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记忆】陈益民:一个新三届班级的群像

一个新三届班级的群像

     陈益民

文图来源：美篇

 【说明】

本文拟作为我班同学回忆文集的前言，但要做到面面俱到很难，对不同人的介绍也深浅不一，评说未必到位，一己之见而已，不当之处望同学们海涵并指出。而且，此文发布不代表文集编委会的意思。

说起南大，国人都知道是我校，无须像某些学校，说完“南大”，还一定得解释是“南开大学”“南昌大学”或“南宁大学”。中国素来以南与北说事，比如思想流派方面有南张（道陵）北孔（子）、美术界有南黄（宾虹）北齐（白石）等等，那么中国大学用南北说事的话，通常就只有“南大北大”最顺口了。当然，以今日世俗眼光看，南大怎么可以跟北大比高低呢？确实，今天的北大常在中国大学排名中列于一二，而南大通常只排在五六名。然而，凡事总要说说历史吧？北大确实了不得，自五四运动以后，它就一直是中国大学引领风气的先锋。而南大呢？它如今确实谈不上作为引领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旗帜。但是，当我们如今的教育官员大吼了一二十年，说是要建世界一流大学而至今未建成一座一流大学的时候，我们其实应当提醒一下的是，民国年间，国立中央大学，却曾经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亚洲前茅、世界一流大学。而它，就是我校的前身！——1949年8月，它改名为国立我校。

我校本来有着“气吞吴越”的气魄。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它就被拆成了19所大学，其中后来被确定为985、211院校的就达12所！诸如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南京农林学院（后又演化为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气象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华东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第五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那么多名校，其前身的主体，就源自国立我校！

当年它的体量如此庞大，教学质量又如何呢？仅举一例：1943年全国第一次自费出国留学考试，各地高校共录取了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学毕业生，占到总数的五分之一！而后来的“两弹一星”23位元勋中，任新民、黄纬禄、钱骥、朱光亚、程开甲、赵九章等6人是南大校友，约占四分之一；截至2014年，2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中，闵恩泽、吴良镛、刘东生、张存浩、程开甲是南大校友，亦约占五分之一。

西南联大的伟业至今犹在广泛传扬，而国立中央大学曾为国家培养出了无数科技文化精英，业绩却普遍被人漠视。是时候了，让世人重新认识国立中央大学及后来的我校！

南大的命运，犹如南京这座城市，历史上曾历尽繁华，却又屡陷覆亡。道不尽的江南形胜、东吴都会；唱不完的烟笼寒水月笼沙，折戟沉沙铁未销！

国立我校

无论这所大学走过了一条怎样曲折的道路，作为南大校友，我们却永远由衷地为母校有这样了不起的辉煌而骄傲。尤其作为改革开放转折年代的南大“新三届”的一个班级——我校历史系78级，我们更有理由为南大唱赞歌，为自身作为南大人而自豪。我们这本文章集子的编纂，正是一群南大学子为自身曾有过的南大求学经历而欣慰、而兴叹，而欣然命笔畅述留下的感怀文字。

我们上南大时，正处在一个时代的大转折。国家在经历10年浩劫、经历停止高考11年之后，扬起了改革航船的风帆，自此时代在巨变，国家在腾飞，南大也在日新月异。1978年《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旷世华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它的作者之一，就是当年在南大校园中悄然起草的。而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经过高考的洗礼，成为了南大学子。

我们从社会底层走来，亲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民生凋敝与国家混乱，感受了那时的年轻一代普遍怀有的对未来的焦虑与无望。但我们终于赶上了时代巨变的契机，得以经历恢复高考的大潮的“大浪淘沙”，来到我校。我们有幸亲历了教育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母校给予了我们人格的塑造、学养的培植、思想的升华、志向的引领。南大有我们灿烂的芳华，有我们抹不去的精彩印记。曾在南大度过的美好时光，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道风景，一曲欢歌。

毕业后，同学们投身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见证了国家的沧桑巨变，大家既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又耳闻目睹、切身感受了国家迅猛奋进的整个历程，作为一个巨变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我们理所应当用自己的笔，记录下我们个人在这几十年间的经历，记录下我们眼中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上溯过去时代的沉重记忆，下叙后来国事的波澜壮阔，折射出巨变年代的五光十色。

