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瑞清，1950 年 3 月生于江苏常州，1966级初中毕业，1968 年回乡务农，1970 年１月起从事通讯报道、常州市城建局团委副书记、局办事组、政工组副组长等工作。1978 年 2 月入读我校历史系，1982 年 1 月本科毕业。曾任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第十届常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主要著述有《常州市志》（总纂）、《常州年鉴》（主编）、《实用方志编纂研究》（主编）、《“文化大革命”在常州》（编著）等以及史志年鉴学术论文100多篇。
蜜月里，新娘送我上大学
徐瑞清
文图来源：新三届 2017-08-19
1978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注定让我终生难忘。
都说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再过一个月将满28岁的我，起码是双喜临门——洞房花烛与金榜题名。
我时任常州市城建局政工组副组长（分管宣传工作），对象在常州钢铁厂团委，我俩都是老三届，尽管我和她5年前就认识了，但作为女友却是二嫂陈玉芳牵的线。
当我决定参加高考时，和她交往还不到半年，见面次数并不多，但双方都感觉比较有眼缘。为防夜长梦多，我们加快节奏明确关系，并且商定提前结婚；在我校任教的姐姐徐桂玉得知后专门来信祝贺并告诫，既然决定了，考上大学后对婚姻不得反悔。
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恋爱没有轰轰烈烈、花前月下，只有低调含蓄、陋室约会，连公园、电影院都未涉足过一次。晚婚是必须的，领证要组织审批，婚礼要遵守规矩，移风易俗，不大操大办。
那年2月2日上午，局政工组副组长（分管组织工作）的李招莲通知我：“经过组织政审，准予结婚。”当天下午，我请局老文书张福根开具介绍信，双双去东风区（今天宁区）民政局领证。
当时的结婚证在今天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没有两人的结婚照片，盖着红彤彤的“东风区革命委员会”公章，有东风，有革命，政治色彩够浓吧？还有“计划生育，勤俭持家”八个大字作映衬，既是政策教育，也是人生引导，倒也可以理解。
然而，结婚证上后来还陆续加盖了“大橱已购”“棕棚已供应”“便桶、拗手票已发”等蓝色印章，则差不多把结婚证当作购货本了。也难怪，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凭票凭本供应，把结婚证当供货凭据，最可信赖。只是，现在看来，怎么看也觉得有点滑稽。
领了证，第二天我请小伙伴刘国仁借辆小车，把新娘及简单嫁妆接回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婚就算结了。喜宴力求简约，那时候也有规定，酒宴上限只能办3桌，于是只请了一些至亲好友喝个酒，没搞仪式；时兴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中拥有两件；3天后在各自单位给同事发个喜糖，连个新婚合影都没有。
2月18日上午，我正在局机关上班，常州电台记者徐田军连蹦带跳送来一封我校革委会挂号信，兴高采烈地说：“恭喜恭喜！你考上南大啦！”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真的吗！”拆信一看，正是我校历史系本科入学通知书，报到时间为当月26日至28日。至今我都没有弄明白，这信咋就到了他手里？
10年大学梦，不负有心人。遥想40年前的1977年秋，全国恢复高考，参加统考的570万人，录取仅27万人，进入重点高校更似中上上签。时任局长张望听说后也很高兴，向我祝贺。我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手捧入学通知书，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感谢华主席、党中央给了我上大学的权利。”
于是蜜月未满，新娘刘荷娣送新郎官来到我校报到。
姐姐为我俩在校园照了合影，这差不多就成为我们俩的“结婚照”兼入学纪念照了。新婚不能与娇妻住洞房，却跑学校去挤8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同学上下铺紧挨，屋里拥挤不堪。洞房再好，也不能留恋，为了求学，必须挤到这同学之中来。我依依不舍地送别了妻子，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入学新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班里同学岁数多在20多岁，基本上都是经历了工厂、农村或部队砺练的人。而其中有5位身着军装头顶帽徽的同学，神采奕奕，着实让我眼前一亮；还有7位美女同学也很养眼，看来我姐的“上了大学不得反悔”的嘱咐是有远见的。
老师指定我和丁家钟、周晓陆同学作为班级召集人，这虽然有班干部的意思，但我作为带薪“官员”一变而成为一名普通学生，兴奋之余却也不免若有所失。
我生于城市郊区，自幼家贫。父母很开明，不指望儿女回家挣工分，只要想读书、能读书，不管多难都支持，当然只管吃饱穿暖掌灯，从不过问学业，放学回家还得割草干活，我左手中指有个深深疤痕，就是不小心被镰刀伤及骨头留下的。
