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连春
作者简历
周连春，1955年生，笔名舟莲村，江苏东台人。1982年我校历史系毕业。1982年7月至1986年3月，解放军蚌埠坦克学院教书。1986年3月至1986年8月，江苏东台县委党校教书。1986年9月至今，在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商业风俗习惯等。1987年，曾发表《谈农民的不等地位》一文。撰有《雪隐寻踪：厕所的历史、经济、风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
文图来源：新三界
回味大学时代的吃
周连春
同学群里谈当年校园中日常的吃，说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妙趣横生，大家仿佛又回到了那时的南大，回到了饭菜飘香的一食堂。
我几次有插嘴的冲动，终觉本钱不足，每次话到嘴边，又硬生生憋回去了。
回想起来，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和城里的同学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到学校以后，很快就感觉到，不少同学能文能武，多才多艺。书法绘画，棋艺篆刻，笛子二胡小提琴，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而我们这些乡巴佬，除了读死书之外，几无一技之长。
在经济方面，也是天壤之别。一个再窘迫的城里人，也比乡下来的要宽裕多了。
1978年那辰光，我们那儿的农村温饱已经无虞，但也就仅此而已。我父母年事已高，已经丧失了干农活、挣工分的劳动能力，经济上更觉拮据。
到了南大，虽然有伙食补助（14.7元）和困难补助（4元），但是，这些钱要用的地方太多，我们只能捂紧口袋，管住嘴巴。
好在，那时候学校里的诱惑不多，学习紧张，出校门的机会也不多，这样，就免去了许多烦恼。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来说，学校的食堂已经是非常美好了。到校后给家里写信，给亲朋好友写信，说得最多的就是学校各方面都很好，伙食尤其好。伙食好的标志是：“每天都可以吃肉！”
南大一食堂饭票，竟是以“分”而不是以“两”作计算单位
记得入学初期，吃的是大锅饭。和乡下人吃酒席一样，八人一桌，随机组合，人凑齐了，就可以开吃。时间一久，常在一桌的几个人就习惯在一起了。
有个很诱人的菜是卤猪蹄儿。乡下来的，没见过大世面，觉得大庭广众之下啃这个猪蹄儿好像有点不文雅。从小，父母就告诫我们，在外面吃饭，不能侉，不能失体，“宁生个穷命，不生个穷相。丢人丢在家里，不能让外人说！”如今，到了大城市，进了高等学府，就更不能失礼了。犹犹豫豫，不敢伸筷子。眼睛往旁边外文系的桌子上一瞥，见外文系的那些小美女们一个个拿着猪爪子大嚼，于是，把一颗心放下，筷子冲着猪蹄就去了！
这样一起吃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改成分餐制，各人拿着饭菜票自己到窗口排队买了。我们这些伙食费全补的，大概是每个月发4.5元的饭票，9.7元的菜票。一食堂是文科食堂，饭菜都相当好，后来被评为全国的优秀高校食堂。
早上一分钱半块的豆腐乳，中午晚上两毛钱一份的无锡大排、双喜圆子、烧猪蹄，再加一个五分钱的青菜底，经济实惠，物美价廉，至今不能忘怀。一般情况下，发的饭菜票除了自己消费，还能稍有节余，可以偶尔招待一下客人。
那时候，我们来个其它高校的老乡，或者来个家乡朋友，也就在食堂多买几个菜，有时端回宿舍，有时就在食堂，简单招待一下。好在那时候的人没有今天这么讲究，也知道穷学生囊中羞涩，并不计较。同在南京其它高校的朋友来玩，对我们食堂的饭菜都是评价甚好，说比他们学校的食堂强多了。反而是我们自己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意思，不仅不觉得好，有时候还要发点牢骚，抱怨几句，大概也就是“人与环境总是对立的”那个意思。
