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记忆】张正涛：校园生活散记

来源： 日知录新说 

校园生活散记——校园恋情篇

张正涛 

记得是期中考试的那段日子，赶巧学习部联系到一批《新概念》（1—4册）售卖，为了不影响大家复习应考，我们学习部的几位学生实行轮流值班卖书。某天下午轮值到我，我先把卖书广告牌竖在小楼门前，然后把几箱书从学习部搬到秘书组的大房间，将书依次摊摆在长条会议桌上，一边服务络绎不绝前来买书的同学，一边忙里偷闲看书复习。忙过一阵，清静下来，发现靠窗边坐了一位面生的女孩正在心无旁骛地埋头看书。我以为她也是来买书的，只是刚才人多，不想凑热闹吧？于是热心招呼她：“那位同学，没人了，你可以挑选书了。”而她却冷冷的回了一句：“我不买书。”不买书跑这儿待着做什么？我耐着性子问：“那你在等人吧？”答：“不，我在复习。”我便打起了官腔：“这儿是学生会，你也是学生会的吗？”没想到她回答“是”。言罢人家就扭过头去继续看书，不再理我，一付拒人千里的样儿。听她这么回答，我想或许是新来的，也不好轰人家了。随后俩人沉默无语，各忙各的，互不打扰。直到晚饭时间到了，她收拾好书包准备走人，但临出门前不失礼貌的和我打了声招呼，这倒让我颇感意外。她走后，我也收拾好书摊撤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遇。平淡如水。

 或许是她的“冷漠矜持”，或许是她最后出门前的客气道别，这般亦冷亦热让我对她产生了莫名的“好奇心”。那次偶遇后，我就对她颇为关注了。她确实是学生会宣传部新来的，此后我便总在倾听她在隔壁宣传部和同学们的谈笑；总在关注她在南园的报廊前和他人换报纸的身影；还时而有意无意的在学生会楼道里和她打个照面，期待着她报以一个明媚的微笑……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不知何时，她已悄然走进了我的心中。虽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知道，我已有了想和她面对面交流的冲动。而我实在不是一个性格外向、风风火火的人，何况又是学历史的“老夫子”，诸如递条子、直白地约会之类的事真做不来。为了接近她，只能是落落大方的到宣传部看报纸，赶巧她在的时候，就随便聊聊天，讲讲历史掌故，引她和大家一笑。有时吃罢午饭回宿舍，如看到她正在报廊前挂报纸，就凑过去帮帮忙。由于她的钢笔字写得漂亮，所以时不时学习部有卖书账目结算表、组织活动后的总结报告等文字工作，我也会找个恰当的理由请她帮忙誊写……就这样一回生二回熟，原本两条不相干的“平行线”在我的努力下终于有了交集。此后在校园里再遇上她，我们已可以停下来聊一会儿闲天，开个玩笑调侃对方，而彼此没有丝毫违和感。转眼到了暑假前夕，我们考古专业的同学接到通知，暑假后一开学（9月初），我们将外出实习一个学期，至次年的寒假前夕返校。这就意味着我将有近四个多月不能见到她的身影、不能听到她的笑声。这不免让我有了一丝紧张：在这四个月期间，她会不会如断了线的风筝，飘向他方？于是我渴望在实习期间能和她保持通信。赶上有一天周末傍晚她要回家，我借晚饭后顺道散步之由陪她走出校门。她家离南大不算远，步行不久就能走到。而心有灵犀，这一路我们却走了很久：先顺着南大北园东围墙外的天津路走到鼓楼广场，再沿北京东路往她家方向去，可是到了该拐进小路去她家的地方，竟然没拐，最后我们一直走到了鸡鸣寺的励士钟塔，看看已走太远了，于是再返回，往她家方向走。那个傍晚我们聊得融洽开心，海阔天空，话题很杂，犹记得两个片段：

