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为何贬低苏东坡
王春南 原载《齐鲁晚报》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有一部很著名的著作《读通鉴论》。此书洋洋60多万言，评论的历史人物，粗粗数了一下，多达近百人。其中苏轼被提到的次数最多，有10多次，而且都是差评。
司马光《资治通鉴》写到五代，不可能提及北宋的苏轼。王夫之著《读通鉴论》，提到苏轼也无妨，稍带一下就行了，似用不着不厌其烦地评说。看来他对于苏东坡其人，有一肚子话要说。
王夫之对苏轼一生从政生涯，下了四个字评语：“擅权纷乱”。他说，西汉周勃、灌婴诽谤贾谊，说他“擅权纷乱”。这四个字，安在贾谊头上是诬蔑，用来评说苏轼却是平允、恰当的。周勃等人攻击贾谊的话见于《史记》，原话是，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诚然，不能给贾谊扣“擅权纷乱”的帽子，但给苏轼就能扣了吗？擅权者，专权、揽权也。一部“二十五史”，写到的擅权的宰相或权位相当于宰相的人，以及外戚、宦官等，真是数不胜数；却没有读到过曾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的苏轼专权、揽权之史实。《宋史》对苏轼的从政经历就不是这么评价，书中赞扬了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就是说，《宋史》是用“政事精明”四个字来概括苏轼的宦海生涯的。
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值得敬重的风流倜傥的才士。王夫之不这么看，他鄙薄苏轼的为人。他说，苏轼与唐朝的元稹、白居易，以及其弟苏辙，都是“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撇开其他人，单说苏轼。固然他喜欢饮酒吃肉，但他是有节制的。他在《东坡志林》一书中说：从今天开始，吃饭不超过一杯酒、一碗肉。有贵客来，三杯酒、三碗肉，只能减不能增。有人请我吃饭，我预先告诉这个标准，如超标，我就不赴宴。再说，苏轼饮酒吃肉不是吃公款——在宋代，用公款吃喝是犯法的事。所以，苏轼因酒肉而丧志的事是没有的。至于说苏轼因游玩而放纵自己的感情，因讲究穿着打扮、收藏珍宝、沉醉书画而丧失操守，那也都是没有的事。
王夫之认为苏轼倡导“邪说”，他的《谏臣论》这类文章，抹杀了君臣之义，混淆了忠奸之别。查《苏东坡全集》，没有收《谏臣论》，似苏轼没有写过此文。我拿不准，特意请教南京师范大学原文学院院长 何永康教授，他查了东坡全集，也没有找到《谏臣论》。他又请文学院古文献专业的一位老师查一查，回答是：“船山所论，应为韩愈《诤臣论》，非苏轼，亦非名《谏臣》，故苏集中无是。”王夫之凭印象批评苏轼，把韩愈的《诤臣论》误作了苏轼的作品，又误《诤臣论》为《谏臣论》。印象有时是靠不住的。
苏轼提携秦观，王夫之很不满。他说，苏轼将秦观等人提拔到重要位置，其害更甚于王安石，因为秦观等人都是放纵不受约束的人。苏轼在徐州任职时，秦观拿了一篇自己撰写的《黄楼赋》去见他，苏轼认为秦观有屈原、宋玉之才，特地向王安石推荐。王安石也认为秦观的诗“清新似鲍（照）谢（灵运）”。看来不是苏轼一人欣赏秦观，王安石也赏识。《宋史》说，秦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提携这样一位有才气的文人，有什么错呢？
王夫之对宋代以前数十位帝王的评论，大多很深刻，有卓见。只是他评论文人，包括东晋王羲之，唐代韩愈、“元白”（元稹、白居易），北宋“三苏”（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明代宋濂，等等，往往失去分寸，批评、指责不能让人信服。是否他对文人特别严苛呢？
指责人，给人扣帽子，而又不拿出证据来，这可能是王夫之《读通鉴论》的一个明显的缺点。
文章选自夏里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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