七分勤奋三分聪明，外加政府助学金，成就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学霸”。大哥徐来兴1960年考取清华大学6年制顶尖学科，姐姐1964年以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清华）进入我校5年制本科。二哥徐瑞锡与我分别是1966届省常中高三和市四中初三毕业生，成绩名列前茅，向哥哥姐姐看齐，本来上大学名校，应是顺理成章。
孰料世事难测，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动乱，无情撕裂了我与二哥的求学之路。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当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再发通知决定取消高考，此后高校实际上停止招生长达5年……
不能升学了，我只好“上山下乡干革命”，回乡成为一个新农民，与锄头、钉耙、扁担、镰刀、粪桶、耕牛为伍。寒冬腊月加入民工队伍，在大运河整治新闸工地挖泥、运土，出卖苦力，为此压伤了肩膀，却感觉已是大男人，可以挣高工分、为家庭分忧了。
空余时间算个文艺青年，给《红常州报》写些应景新闻报道，还发表诗歌《老贫农请客》，说的是除夕之夜，老贫农请吃“忆苦饭”，召开批判会云云，字里行间透着特殊时代的烙印。生产大队建立拖拉机站，我当上拖拉机手，既耕地又运输，有了小毛小病自己修理。
后来，基层整党整团、恢复从1966年起停止的组织生活，我当选大队团支书，时任党支书兼革委会主任的徐金泉意欲培养接班人，带我到各生产队蹲点“抓革命、促生产”，召开村干部会议，由我作战备形势报告，讲述珍宝岛事件，宣传“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俨然半个大队干部了。
1969年末，我经推荐参加通讯员培训班，不久进入郊区革委会报道组，次年到城建局革委会报道组，在《红常州报》发表许多通讯报道，多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此后，得以先后担任城建局秘书和局团委、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办事组、政工组负责人。
1971年后高校逐步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在职人员方可入学，被称作工农兵大学生。我向局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李成基申请上学，他笑着说：“小徐，你其他条件都够，但有一条，工作走不开啊！”我无奈作罢。
在城建局从事文字工作和主持团委、宣传工作，正值“文革”中后期，从宣传“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到贯彻“三项指示为纲”开展全面整顿，再反过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等，舆论宣传就是无休无止的折腾，让人应接不暇。不过，尽管时光流逝、身份变迁、工作忙碌，我的大学梦始终难以割舍。
1977年10月20日，国家恢复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的喜讯传开，从通衢大邑到穷乡僻壤，高考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文革”中离开校门的11届数千万中学毕业生如闻春雷，从四面八方涌向新设立的各级招生委员会打探消息，从各个角落搜出尘封虫蛀的中学课本。
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学习大复习随处可见，琅琅书声随时可闻，勃勃生机重现校园学舍。一方面我心中死灰复燃，这是一个鲜明的人生信号，是改变前途实现梦想的新转机；另一方面却顾虑重重：报名得过几道坎：单位放行，未婚妻支持，符合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水平要求。
自从决定参加高考，我内心必须过的第一关就是未婚妻的同意。事实上，作为老团干，我和她经历大致相仿，有着不少共同爱好。我确信，她会是我人生路上的最好伴侣，我们很快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从此，我忙于应付即将到来的高考，她则忙于考虑新房布置及筹办嫁妆。她那时根本就没考虑过我如果考上大学，是否会变心的问题，而事实上我也确实不是一个环境一变则见异思迁的人，因此，她这一关，过得很畅快。
这一关一过，我又和时任公社干部的二哥共同努力，一起复习迎考。二哥作为省常中优秀生，决定报考同济大学理工科，而我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就选择文科，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和我校历史系。清华、南大毕业的大哥和姐姐，为我们迎考出谋鼓劲。11月11日晚上机关政治学习，我正式提交报名申请，此时离考试只有半个月了。4天后时任局长的陈革带给了我一个喜讯，说经请示市委组织部，同意让我报考。
江苏全省参考人数太多，考试不得不分两次进行，11月27日各市初考，淘汰筛选后的幸存者于12月23~24日参加统考。获悉文科必考数学，且对文理科考生同题同卷，我倍感压力。复习备考时间只觉得不够用，白天上班，晚上逢星期一、三、五政治学习，好不容易有个周日还常常加班开会。只好挑灯夜战，根据功课的轻重缓急合理安排。
幸亏我基础还行，初中课程简单温习一下就放过，重点是恶补高中数学，攻克解方程，从数列、导数、函数、对数、立体几何到不等式，全是新课题。过程十分艰苦，总算效果不错，我与二哥连闯初考、统考两道关口，双双取得高分进入体检。