 她告诉我，她上托儿所时家里买了看图识字卡片，她父亲边和她玩边教她识字，很快她认完了所有卡片。父亲就只好自制卡片教她认更多的字。认完所有卡片后家里又给她买各种带插图的儿童读物，但很快这些也不能满足她的阅读欲望。她开始从报纸右上角豆腐块大小的伟人语录开始，竟然认起了报上文章中的字，看见里面有自己认识的字就大声念出来，不认识的就问大人。每天邮递员在楼下一喊报纸来了，她就抢着跑下楼把自己家和邻居阿姨的报纸和信都拿回来。每天那些语录和文章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她根本不懂，只是乐此不彼地认字。以至于有一次没拿到报纸就把邻居阿姨的信给拆了念，让那位阿姨哭笑不得并教育她不能拆别人的信。那时她还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不能拆别人的信，但她记住了阿姨的教诲。上小学后因为学前认字多，老师教的字很多都已认识，写作文时她会使用老师没教过的成语和词汇，所以作文会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念。老师还会把她用过的新词抄在黑板上让全班同学抄，那时她觉得无聊就只能趴在桌上假装睡觉。如饥似渴、囫囵吞枣般的阅读渐渐形成了她儿时的梦想：将来要当一名记者或作家。但那时政治氛围严苛，作家和记者都是高危职业。她楼下的邻居大姐就曾对她开玩笑说：“要想当记者就要做好坐牢的准备。”那时她还年幼，对此话似懂非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慢慢领会了家庭和社会风气都不鼓励走这条路的理由。在高中文理分班之际，她曾有过犹豫是否坚持自己的理想，但终究没有拗过家庭的期望、社会上重理轻文浪潮的裹挟和自己的虚荣心，最终还是选择了理科。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理想，那时的她对自己的选择还是有些纠结。而我则开始理解为什么我这个文科生会和她这个理科生聊天如此融洽的原因。在聊起文学方面的话题时我竟感到她这个理科生并不逊色于我这个文科生。再有一个“比穷”的细节，至今还回荡着那晚的顽皮与美好。聊天中我说起北京圆明园遗址，扯出清王朝几个皇帝的野史轶闻。其中讲到异类的“抠门”道光帝和大臣们“比穷”的逸事：道光皇帝爱穿补丁衣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满朝大臣个个衣衫褴褛，整个朝堂望去，知道的是君臣在早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丐帮帮主在破庙里训话呢。说完两人开心大笑之余我当时不知是脑子进水了还是中邪了，居然提出咱们也有样学样搞个“比穷”，看谁穿的破？用现在话讲，真是“够二”的。没想到一个二不响， 两个二叮当，她居然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我俩“比穷”的细节因日记缺失不得而知了，但“犯二”的对话则留在了记忆中。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经历。虽是月下，但没有花前；似无浪漫，但很尽兴。没有谈情、更没有说爱，只是像遇到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任由思绪放飞、胡吹海哨般“侃大山”，而我也达成了我的如意算盘：彼此相约，在我外出考古实习时保持通信联系。我们学考古的大学四年期间是不会拘泥于校园、教室和一张方桌之地的，每个学期都会根据课程需要，或长或短的外出实习，1981年下半年大四的考古实习则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原计划从9月一直到次年1月近五个月，后因我们工作努力，提前至1982年元旦前结束返校，历时大约四个月。1981年秋季开学第三天的9月3日，秦浩老师带领我们78级考古专业的十二名同学踏上西行的列车，于次日抵达考古实习的第一站：九朝古都洛阳。我们要在这里进行为期十天的参观学习。我原本不希望她到车站送行，怕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误解，以为我们是恋爱关系。但她坚持要送我并表示不怕我的同学怎么看她。在车站月台上，我们挥手告别，我把对她的柔情和不舍深深的埋在了心里。对于她的到来，同学们都吃了一惊。查看我9月19日在西安写给她的信，其中写到，秦老师专门为此事找我谈话，问我们的事，我告诉他我们才刚刚认识几个月，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男女朋友关系……秦老师听罢只说了小女孩不错，好好相处，但不要耽误学业，就别无他话了。老师的宽容和叮嘱让我们在以后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低调谨慎的姿态，这是后话。事实上当时我对秦老师讲的也是实情，我们只能算是比较谈得来的朋友，仅有的一次“约会”还是那么玩闹，只是后来随着书信往来的交流加深，彼此越来越信任和认可对方。到实习结束时，我们的恋爱关系才渐渐明朗起来。那次实习的第二站是十三朝古都西安，滞留了十九天，也是参观学习；第三站是三国时期的吴都鄂城市（现鄂州市），田野考古发掘实习三十八天，发掘东晋墓葬；第四站是湖北武汉，在省博物馆进行文物整理工作四十九天。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座机也很少有，电报、长途电话费又那么贵，不是我们学生所能玩得起的。两个人相隔千里，写信是唯一的通讯手段。四个月期间我给她写了42封信，她回了我35封。行文内容由开始的拘谨、严肃到后来的随意、诙谐。所谓“拘谨”“严肃”就是我把对她的思念都用平和关怀式的语气掩盖着，在信中没有任何那种男女情感的表露和诸如“亲爱的……”小布尔乔亚式的情调。当然我们的通信也并不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政治口号式的语言，什么“××同志或同学，你好”，什么“战斗友谊长存”、什么“致以革命的敬礼”等等。我们之间都是直呼其名，习惯成自然，直到今天我们在家在外也都是叫名字。她是南方人说话快，叫我时常常把中间的“正”字给吞掉，以至于许多朋友一直以为我叫“张涛”。如果她一字一顿的喊出我的全名，那我可能就有麻烦了，这说明她为某事生我气了。