不过，那一年，当我们那些考古的同学第一次跨出校门，奔赴外地实习，在逛完了西部高原的风景，领略了田野考古的新奇与艰辛，同时，品尝了西部高校的一些食堂之后，再回到一食堂，就觉得“还是我们自己的食堂好啊！”从此再无怨言！
与同学吃饭，有时也会有意外的惊喜。
一次是林建宇老大哥从家乡带来的辣椒牛肉，牛肉什么味道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一次知道辣椒可以那么辣，那么辣的辣椒居然可以做菜，可以吃！印象中，我是强忍着泪水，龇牙咧嘴，硬生生地把第一块咽下去了，却没有勇气尝试第二块。
林建宇（右）同学的辣牛肉令笔者印象深刻
还有一次是李友仁老兄带来的“伍佑醉泥螺”。
泥螺，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稀罕。我的家离海边几十里，外婆家就在海边。小时候，因为集体化的原因，去不了海边。但是，妈妈偶尔会从舅舅家带回一些海产品，有的年份，在泥螺上市的季节，妈妈也会去海边捉一些泥螺带回来。但是，那个年月，乡下人连饭都吃不饱，哪里会有什么佐料去整治菜肴呢？通常吃泥螺就是盐水泡一下，有时候滴一两滴菜籽油或棉籽油已经是很奢侈了。
对于“伍佑醉泥螺”，我们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却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
记忆中，我是去迟了，泥螺的真身已经全部进了同学们口中。老大哥就舀了两勺泥螺汁倒在我饭碗里。咸津津，甜丝丝，酒味扑鼻，颊齿留香……说是人间美味，一点不为过——那真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
后来的日子，醉泥螺成了家里必备的食品，既送人，也自己吃。浙江的、上海的、南通的、本港的……当然也包括“伍佑”的。不过，不管哪儿的，再也没有老大哥那两勺“泥螺汤”的味道了！
值得一说的是一食堂冬天的特供：骨头汤。
记不清是哪一天开始，食堂的大厅里悄悄地多了一个大木桶，里面热气腾腾的都是骨头汤，远远就闻到香气扑鼻。桶面上，是满满一层厚厚的油花，汤里面悬浮着的，有青菜叶，有碎肉，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杂菜，沉在底下的是骨头，运气好，捞到一块，上面还镶裹着肉。不过，这些丰富的内容要去得早才有，去晚了，就剩清汤寡水和食堂工人的热情了。
买饭排队，说起来简单，其实，技术含量蛮高的。有的队看起来长，但是，服务员的动作麻利，常常可以后发先至。和美女排在一起，可以优哉游哉，边排队，边欣赏风景，一点也不觉得时间长。那时，边排队，边拿着单词小本本苦读的，也大有人在。
比站队更重要的是选人，选对站在窗口内打饭盛菜的人。俗话说，百人百性。同样是服务员，同样吃大锅饭，同样为学生服务，而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习惯不同，给你的饭菜也就不一样。有的服务员很大气，五分钱的饭给你实实在在的一碗，两毛钱的菜给你满满当当一勺，还要来个找零盖茆。有的服务员饭给你大半碗，菜给你大半勺，半路上晃晃悠悠还恰好掉了挂在勺子边上的一块肉。
记得有个中年妇女，高高的个子，胖胖的身材，一脸的慈祥善良。找回饭菜票时，是给了好几张，拿到手，感觉份量不对，以为搞错了，正表示疑惑时，就见她连连示意，让我赶快走。窗口里面有人，窗口外面也有人，一时无所措手足，只好捏着饭菜票走人。后来，同样的情况又发生过几次，虽然，占了便宜，心里总是惴惴的，觉得有小偷的感觉。再以后，远远地看到窗口是她，就避开不去了。
虽然如此，这么多年过去，总还记得她那朴实厚道的形象。至于怎么评价这样的行为，说不清！