遗憾的是，二哥却因体检不合格而没能如愿进入同济大学，后来在干部文科大专班毕业，又通过自学考试获得法律专业本科文凭，在首次律师招考中以全省业余人员最高分进入律师队伍。
到校后我听系里负责招生的老师讲，南大一般不收第二志愿考生，但恰好当时没招满，看到我的高分，就录取了我。看来我还真是个幸运儿。然而，好事多磨，很不幸，也许是工作、迎考、准备结婚等事集中于一时，过于忙碌、过于辛苦的缘故，入学不久我大病一场，以至于不得不休学回家。
不过，在家养病，我可没有闲着，一边求医问药，一边主攻英语，从而英语大有长进。还操持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妻子上班之余，一直精心照料我，使我不久就得以康复。这段时间，才真正开始我俩的蜜月生活。
我复学再次进入南大，已是半年后，我被转入1978级，有幸又结识一批新的亲密无间的同学，然而77打头的学号直到毕业始终未变。休学时自习英语所积聚的优势迅速显现。有一次英语课，老师用口语发问，全班没人举手，不曾想他点名我来，就在起立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提问，很快用英语回应。不少同学没听懂对话，课后还来问我。我后来还曾参加全校学生英语竞赛，一举夺得第五名的好成绩。
在南大学习紧张，与妻子只能鸿雁传书，以至女儿呱呱落地之日，我都不在身边。记得那几天刚好去苏州大学实习，途中私自下车到医院产科看望妻女，见到襁褓中的小天使，漂亮的脸蛋特别像我。
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成为了父亲，心里激动不已，然而我却无法为坐月子的妻子做点什么，只能满含歉疚之情把妻子托付给母亲就匆匆离去。因未请假私自脱离集体，我还受到带队老师的公开批评，也是我自打上小学起第一次在学校里当众受到的老师批评。
我的妻子其实很要强，也有一个大学梦。然而孩子问世了，她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忙家务，却始终不忘初心。没有机会踏上千军万马拥堵不堪的独木桥，她就千方百计挤出时间业余学习。
记得她参加我校党政干部基础科的自学考试，复习迎考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有时捧书看着、看着，一头歪在桌上睡着了。她在工厂宣传科、组织科繁忙工作之余，连取6门单科结业证书（毕业需要结业11门科目），在全厂绝无仅有。
如果说其中还有我一份贡献的话，那就是我常帮她划出课本上的重点，用简明的文字写成提纲，方便她复习和记忆。后来她奉调市机械冶金工业局纪委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只能暂停自学考试。一年后她又考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党政管理干部基础专修科，业余学习近3年终于毕业。
此后她调入市级机关工作，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业余学习，其时已年近五旬。她克服困难、不懈努力，终于获得涉外经济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其时，我们的女儿刚好成为大学新生。前后20多年，我们全家进入“大学时代”。
我上学时，学校已实行学分制，我英语相当于免修，其他科也学得扎实迅速，由此得以与班上另外3位学友一起早早修满了学分，提前半年于1982年1月毕业，而这又正巧赶上了我1977级同学“那趟车”。因此，戏称我为77级、78级的“两朝元老”，大约不为过吧？
毕业后，我放弃了进入省级机关的机会，回到常州，从市城建局调入市政府办公室，四年后又奉调市地方志办公室，后来曾任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常州市志》总纂组副组长、《常州年鉴》主编等，从事史志工作14年，亲历了第一轮新方志编修的盛况。
我在南大担任历史系1978级（本科班和大专班）学生党支书时，吸收一批要求进步的同学入党，其中有同学现任国家宗教局副局长，有同学成为驻外特命全权大使(他还曾任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有同学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成为邓小平等领袖研究专家，还有其他一些同学，他们毕业后都做出了显著业绩。
我与母校南大有缘，姐姐、姐夫也从南大毕业，姐姐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外甥、外甥女南大毕业分别被美国和加拿大名校录取深造，侄女、侄女婿分别是南大博士、硕士，也进入美国名校攻读，在芝加哥成家立业。十分欣慰我女儿徐依宁，后来获得复旦大学硕士学位，正好圆了我的复旦梦。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与妻子的求学之路迥然不同，却是共和国改革开放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一个缩影，是恢复高考40年值得回顾的一道风景线，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择，也是我们伉俪艰辛求学、牵手互助、比翼双飞的珍贵记忆。云卷云舒 ，往事如烟，当年相濡以沫的新娘新郎，如今相依为命、垂垂老矣，携手进入老年大学继续新的学习。
弹指一挥间，就将迎来我们结婚40周年，迎来我入学40周年纪念日了。明年2月，我将带上妻子一起寻访当年那幢教学楼，再肩并肩合影一张。我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