四个月实习期间我给她写了42封信，她回了我35封

现在这77封信既是当年我考古实习和她校园苦读的点滴记录，也是我们从普通友情到男女爱情心路历程的见证，我们一直将它们保存至今，不曾丢弃。基于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麻烦，我们约定不把信寄到她们班的邮箱，而是将朋友家作为通信中转站。这种“秘密”通信方式一直持续到她1983年毕业分到北京工作之后才告结束。在此对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夫妇表示由衷的感谢。保持“低调”的通讯方式使得我们的校园恋情免受不必要的干扰；她来我往的传书，拉近了我们彼此心灵的距离。我们书信往来的过程中有一段小插曲，它差点成了我校园恋情的滑铁卢。那时大学生是“没钱”和不讲物质的年代，同时也是以文学诗歌为荣的年代。我们我校当年向全校所有学科的学生开设了《大学语文》和《美术鉴赏》选修课。不但本校的学生踊跃选修（当时南大已实行学分制），还吸引了许多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跑来“蹭课”。这两门课在学校大礼堂开设，每逢有课，一座难求，必须提前去占座。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单纯、也带有些盲目。物质尚且匮乏的年代也就无所谓物质追求，所有的青春骚动只能寄托于精神层面。就像智利当代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所说：“人生在世，唯有爱情与诗歌不可辜负。”可以说文学与诗歌涵盖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年轻学子的追求元素：知识、自由、浪漫与爱情。在那样的环境下年轻人聚在一起以聊文学为时尚和乐事，如谁能再谈谈朦胧诗就会更令人刮目相看， 套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酷毙了”。虽然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文青”，但被爱情冲昏头脑之后居然也敢斗胆“耍酷”。记得在西安我接到她给我回的第一封信后，一时兴起，写了一首二十三行的无题“诗”，自以为可以在她面前展示一下“文青”的格调，增加她对我的好感。没想到适得其反，我差一点收到“断交”信。事后得知，她看了我的“诗”后非常失望，认为行文不是我本来的风格，有浅薄浮躁之嫌。她对朋友说：“不想和这个人交往了。”朋友劝她：“再看看，再了解一下，别轻易下结论。”朋友让她耐着性子以观后效，同时给我来信告急，让我赶紧道歉哄哄她。朋友的告急一语惊醒我这个梦中人，我意识到自己的虚荣可笑。从那以后，我写信的风格始终保持自己原有的本色：朴实、纪实、诚实，不再玩“时髦”的文字游戏。当今网络有句著名鸡汤语：“这个世界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现在经常和当年的她、现在的老婆开玩笑，自打那次差点让我梦断西安的“无题诗事件”之后，我的生活里就只剩下离故土越来越远的远方，再也没诗什么事了。这是后话。 我们在西安实习期间，正赶上有几位77级的学长在那里为做毕业论文搜集资料。临近国庆节，他们工作完毕准备返回学校。我托其中一位学长给她带了一个包裹，除了一个饼干筒外，还有一条围巾和一副尼龙手套。学长返校后到学生会送包裹，赶巧她去上课没见到人，就把东西留在了学生会。后来我向她提出送我一张她个人的照片，她就照了一张戴着那条围巾的照片寄给了我。凝视着她戴围巾的侧脸小照，当时的古都鄂城（10月2日我们的考古实习已移师到第三站——湖北鄂城）虽已秋风萧瑟，但我的内心却如春风荡漾，温暖至极。至此，心猿归林，意马有缰。我认定她就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想要寻觅的那个她。如今围巾虽已不知去向，但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我们的相册里，见证着我们的青葱年华。