食堂一隅，趣事多多。值得大书一笔的，应该是如今的邓小平研究专家刘金田和窗台西施刘某的“风流韵事”。窗台西施刘，在一食堂是当之无愧的堂花，高挑的个头，苗条的身材，樱桃小口，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笑起来非常迷人。开朗活泼，出手大方。不知道哪一天，他们两位姓刘的“钩打连环”，打球说笑混搭到了一起。然后，总能看到刘某人买饭的窗口是固定的，“西施刘”给“专家刘”的笑容是专属的，灿烂的，风情万种的……刘某人饭菜的份量是比别人多的，含金量（里面的荤菜比例）是不容置疑的。其实，你只要看看专家刘从窗口转身的一刹那，脸上那份意得志满，掩饰不住咧嘴而笑的神情，就知道那份眉目传情的魅力无限了。
被我称作“专家刘”的小伙儿笑得好灿烂
好在，刘某人藏不住私——不记得是主动显摆还是逼迫后的招供，刘某人不仅交代了和西施刘相识相熟的来龙去脉，还把西施刘介绍给我们认识了，由此，我们也经常能分沾西施刘的慷慨布施。
毕业几年后，居然又在“教授陈”住的楼道里看到过西施刘。与教授陈是偶然为邻，还是教授陈有意择邻而居，待考。不过，西施刘依然那么漂亮，那么热情。只是不知道后来发迹了的专家刘是做了前度刘郎，还是陈家世美。
无论如何，那一段年轻和美好是足以记怀的。
吃饭什么时间去，坐什么方位，和谁坐，也都相对固定。我吃饭比较慢，很多时候可以陪两拨人。不过，如果是和胡友祥、王虎华两位在一起，似乎可以心态放松，优哉游哉的不着急，因为，他们比我还慢。吃饭也是天南地北侃大山、环肥燕瘦品美女，是结新朋、陪旧友的大好时机。和哲学系78级的王志跃相识相知就是从饭桌上的偶遇开始。毕业时，他考上了社科院的宗教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后来我去北京，曾与他两次见面，相聚甚欢。
与诸位同窗的选择性多样性随意性相比，我在校园里就餐场所的选择乏善可陈，对一食堂的态度可谓是抱柱守信，忠贞不二，偶尔的“出轨”（上别处去吃），充其量不过是“轻轻地一吻，各奔西东”。
有一次，和胡友祥到新街口有事，记不清是一种什么小吃，是模样诱人还是味道诱人，总而言之是挡不住的诱惑，一人买了一小块。买到手之后问题来了，在哪儿吃？那时候的我们，还没有现代人这么率性随意，满大街都可以成为进食饭堂，似乎还是讲究一点礼道与文明，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嚼大咽有失体统。我似乎还粗野一点，想靠在路边对着墙把它吃了就算了，省得握在手里难受。胡友祥却是不肯妥协，不依不饶，一定要拐到巷子里，在一个僻静的拐角处，对着墙壁，小偷般地把那个小点心吃了，其实，也就几口！
还有一次是和老许晚上从教室回来，感觉肚子空空，就到邮局边上的那个卖夜宵的店里想买点东西填填。进去一看，队伍排得老长，老许就打起了退堂鼓。后来，吃了没有，如果吃了，吃的什么东西，已经忘了，但那唯一的一次经历，总是不能忘怀。
知道学校有个“工会小吃部”，似乎是毕业以后的事了。一次回老家，路过南京，和阿原先生一起去找宋黎明，结果没找到，吃饭时间到了，阿原提议，到工会小吃部去吃饭，说是有宋黎明送的消费券云云。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那个小吃部——不久之后，小吃部那样的饮食店铺就被时代淘汰了。不过，我的收藏夹里，至今还有一张小吃部的米饭票，三四厘米长，两厘米左右宽，极薄极薄的淡绿色小纸片，就是那次没有消费完后留下的珍藏。第一次吃到南京大名鼎鼎的“鸭血粉丝汤”，也是毕业后的一个晚上，随着阿原先生的脚步，到山西路夜市品尝的。
小粉桥的小面馆，是沾了教授陈的光才去的，不过，也是毕业以后的事。返乡途中，拜访教授陈——那时候他是硕士刚毕业留校，应该称讲师陈。我与他两个人走到小粉桥，一人一碗面当早饭，味道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起当年同学们说到吃面条的兴奋，才知道，原来不过是后山庵里的尼姑——没福（夫）。
南大校门口的馄饨小店
