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道初
沈道初，1938年生，江苏无锡人，笔名沈文华、孙诚，我校历史系1964届毕业留校任教，先后担任我校历史系主任、江苏省人大联络处长、江苏省社科院行政处长、匡亚明终身秘书、江苏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江南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江南诗词》主编、江南诗友书社顾问、《中国当代诗人词家代表作大观》编委会顾问等。在书法圈内沈道初先生与言恭达、荀敬齐、许小恒都是文化名人。2012年5月，当选为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顾问。著作有《锡梅诗集》、《中国的皇帝》、《吴地音乐戏曲》、《独联体东欧纵横》、《中国酒文化应用辞典》等。业绩载入《世界名人录》、《东方之子》、《当代历史学者大辞典》、《中国文艺家辞典》等十余部大型文献辞书。
文章来源：我校校友网
匡亚明与《红楼梦》
沈道初
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匡亚明教授，于1982年4月30日在江苏省《红楼梦》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还〈红楼梦〉的本来面目》的讲话。他当时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匡教授是省红学会的首任会长。他针对红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大家研究时要《还〈红楼梦〉的本来面目》。他的开幕词简明扼要，观点鲜明，他着重讲了三点意见。
他教诲大家：“我们读《红楼梦》也好，研究《红楼梦》也好，第一要紧的事就是要还《红楼梦》以本来面目。”他指出：现在《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其字数远远超过《红楼梦》本身，这自然是好现象，但也使人感到有点“倾盆大雨”的味道。随后他批评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不良倾向，谈到他的还《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大概有如下含义：
第一点意见：
一、不要离题太远，离开《红楼梦》去研究《红楼梦》，所谓“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不要这样。
二、尽量防止钻牛角尖……总的来说，不要离开《红楼梦》去研究《红楼梦》。他深刻指出：《红楼梦》是影响千秋万代的著作，首先要认真读它，说欣赏，可以；说研究，也可以。在还《红楼梦》本来面目的前提下，应该允许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发挥《红楼梦》的含义。就是容许“百家争鸣”，不能光有这一家，而没有那一家，“百家”与“智者”、“仁者”应该是统一的。
第二点意见是如何评价《红楼梦》的问题。
匡教授从小就喜爱《红楼梦》，看过好几遍。他说，《红楼梦》确实是部了不起的伟大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坛上，在世界文坛上也是少有的。它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著作？你从现实主义角度去看，可以；他从浪漫主义角度去看，也可以，我看是两者都有。所谓浪漫主义，无非是有很高的想象力，再用美妙的文笔予以表达。
《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匡教授指出大概有这么五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故事性强。故事曲折。变化万端，引人入胜，使人不看完停不下来。
二是人物写得好。《红楼梦》人物之多，是可观的。世界上很少一部小说里有这么多人物，从贵族、书生到平民、演戏的，形形色色，就是皇帝老爷没写，侧面还是写到了的。那个社会里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都写到了，记叙六百多个人，把这些人的性格写出来要多好的脑筋！比如写王熙凤，人还没出场，一句话实际上就出场了；写林黛玉出场，也只用几句话，就把林黛玉写活了。各人的语言都合乎各人的性格、身份，很了不起。
三是想象力特别强。幻想，是浪漫主义的。《红楼梦》里想象和幻想都有。用马列主义观点来看，思想和想象，在它们一旦形成的时候，它就有了它们自己的发展规律，这是一；其次，在现实生活里，从这里到那里，通不过的时候人们就用想象来弥补它。过去的文学作品里，对自然科学几乎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可以任意发挥。读了《红楼梦》第一回就非常惊奇作者想象力的丰富，包括逻辑想象在内。在第五回中几乎把以后的事都给“点”出来了。
四是结构谨严。《红楼梦》一书的结构，确实可以作为一个个专题来研究。
五是有文采。写道士像道士，写和尚像和尚，讲参禅像参禅。而且在第九十一回书中还写了贾宝玉、林黛玉怎样用参禅的形式来讲“情话”，它高明就高明在这些地方。贾宝玉讲“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意思是说，不管遇到有多少美女，我只要您一个！而林黛玉却反问他：“瓢之漂水奈何？”意思是说：很多人找你，你没有了主意，怎么办？另一方面，诗、词、曲、赋都有，而又完全符合每人的性格、身份、文化程度。
第三点意见是谈谈《红楼梦》作者。
作者曹雪芹出身于官僚，从小过着真正“荣华富贵”的生活，按照道理来讲，这样环境里怎么能培养得出《红楼梦》一书的作者（他深切同情穷苦人）？这值得我们研究：一方面作者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很多那个时代、社会、贵族家庭里面糜烂腐朽透顶的豪华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却有“拒腐蚀”的一面。是哪个给他（作者）以这种力量的？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读书多，会读书。“文采”也同样得力于“家学渊源”，家庭里书多。拿现代的鲁迅先生来说吧，当年鲁迅在上海，我在四达里住，他住在日本人开的书店里小楼上，相距很近……鲁迅就是得力于多读书和善于读书，也就是会读书，他没参加过体力劳动，也没直接参加和领导过群众运动，但最后不仅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那些需要和应该继承了的东西（优秀的文化遗产）大量被保存在书本里，值得人们学习、应用。因为通过对前人书中遗留下来的某种宝贵、有用之物，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继承（当然是有选择的继承），从而得以从不断继承、发展中提高自己逐步走向更高、更正确的境地，一切有所创新的杰出人物都是如此，曹雪芹就是这样，鲁迅也是这样。可见匡教授总结得很精辟。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里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匡亚明指出：共产主义者必须批判地继承人类社会包括封建社会内的一切优良成果、文化遗产。你说封建社会没有优秀文化遗产，《红楼梦》不就分明是产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伟大杰作吗？可见在封建社会里，也还有正义的一面，《红楼梦》成书距今二百多年了，然而作者的思想在书里保存下来了。