她戴着我送給她的围巾

在武汉湖北省博物馆实习期间，我和我的同学做了一件让她莫名感动的事。在保存的信件中有如下描述：“今天一早，为了祝贺你的生日，我邀请魏鸣、张爱冰和耿曙生一起进城（武昌，没过江）逛街吃饭。刚巧碰上有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电影《风雪黄昏》，我们没有犹豫立马买了当场票，进影院看了。看完电影之后，我们沿街去找面馆，最后挑了一家门面还算大的馆子。因为你属牛，我也没征求他们的意见自做主张都点了牛肉面，还买了一份酱牛肉（也算爱屋及乌吧）和几盘别的热菜。老耿抢着买了两瓶红葡萄酒，四个人丰盛一桌。大家都为你祝福，祝你生日快乐！我代表你接受他们的祝贺并谢谢他们的友情。我这个不会喝酒的人今天破例喝了许多酒，头晕乎乎，脸红得像关公。小魏和张爱冰也喝醉了，只有老耿一人没事。他们还提议四人联名给你发个电报，祝贺你二十‘大寿’。我看大家都喝得晕乎乎的，就说算了，今天发电报你也收不到，明天收到又失去祝贺的意义。听了我说的理由，他们才作罢。出了面馆没走多远，我就在路边吐了。走到一个水果摊时讨了一杯水漱漱口，又买了一些桔子吃，这才算好一点。“之后我由老耿搀扶着，四人走到一家卖无线电器材的商店门口，看到店里的电视正在实况转播中美排球决赛，我们就进去站在柜台外面看。没一会儿商店里就涌满了人，看不见的就听解说员（宋世雄）的解说。这一看球，人一兴奋，酒也就醒了。我们一直看到比赛结束，女排终于战胜了大老美。“可从店里出来，小风一吹兴奋劲一过，我又把刚才吃的桔子吐了出来。至此肚子又空空如也了。小魏和张爱冰这时也难受得要命，我们就赶快乘车回馆。我说为了你今天喝醉值得，他们几个也说为朋友的幸福醉了也值得。我们几个大汉，就这么晕晕乎乎的晃回馆里，进了宿舍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天快黑。现在我酒全醒了，给你写信。只是想想我们几个今天在武昌街头上的狼狈样子，一定被许多路人嘲笑。不过笑就笑吧，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们，今天痛快一天是真的……”近40年过去的今天再重温这个情节，唤醒了我尘封已久的青春记忆。回味当年青涩的爱情和朋友纯真的友情， 宛如打开一瓶陈年红酒，那缓缓漾开的醇厚和柔情依然温润着我的心田。艰苦而“漫长”的考古实习在归校心切的我们十二位兄弟们的努力下，提前圆满结束。我们完成了湖北省博物馆布置的130多座墓葬和上千件出土文物的核对整理、修复、绘图和编写简报的工作。1981年12月27日傍晚6点多，从武汉到上海的客轮在南京下关4号客运码头停靠，我们十二名同学风尘仆仆的下船，换乘学校派来接我们的大巴，返回了阔别一个学期、温馨舒适的我校校园。