同学们都对南大门口的馄钝店津津乐道。我倒是有过一次“干吃”，或者叫“过嘴瘾”。那是和来自烟台的同年某一次打赌。那一学期，同年某参加学校的游泳比赛，获蝶泳第五名。如此战绩，却在班上寂寂无闻，颇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遗憾。一次游泳课，同年某看我在池子里比划，不知道怎么就入了他老人家的法眼，还是他老人家是想要展示一下自家的泳技，或者要享受一下战胜对手的欣喜，说：“我看你游得还可以啊，咱俩比试比试？”
我觉得自己游泳（老家叫“舞水”，现在想来，这个叫法挺雅致的），是那种“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的野路子，不登大雅之堂的，就推辞说不行，我这个上不了台盘的！同年某显然不肯放弃，磨了一会儿，见没效果，就说：这样吧，我们俩打赌吧，一人一碗馄饨，谁输了谁请客！我看是实在推脱不掉，于是提出：我不会跳水，我们就从水池边上出发如何？估计同年某只要我参赛，什么条件都会答应，于是他欣然同意。随后，游泳赛场上亘古未有的一幕出现了：一个标准的蝶泳，一个农家自创的自由泳，比赛了！
结果令同年某失望，并表示不服，提出各种理由和条件，要再比下去。我有些无可奈何，就说：这样吧，我来一个潜泳，从游泳池的这一头潜到那一头，要是达不到，我买两碗馄钝。而且，我主动提出：也不跳跃式入水（那一跳，是要蹿出去好几米的），而是站在水里，往下一蹲，然后再出发！同年某大概以为我吹牛，立马同意。
实话说，我当时也是准备输的。因为潜水于我而言，已是很遥远的过去。还是十来岁时，下河摸蚬子，需要潜水。年龄大了以后，就很少下水了。不过，话已出口，就不好收回了。
于是，我在水下潜游，同年某在泳池边跟踪督察……结果，我没有输。
只是，馄钝的事仍泡了汤。并且后来，彼此谁也没再提起它！
几十年过去，每当我走过游泳池，总会想起“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那句话。
毕业时，所有事情已办妥，就等着拿分配通知书了，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那一天，老许、李银德、阿原和我相约，同学四年，同宿舍两年，去四川酒家吃个饭，留个记忆。菜点了多少，点的什么，都已经忘记。只记得酒的问题，颇费了一番周章，记忆深刻。
四川酒家，居然有茅台，居然是散装的，居然可以一两二两的零打，价格是一块二一两。大家觉得，毕业聚会，有茅台酒助兴，多好啊！将来给儿孙们吹吹牛，都是值得回味的！因为我不会喝酒，于是议定，要三两！
三两，三块六，同学们犹豫了！
我们四人都是来自农村，除了阿原的父亲是公职人员，可以拿一份工资，我们三个人的父母亲都是正宗的农民，家庭经济都一般般。
不过，对我而言，可能思想上的负担要小些。因为从小我父母就告诉我，家里再穷，到外面不能当矮子！那时候，乡下人经常会有一种吃喝的方式：“斗朋儿！”也叫“打豪儿”。比方说，在田里劳动，突然有人提议，咱们去买个月饼尝尝怎么样？于是，大家附和，两人一个，或者三人一个，各人自己掏钱。万一身上没有带的，请别人先垫一下，以后再还。说起来，我们如今总是习惯说外国人喜欢AA制，其实，我们的祖先又何尝不懂AA制，“斗朋儿”，不就是标准的AA制么？并且，一直实行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是这个“斗朋儿”，经常会有人不参加，或者是因为没钱，或者是抠门，等等。这个时候谁要是不参与，或者“打退堂鼓”，是很倒胃口的，不仅扫了大家的兴，而且，常常会使“斗朋儿”的倡议流产。这个不参与的行为，被称为“做矮子”。“做矮子”的名声出去之后，是很少有人愿意和他交往的。因此，我父母在我出门的时候，一般都会问一声：“身上带钱没有？”以免到了外面“做矮子！”
几位同学下馆子，面对桌上一盘菜，举杯畅饮