回首往昔，感慨万千。心有所念，秉笔成文。这本书——我校历史系78级的同学们的集体回忆录，或着墨于年少时的艰辛，或详述恢复高考时的拼搏，或笑谈入学后的精彩，或畅言毕业后的奋进。一篇篇个人记录，映照的是时代变迁中的一朵朵浪花，一个个侧影。大家在书写自己的生命记录，在为母校锦绣画卷添上我们各自的华彩，也在为这个时代击鼓放歌，同时还为未来留下一份虽然纤微但也晶莹的历史印记。

回首来时路，我想，我班同学们对于各自的人生轨迹，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没有辜负母校的培育！

母校

一、曾经的草根群体

 我们这个班共64人，其中男生59人，女生5人。应届毕业生考上的仅有1人，其余基本上是从农村、工厂、商业部门（个别从学校、机关）考进大学的。尤以来自农村和工厂的为多。来自农村的考生分三类，即中学毕业后返乡的农村青年、随父母离城下乡的青年、上山下乡知青，他们约占全班人数的55%；来自工厂的考生分为两类，即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他们约占全班人数的30%；在商店做营业员的人占6%，无业（待业和应届毕业生）占5%，另有机关和学校各1人约占4%。由此可见，除个别同学外，绝大多数同学来自社会底层——来自农村和工厂的同学合计多达85%，另15%的人大多数也属社会地位不高的人群。因此，称考上大学之前的我班同学们为草根群体，名副其实。

全班同学年龄以19至23岁为主，大者已近30岁，小者16岁，年龄差达13岁（1949年至1962年），平均年龄约为22岁。个别人已有了家庭和孩子。按一般对“老三届”的定义，指“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即到1966年已上中学，至1968年，初、高中六届学生同年终止了中学学业的那批学生。则我班同学中，“老三届”约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而人数比例较高的是1955至1959年出生的人，占了一半多，他们应是得益于1971年后整顿教育，复课而读了一些书。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占比略少，大约与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整个中小学都在“文革”中度过有关。

上大学前，绝大多数同学是在社会基层，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因而高考对于他们的人生命运改变，至关重要。

来自乡村的人最多，前文已述，包括家在农村、随父母下放农村、知青上山下乡等不同情形。到“文革”结束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已经没有了号召力，十余年来农村的苦难现实，已让青年人对于扎根农村充满绝望。家在农村的青年，虽然生在农村，本来就属“农业户口”，似乎不应有过多幻想，但父辈长年脸朝黄土背朝天、不过是赚来可怜的一点点工分（能得到十分工分的劳力，一天的劳动付出也就值几角钱），以及自己也早早加入这一行列的亲身体验，让他们不可能不想入非非，有没有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的好事像天上掉馅饼一般一下砸在自己头上？当然几乎不可能，除非公社书记是自家亲戚。而从城市下放或下乡的青年，则更是不安心于长期在乡村了，在城市“吃商品粮”的日子，哪是乡村生活所能比的呢？何况还远离父母，如无根飘萍，不知自己将飘向何方，对前途充满了迷惘。巨大的城乡差别，让人们失去了“扎根农村”的豪情壮志。

曾是草根群体

有位同学高中一毕业，即被视为大劳力，虽然能拿与大人相同的工分（初中和小学毕业生则只能视作半劳力，或视同妇女，干的农活计的工分要少一些），但也得干与壮劳力完全相同的活，如挑粪、挖墒、挑渣、挑秧等等重体力农活。本来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却开始了长期超负荷的劳动。有一次天下大雨，要将粪从岸上挑到船上，再由船运到田头去。这不仅是重体力活，而且有高危险系数。并非壮劳力的他脚穿草鞋，挑着两大桶粪，踩着摇摇晃晃的跳板上船去。跳板从河岸搭到船上，长约五六米，很窄，坡度极陡。他挑担小心翼翼地总算踏上了船梆，眼看将粪倒进船舱，这一担就算大功告成，不曾想脚下一滑，连人带桶便掉进了粪舱，整个人成了臭烘烘的“粪人”！

这就是乡村日常劳作的一景。我们不卑视劳动，我们也双手赞成年轻人应当多经历劳动锻炼。但如果让年轻人立誓一辈子在乡村滚一身泥巴，而不能有其他更高的人生选择，同时社会又存在着明显而巨大的城乡差别、身份和地位差别，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生而同为这个国度的人，为什么就要让在乡村的人处于等而下之的境地呢？长此以往，年轻人对未来能抱有希望吗？