准确地说，我和她真正的“校园恋情”，应该是从这一天才开始。1981年的我和她在经历了一个学期的关山阻隔、鸿雁传书的交往后，彼此真正走进了对方的心里。但当时学校的客观环境和氛围使得我们不可能在校园里出双入对的招摇过市。反之，我们就像隐蔽战线上的地下工作者那样谨慎低调。好在南大不是按班级、专业固定教室，只要没有授课的教室，任何年级、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在里面看书学习，先来先坐。于是白天我们各自活动，该上课的上课，没课的时候自己找教室看书。晚自习则到东南楼找位子一起看书学习。那个楼是地质系所在，一般我和她的同学都不会去的（历史系在西南楼，计算机系在北大楼），在那里上晚自习比较“安全”。记得晚上10点钟是各教室熄灯的时间，也是我们自由活动的时候。一般我们都前后脚分开走出北园，左拐汉口路到天津路往鼓楼广场方向散步溜达，有时候沿中山路往南走到新街口再折回广州路返回南园各自的宿舍。中山路那两公里长的梧桐林荫道上留下了我们读书生活中别样的美好记忆。有时散步饿了，我们就在沿街挑担卖的馄饨摊上买两碗馄饨充饥解馋。其实学校南园北门左手边小吃店里的馄饨物美价廉，味道鲜香，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小吃之一，至今在各个班级各个专业的南大微信群里也仍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当年我们为了避人耳目，从来没有一起光顾那个小吃店，只能吃走街串巷挑担的馄饨，其口感味道和小吃店的自然不可同日而语。除了馄饨，记得南园南门左手边（广州路）还有一个小素面馆，去的学生少，我们会偶尔光顾。他们的菜面和鸭油烧饼也是我们的最爱。说起南园南门（即广州路门），我的同学陈益民在他的《南大校园轶闻录》中说过：“我班俩男同学翻南园南门时，恰有二女生也如蜘蛛女侠般，翻门而入，身手不可小觑”。类似这种因南门关闭不得不翻门而入的糗事我俩也没少干。她擅长体育，曾是南大中长跑队队员，动作敏捷，爬高上低翻越门栏之类，身手比我还要矫健，所以我们从来不用担心回去晚了进不了校园。其实南园北门24小时都是开的，只是女生住的八舍和我住的十舍都紧靠南门里侧，翻南门即到，有时回来晚了就懒得再绕回北门。

 平时我们既不去看电影，也不逛街或出游，晚自习后的散步遛弯是我们仅有的在一起的浪漫时光。虽然我们一直行事低调，小心翼翼，但该来的总会来。1982年2月，电影《少林寺》在国内火爆上映。记得已是我大四最后一个学期的某个周日，校学生会文艺部在曙光电影院组织学生包场观看这部电影。我们自然也想先睹为快，从学生会“抢购”了两张票，两个人准备破例一起去看。电影的时间是下午场，我们约好下午电影院见。到了下午，我准时进入影院，对号入座，静静地等待她的出现。但直到开映，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我有些焦急和不安，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大概开映二十多分钟，她才匆匆进来。事后得知她父亲有两张省委礼堂当天晚上《少林寺》的电影票，想和她换一下，父亲想看曙光电影院的白天这场电影。因事出突然，她不想调换，但也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磨叽争执中耽误了时间，也让他父亲起了疑心。听罢她的解释，我觉得不能躲避，还是应当面对。经俩人商量后，她决定向父母“坦白”，争取他们的理解。但事情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虽然不是说我入不了她父母的法眼，但也别想此时就风花雪月。她父母说她年岁尚小，不是谈恋爱的时候。她试图说服父母和我见一面，当面考察一下，但被她父母婉拒。她父母表示无论对方有多优秀，在大学期间都不能考虑！从她父母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合情合理，希望她心无旁骛，完成学业。只是这突变的局面，一下把我们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进，我们便是违抗父母之命；退，两个人就要违心分手。对于我来讲我当然希望坚守，但我不能不顾及她的压力。我对她说了我的想法，也想听听她的意见。她对我说：“我不希望违抗父母之命，但我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我觉得这事也应该尊重我自己的判断。如果将来我觉得咱俩不合适，我会放弃。我不希望完全由别人替我做决定。”没有山盟海誓，也无需更多的解释，我们选择了义无反顾，继续前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她不再和家里谈及我们的关系，我们成了“地下工作者”。此后我们行事更为谨慎低调。尽管十分谨慎，还是有两次差点“露馅”。好在我沉着冷静，两次都化险为夷。第一次是有一天晚自习因一点琐事我们发生了争执，她气鼓鼓的拎起书包走出教室往南园走。我也赶紧冲出教室大步追上她，并一个劲的向她陪不是，还说要给她买冰镇酸梅汤让她消消气。走到南园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向我做了个手势，让我别追她，她自己则大步向前走去。我环顾四周，看到了教我们中国现代史的姜老师在我右侧，我赶紧打招呼问好，和姜老师边走边聊进了南园。待和姜老师道别之后我才去追她。等追上她之后，我不解的问：“你怎么了？”她紧张又生气地说：“姜伯伯肯定听到你说给我买酸梅汤的话了。”听了她的回答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下来她的解释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姜老师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两家来往很密切。姜老师的家就住在南园小粉桥，她还曾去他家吃过饭。我安慰她说，姜老师应该没注意到咱们，天黑，路上学生也多。后来知道姜老师是我毕业以后才听说我们的事情的，显然是一场虚惊。第二次就更加惊险。某个周日上午我送她回家，我帮她推着自行车，俩人边走边聊，来到中山路。正说着话，突然她一个激灵拐进临街的一家商铺。我愣了一下，但一没有叫住她二没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推车往前走，只是有意放慢了脚步。过了一会儿她赶了上来，拉着我拐进小街改走丹凤街。原来刚才她父亲推着车迎面走过来，她眼明腿快闪进商店里，而他父亲又不认识我，当然我也不认识他，就这样我和未来的老丈人迎面擦肩而过，再一次有惊无险。 到了7月份，我已做完毕业论文，处于毕业分配的等待中，在校的日子屈指可数。她说在我离开南京之前到她家看看，也算认个门。那天她先回家，我按照写给我的地址走了过去。那时她家住在北极阁山脚下，离学校很近。进了大院，找到楼和窗户，看到窗台上放了一盆我们事先约定好的兰花，暗示她的家人都不在，一切“安全”，我可以“登门入室”了。那是我们认识后我第一次到她家，虽然有点像地下工作者秘密接头，不那么“光明正大”，但我还是非常感激她对我的信任。