我们村里流行一个经典的“斗朋儿”故事，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实事。说在河工上，有一天大家“斗朋儿”，一人一斤肉。我堂叔祖周俊龙抠门儿出名，且怕老婆。这种斗朋儿事他一般不参加。这次吃肉，大家礼节性地邀约了他一下，被回绝后，大伙儿也不勉强。晚上吃肉，大家有说有笑，围坐着大吃大喝，他一个人端碗在旁边咽干饭。一个促狭鬼就出坏点子了：老周啊，肉不吃，弄口汤泡泡饭吧！边说，边拿起勺子舀了一勺肉汤送给他。水利工地上日子苦，劳动强度超人极限，吃的又基本上是咸菜萝卜玉米粯子饭，难以下咽，那种肉香味，确实难以抗拒。周俊龙稍微表示了一下客套，就把碗伸出去接下了那一勺肉汤，随后，促狭鬼又给他舀了两勺，周俊龙自然是千恩万谢。
吃完饭，大家在地铺上的被子里坐定，促狭鬼开腔了：“一斤肉七毛四，加上油盐酱醋的佐料，每个人交八毛钱！”说到这儿，一回头，眼睛盯着周俊龙：“老周啊，你怎么不动，你也是八毛！”
周俊龙一听就急了，“蹭”一下从被窝里跳起来：“我没有吃肉啊，怎么给钱？”
“没有吃肉，可是你喝了汤啊！”
“喝点肉汤怎么能要钱？”
“没有肉，哪儿来的肉汤啊！”（这句话，后来成为村子里的名人名言！）
事情越闹越大，看看就要动武了，大家伙赶紧打圆场，最后，促狭鬼非逼着周俊龙交了五毛钱才算了事——乡下人，也要找点乐子吧！
所以，毕业之前老早，我就开始控制自己的开支，到毕业前夕，又专门跑到梅山铁矿找到我老乡，借了40块钱，以免“做矮子”的尴尬。（这个钱，居然是毕业以后好几年才还清了！）
还说四川酒家的茅台。
三块六毛钱，难住了四个大男人——我们四个人的身高都在一米七五以上哦！商量的结果居然是，不喝了！没几天就毕业，毕业以后就拿工资了，等我们有了钱，再痛痛快快喝一场！谁知，这一别快40年了，四个人竟然没有机会践行那次的“茅台之约”。
想到这一段，我就想起一部小说：几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和一个天真的小姑娘约定，多少年之后的某一天，还在这儿相聚。于是，这一天就成了小姑娘的一个希望，一份期待……若干年之后，这一天到了，可是，到场的，只有这个小姑娘！
那个空留一份记忆与惆怅的小姑娘，今在何方？！
对于班上的六个东台人来说，最值得一说的应该是“三星糕团店”的那一碗“东台鱼汤面”。
进入1980年代，经济建设的脚步越来越快，各种商贸活动如春笋初露，新鲜而充满活力。某日，传来消息：东台名吃“鱼汤面”在南京举行展销活动！这可是在南京几年生活的第一次“艳遇”。班上的东台同学尤其兴奋，顿时觉得倍儿有面子，风光无限的感觉，既为家乡有此名牌感到高兴，也为能在异地他乡吃到家乡饭由衷地欣慰。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在我们自己品尝家乡美味的时候，不能忘了同学们，好东西一定要大家分享。东台六兄弟一商量，一致决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请班上的同学们一起去三星糕团店，同享“东台鱼汤面”！
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群情兴奋，一派欢欣。第二天一大早，大家三三两两，分头出发，步行到坐落在新街口西南侧的“三星糕团店”。
掌勺的师傅听说我们是南大历史系的，顿时有种被高看一眼的自豪，在进一步了解到是我们几个东台同学做东请客之后，更多了一份热情与关心。师傅不仅给我们介绍了“东台鱼汤面”的辉煌历史，也详细介绍了鱼汤面用料的严格，制作的考究和烹调的细致。
同学们在品尝了“东台鱼汤面”之后，觉得这种面条香气浓郁诱人，口感滑腻鲜美，食后回味无穷。佐餐用的姜粉，细盐和烫大蒜，拌干丝，都是非常清淡而独特的美味。巴拿马博览会上能够拿到金奖，绝非偶然。据说，有些同学觉得虽然享了口福，但是未能尽兴，第二天，又有几位私下邀约，悄然前往。相信那碗面，也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学生时代的生活，清贫，简单；学生时代的饭菜，美味，简洁。
毕业后，曾经有机会再去南大一食堂，只是，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感觉，物是人非，不免怅然。
好在，我们可以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