匡教授对一些人的过高评价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书中的贾宝玉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因为他反抗封建礼教……”，我说，要还它（《红楼梦》）的本来面目，至少曹雪芹在写贾宝玉时还没有想到有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应还《红楼梦》以本来而目，来认识它，研究它，了解它就行了，不要拔高，也不要“贴标签”。
曹雪芹多才多艺，小说诗文、工艺美术，无所不通。小说存《红楼梦》八十回；诗文未曾编集，大多散失；工艺美术有《废艺斋集稿》（共八种八册）。对曹雪芹这个人的分析也只是为了“读其文必须知其人”。他生在那个虽有了点资本主义萌芽，但总的说来仍是封建社会的时代里。他在那个环境里就能通过“多读书，会读书”，从而达到他当时所能达到的比较高的思想境界，就已很了不起！这境界，硬把它“拔高”了，不好；降低了，也不好，要恰如其分。对曹雪芹是如此，对别人也都应如此。通过研究曹雪芹，可以吸取很多可供我们借鉴并使我们得到教益的东西。今天我们研究曹雪芹的目的是为了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传统，来发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文艺，正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啊！
江苏曾是曹雪芹生活过的地方，《红楼梦》里有许多内容涉及江苏，当然作者不一定就在“实写”哪一处地方，因他善于集中所见、所闻、所体验的各个方面的东西，予以精心加工、提炼、融汇、剪裁，创造出书中的若干典型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如说书中贾宝玉一定就是作者曹雪芹，不能这样讲。说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里面就一点也没有曹雪芹的影子，也不见得。“大观园”也是这样，断定它是哪座名园，靠不住；但其中曹雪芹自己亲历，接触过的“实景”，必然也不会少。
由此可见，上述匡亚明教授对《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评价，提出了必须要实事求是的研究，还其本来面目。匡亚明的研究方法、观点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听说南京军区原司令员许世友起初讲《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后来毛泽东要他读几遍《红楼梦》。据说，在文革中，南京军区有人帮许司令解围，在我校请一位教授，秘密将《红楼梦》浓缩成简装本（全是书中原句）。许世友通读了几遍，并记住了书中的要点，于是向毛泽东汇报了他的读后感。可惜这位教授不敢留简装本底稿，现该稿己查不到了。
匡亚明教授研究《红楼梦》写了不少文章，其中还有一篇是在1983年11月23日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即《继承是为了创新》，在该文中，他指出：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著作《红楼梦》，经过历史的反复考验，已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学瑰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把《红楼梦》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来论述，给予极高的评价。匡教授号召大家，第一要学习曹雪芹精通运用文化遗产的学风。第二要学习曹雪芹认真对待生活的精神（凡是有成就的作家，除了学习和继承前人的创作经验外，还一定要有现实生活的积累。只有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才是文学艺术的真正的源泉。曹雪芹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第三要学习曹雪芹严肃的创作态度（曹雪芹精心结撰，反复修改，拿曹雪芹的话讲：“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表明《红楼梦》是曹雪芹用心血凝成的）。
总之，读了匡亚明教授《还〈红楼梦〉的本来面目》等文章后，得益匪浅，再次使我感到：一、《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名著之一，其文学内容、艺术造诣需要进一步开发。二、要抓住文本来研究，不要离书离题太远。三、研究时不要牵强附会。四、《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所以能写出该书，除了他多读书、会读书外，他还有四个方面的特长：有思想、有学问、有经历、有追求。
匡亚明教授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含义深湛，为了缅怀匡教授，特地写了此文。由于本人没有研究过《红楼梦》，故对匡教授的研究领会不够全面，上述读后感肯定问题不少，在此恳请红学专家们指正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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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54年（1715），曹雪芹生于南京大行宫利济巷织造署内。关于曹雪芹的生平有两种说法：一是据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注“年未五旬而卒”推算定于1715年生，另一说系根据敦诚《挽曹雪芹》“四十年华付杳冥”诗句上推四十年定于雍正二年（1724）生。卒年也有两种说法：据靖本附录的夕本“脂批”从“壬午说”（1763年2月16日），另一种“癸未说”认为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4年2月1日，年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