到中山陵游玩

在她期末考试结束后，我们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了放松一下考试带来的紧张情绪，我们去了中山陵游玩。我也借机“显摆”一下我们考古专业的“特长”：拍照，自己冲胶卷和洗、放照片。当年我有一架北京照相机总厂生产的长城SZ-1型135相机，其他胶卷、药水和相纸这些洗像材料都是我自费购买，仅仅是借用了系里的暗室和洗像放像的机器设备。记得是7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正在学校大门口拍照留念，碰巧看到我们历史系的老系主任韩儒林先生从校园内走出来。我赶紧上前向韩先生作自我介绍，并介绍女友，希望和先生合影留念。韩先生欣然同意。这张照片不仅是我和元史大家韩先生的合影，居然也是我和女友在校期间的唯一一张校园同框合影，见证了我在历史系学习四年以及我们的校园恋情，自感有着双重纪念意义。

1982年的7月，是我的大学毕业季。最初的毕业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到山东省博物馆。我没能回北京，更无望留在南京，心里非常沮丧。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后，她表现得非常平静，看我情绪低落，她拉起我的手，轻声安慰我：“没关系，你先去，明年我再争取分去。实在不行，咱们一起要求去西藏，准保比在内地两个城市之间调动要容易。不管你去何地，我将与你同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在哪里工作和生活都无所谓。”她的表白让我一下振作起来，坦然面对现实。而随后毕业，我去了北京；再后来，又去了日本东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最后又落足于近似乡村的加拿大渥太华。无论在天涯海角，我都始终记得她说过的这句话。1982年8月3日，我踏上了北行的列车，人随列车飞速北上，但心却依然留在了南京。因为那里有我的牵绊，有我的恋人，我们两情相悦、两心相依。我的大学恋情简单、真挚而美好。在校园，我们见证了对方最清纯、最本色的模样。尽管我们以后的恋爱之路曲折而漫长，但这美好的校园恋情，为接下来我们步入婚姻，以后走出国门，现在牵手偕老，奠定了最夯实的情感基础。1983年8月她毕业分配至北京工作，至此，我的校园恋情终算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