跟明太祖时期制定的明律相比，唐律从总体上讲，对官员职务犯罪的惩处要宽一些。明律规定：官员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受贿枉法者，1贯以下杖70，每多5贯加一等；20贯杖60，徒1年；45贯杖100，流2000里；满80贯处绞刑。监守自盗，1贯以下杖80；7贯500文杖60，徒1年；20贯杖100，流2000里；满40贯处斩。又规定：官吏外出，如乘坐官府的车、船、马等，携带私人物品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如乘官船、官车，私载物不得超过30斤，违者治罪。轻则笞10下，重则杖70。明太祖反贪雷厉风行，对官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惩处是极为严厉的，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
唐律虽不严苛，但较为严密，依然对官员有很强的威慑作用。唐太宗又善于把对官员进行反贪教育与严格执行唐律结合起来，有效地遏止了官员腐败之风，减少了贪污、贿赂这类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原载<人民论坛>2003年第11期)
文章选自夏里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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