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卿先生简介
蔡少卿（1933-2019），江苏张家港人，1952年毕业于常熟大南中学并留校任教，1955年参与创办江苏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现江苏第二师范学院）。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春提前毕业留校任教，担任著名历史学家邵循正教授的助手，并在职攻读研究生。1968年分配到江苏盐城机床厂劳动，1973年调入我校历史系，2003年退休。毕生致力于秘密社会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1964年发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开创了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陆续出版专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秘密社会》、《民国时期的土匪》等，主持编译《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主编《中国社会史丛书》、《中国秘密社会丛书》，主持标点注释《薛福成日记》等。曾任中国社会史学会顾问、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社会史学会会长、我校民间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我校韩国研究所所长等职。学术成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0年起，先后应邀前往十多个国家、六十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讲学访问，曾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际帮会研究专家会议“弗雷德里克•密尔顿•特雷什奖”等重要学术奖项。先后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八十多人，外国高级进修生七十多人，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卓有成就的国内外知名学者。
文图来源： NJU学衡研究院
怀念恩师蔡少卿先生
李恭忠
一
又是初冬阴雨时，转眼间，恩师蔡少卿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
去年，也是在这个季节，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濛濛细雨。我正在扬州参加江苏省社会史学会的年会，这个学术团体，是蔡先生在1988年创立的，会场上很多人都是先生的弟子。傍晚五点多钟，会议即将进入尾声，正要发言之际，蔡舸发来信息告知：老爸走了！虽然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一下子情绪还是有点不稳定，仓促讲了几句就结束。赶紧微信告知孙江学长，他还在国外访问，一直关注着蔡先生的状况，此前已经买好了第二天回南京的机票。然后，跟各位蔡门弟子通报，向学院领导报告。会议结束后，立即接通建华的电话，他和皮后锋、王强师兄正守在医院病床前，已经泣不成声。挂了电话，匆匆吃过晚饭，和黄建远学长连夜赶回南京，但已来不及见上先生最后一面了。随后协助沟通料理后事，直到第三天早晨，在殡仪馆大厅向先生告别，最后与里峰、建远和皮师兄一起，随家属送先生上山。
先生走了以后，总觉得该写些文字，可是心情一时未能平静，难以提笔。随后学期临近结尾，杂事拖拉。到了寒假，原本想着可以静下心来，回顾一下跟随先生求学的点点滴滴。没料到，一场空前的大疫情席卷而来，愈演愈烈，多少人被夺去生命，社会生活被迫按下暂停键，至今都还难以完全复苏。身边的熟人朋友，虽然没听说谁被感染，可是每天都被疫情信息缠绕，让人不得不直面个体生命的微渺和脆弱。经历了这一年，听到了太多不那么正常离去的消息，感受了非常世道芸芸众生的不易，对于死亡本身，反而有点释然了。回想先生最后两年跟疾病的艰难抗争，再看看眼前的形势，不禁有点感叹：先生留下了不朽的著作，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以86岁高龄，在家人的陪伴中安然辞世，远方的弟子们都能赶来告别，也是有福了！否则，在这场大疫情面前，还不知道要遭受什么样的罪呢。这样想来，反而有点为先生感到庆幸了。
二
先生从小生长于江南农村，1956年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北大历史系求学，接受过许多名师的教导，比如翦伯赞、向达教授，等等。1960年，先生本科毕业留系任教，不久担任著名近代史专家邵循正教授的助手，随后又跟随邵先生读在职研究生。在邵先生引导和帮助下，先生有机会系统查阅当时尚不为学界所知的清廷官方档案，写出了《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篇文章的学术史意义越来越显著，它开辟了天地会研究的新天地，开拓了秘密社会史研究这一新的学术领域。
蔡先生在北大的工作证
“文革”期间，先生被迫离开北大，在江苏盐城的一家工厂工作五年，学术研究一度中断。1973年，才有机会调入我校历史系，一直任教至退休。“文革”结束之后，先生加紧努力，沿着自己探寻出来的方向继续推进，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1987年，先生的原创性著作《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正式出版，标志着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框架的基本确立。此后，先生在这方面又出版了更多的学术成果。今天看来，先生的秘密社会史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传统，影响了一代学者，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蔡先生代表作《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1987年初版
在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又在国内大力倡导、组织开展社会史研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先生带领自己的首届硕士生孙江等人，组织翻译西方社会史学家的经典论文，1988年出版了《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一书，在学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同一年，先生还牵头主办了第二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对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先生又主编《中国社会史丛书》，1989-1996年间出版20种。这套丛书的作者，不少人后来成为学术名家。
三
以上关于先生的了解和认识，对我来说，是经过了二十多年才逐渐变得清晰的。余生也晚，先生在社会史领域叱咤风云时，我还在偏僻的赣西南山区读中小学，孤陋寡闻，只知道死背书，对外面的社会一无所知。1992年高中毕业，考入北师大历史系，一开始对学术领域也是两眼一抹黑。在老师们的指点、熏陶下，逐渐对中国近代史产生兴趣，知道了还有“社会史”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也了解到先生是秘密社会史方面的名家。本科毕业前夕考研，曾经动过报考南大社会史的念头，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考北大历史系。
第一次见到先生，已经到了1998年夏天。那年北大历史系举办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我们这些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都被安排去做会务接待。先生来会场报到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非常热情，还询问过我们的研究兴趣。我平时对社会史比较感兴趣，于是随口说：能不能报考您的博士生。先生当即表示：欢迎啊。我以为先生只是客气而已，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其实当时我正在全力考托福，考GRE，打算走出国读书这条路呢。
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会议期间，
蔡先生与北大老同学德国费路教授合影
没想到，几个月之后，竟然接到了先生亲手写来的一封信，大意是明年的博士生考试要报名了，你还愿不愿意来？原本以为先生只是一时客气，没想到竟然是当真的。多年以后跟孙江学长聊起，经他提示，才明白蔡先生其实是提前对我面试过了！可当时我并不明白，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回信坦诚：不好意思一边准备出国，一边又报考国内的老师。可是先生又来信说：没关系，你不必有心理负担，尽可以两手准备，万一出国不成，还可以到我这边来嘛！先生既然如此大度，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出国、考博两头进行。到了第二年春天，果然如先生所料，我没能拿到国外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出国之路走不通了；而南大，却为我继续深造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这样，我硕士毕业之后，就顺利转入了博士阶段。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先生宽宏大量，不计较个人面子，一心为年轻人的成长着想，我在硕士毕业之后，还不知道会经历多少弯路呢。
四
我开始正式跟随先生读书，已经是上个世纪最后一年了，基本算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一起入学的应届毕业生，还有来自华中师大的李里峰。此后先生又招收了两届博士生，王建华等人就是最后一届，是真正的“关门弟子”。加上前面几届，经常在校的博士同学也有十来位。而先生此前培养的一大批硕士生、博士生，不少人早已成为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好几位还都在南大任教。当时先生已经66岁，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一派宗师气度，又给人春风和煦之感。
三年博士期间，除了上一些课程，完成学分要求，先生对我的专业研究基本没有干预，主要还是让我自己探索。先生本来希望我能跟着他研究秘密社会史，但我感到这个领域非常专门，自己缺乏基础，担心三年期间不容易写出一篇较好的毕业论文。其实私心而言，当时我对秘密社会史的意义，认识也很肤浅。尽管从北京南下之前，跟本科时的老师刘北成教授告别，刘老师曾经提示说：秘密社会很有意思啊！但我当时没能领悟，以为这样的研究有点偏门，总想着能不能找一个更加“重要”的题材来做。半年多以后，我决定以中山陵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先生听我汇报之后说，那就先做这个吧。
此后，先生不再提起研究秘密社会史的事，尽量为我的自选研究创造条件。先生的“开门弟子”孙江，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获得教职后，2000年回国探望老师，先生把我和里峰等人也叫去一起吃饭。这以后，孙江学长一直对我多有指点和帮助，不是老师，胜似老师。先生的另一名弟子、南大社会学系的周晓虹教授，为博士生新开设了“当代中国研究”课程，先生要我们也去选修。晓虹学长对我的研究也很关心，还为我联系中山陵的朋友。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博士论文写得还比较顺利。2002年6月，和里峰一起答辩毕业。我在先生的安排下留校任教，里峰先去了南开做博士后，两年以后也回到南大，在政治学系任教至今。
2002年6月，李恭忠、李里峰博士论文答辩
五
留校工作以后，与先生名义上成了同事。可是一年之后，先生年满七十，正式退休。我和先生之间，于是变成了情分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毕业后与先生的接触，比三年读书期间还密切。先生就住在学校西门外，我时不时去先生家里坐一坐，聊聊天。以先生的经历阅历，自然知道年轻人的不容易，对我的成长尤其关心。耳濡目染之中，从先生那里，越来越感受到学术道路的真谛，就是守住根本，坐得住冷板凳，从长计议。这种师生情分，支撑着我从一枚生涩的“青椒”（当年还不兴这个词），逐渐走向已有几丝白发的中年。
先生一辈子的学术事业，秘密社会史是“根据地”，内心里当然希望我能接着做下去。我一开始畏难，不敢答应，先生也不勉强。毕业留校以后，没有限时完成任务的压力，我就开始从头学习秘密社会史，慢慢摸索门径。看到我迈开了步子，先生有点欣慰，把珍藏多年的姚大羔会簿摄影照片，还有别的一些资料，都交给了我。又带着我参加学术会议，结识这个领域的更多师友。对我的研究进展，先生从不催问，但每次见面交谈，眼神中都透着殷殷的关切，让我感受到前行的动力。
十几年前，孙江学长决定辞去国外教职，正式回到母校工作。先生更加欣喜，跟我说：孙江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责任重大。我一时不解其意。先生解释说：我已经年纪大了，做不动了，你又还年轻，孙江回来，就更好了。此前多年，我从来没有听到先生如此迫切的话。看来先生平时不多说什么，但在内心里，对于弟子们一直充满期待，希望南大的社会史研究能够再创辉煌。孙江学长回国后，果然起到了“鲶鱼”效应，创办学衡研究院，推动跨学科研究，社会史、概念史、记忆研究，风生水起，渐为学界瞩目，为南大的人文学术更添异彩。先生对此很是欣慰，不过看到我们变得更忙了，又有点担心，多次让我转告孙江，要注意身体，别给自己太多的任务。
2012年，蔡少卿先生和弟子孙江教授合影
六
先生退休之后，学术论著写得少了，开始练起书法。每天上午下午，一坐下来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和里峰开玩笑说，先生练书法，跟做学问一样认真！先生家里的藏书，退休后清理过一次，本来已经少了很多。练上书法以后，又买了好多碑帖，逐渐成叠成堆。先生不时去汉口路上的旧书店逛逛，书店老板都知道有这样一位老教授，对书法方面的书籍感兴趣。先生习书，是真正出于兴趣，从不拿出去对外张扬。只有一次，2010年，先生的母校张家港沙洲中学，庆祝建校七十周年，才写了一幅题词。后来在回忆录里，先生详细记叙了早年读书时受到的关心和帮助，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六十多年后仍不能忘怀。
蔡先生为母校沙洲中学建校70周年题词
先生对教过自己的老师，特别是北大时期的导师邵循正先生，一直怀着感恩之情。去年是邵先生诞辰110周年，北大历史系举办纪念活动，先生也接到了会议邀请。当时先生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嘱咐我帮着准备一份书面发言。我参照先生以前的文章，草拟了初稿，送给先生审阅。先生非常认真，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过了一遍。
2019年10月10日，蔡先生在逐字审阅怀念恩师邵循正先生的发言稿
11月2日，我受先生委托，在北大的纪念会议上代为宣读，最后一段是这样的：“我这一生，从上小学起，经过中学、大学一直到研究生，曾有过很多老师。现在，我已八十六岁，也当了几十年的老师，就越来越多地回忆过去的老师。我今天的一点点知识，有哪一样不归功于我的老师呢？在许多老师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最深的是邵循正先生。我出身于农家，没有家学渊源，也不算很聪明，但我肯努力，邵师也尽心指导。我跟随邵先生八年，他给我传道、授业、解惑，身教言教，循循善诱，将我领进学术之门，使我走上大学讲台，以至国际学术舞台。今天再一次谈起邵先生，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我的眼前，令我终生感铭。”
会议当时，先生已经住进了医院。不到一个月之后，2019年11月30日，先生便与世长辞。想起这些细节，至今百感交集。先生虽去，先生的学术风范，师生之间的情谊，足为终生感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