还有同学历经磨难。有位同学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年仅15岁，父母身为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却在动乱中被殴打致死，兄弟四人一时生活无着落。1968年他与哥哥一起下乡，几年后总算当了兵，又做过工人，在不同角色中寻求生存发展空间，也备尝了人世的种种艰辛。

还有同学上高中时成绩优秀，本来早可考上大学，却因“文革”的降临，中止高考，失去了正常年龄上大学的机会。后来成为下乡知青。1972年，全国各个大学开始陆续招生，说是要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知识青年中通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选拔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学员。当时他满怀希望，重拾已丢弃多年的课本进行复习。谁知不多久又出了个“白卷英雄”，上大学要讲出身，要靠推荐，要有关系，而他既不是“红五类”，又毫无后门关系，那几年只能用充满羡慕的眼光看着别的工农兵学员陆陆续续离开乡村上大学，自己成了希望破灭的人。即使后来有幸得到招工的机会，也不过是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做了一名矿工，依然生活在社会的下层。

诸如此类，折射出当年庞大的草根群体，在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存，在看不到光明未来的懵懂中混迹尘世。同学们本该是可造就、可有所作为的人，却在考大学之前基本上就这样庸庸碌碌，如一株株小草一般埋没在了荒原边鄙。

高考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不同阶层的人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展现其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式。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才，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有好的选拔人才的机制。而在恢复高考以前，中国已有11年未进行高考，导致中国人才大断档。一方面是国家建设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大量英才被埋没。万马齐喑，群英落寞。这是个人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国家的悲哀。

憧憬未来的年轻人

二、改变命运的一搏

 真所谓春雷一声震天响，恢复高考的喜讯，在那个思想僵化、缺少活力的时代，划破了沉寂的长空，给包括我班所有同学在内的广大青年，带来了通向光明前程的希望。对于个人而言，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对于国家而言，一个扭转乾坤的历史转折时代来临了！

1977年，全国有考生570万考生，招生27万，录取率不到5%；1978年全国有考生610万，录取40.2万，录取率7%。这与后来80%以上的录取率形成鲜明对照。如2007年扬州市大学录取率为85%，当年当地的报纸这样报道：《今年我市24207名考生金榜题名》，如此大的金榜，要搁在唐代，大雁塔如何刻得下这么个大榜单？因此，1977年、1978年，那样低的录取率，说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名副其实。我班的同学们，正是从那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的一群人。那年月，真是一幅万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盛况。

然而，考上的过程却未必一帆风顺。

我班是文科班，有位同学高考分数达到409分，在1978年是个高分。他选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并且还在“是否服从分配”栏中写了“服从”。所谓服从分配就是服从有关方面的调节，当这所大学不录取，就调节到另一所大学。他的分数无疑是远远超过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分的，可是，他却迟迟未得到录取通知书，无论是自己选报的大学志愿，还是被调节的别的院校，均杳无音讯。那时又没有正当的查询渠道，同学只能焦急万分地等待，等待，直等到录取时间已过，他终未收到录取通知。后通过亲戚的熟人的熟人，辗转得知：中国人民大学对该生的成绩是满意的，对该生的家庭背景则充满疑虑。“文革”已结束一年半，“政审”关依然发挥作用！原来同学父亲有海外关系（天然带着“里通外国”之罪嫌疑），又曾有所谓“历史问题”（后平反）。学校既不满意其政审条件，却又不舍得马上放弃该考生，于是考生档案一直控制在学校，直到最后实在不打算招收，才将档案放出，此时为时已晚，竟让他成了落榜生！万幸的是，那年我校又在落榜的考生中招收了一批专科生，这位同学才得以挤上这趟“末班车”，进入大专班，并在一年半以后又以优异成绩，转入了我们本科班。

还有一位同学，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法律系，高考成绩也达到了北大的录取分数线。北大招生办的老师拿着他的档案，犹豫再三，还是决定退档不予录取，原因是该同学的亲戚中有人被认为有“历史问题”。那时候所认定的所谓历史问题，其实多是牵强附会的诬陷，当时还没到彻底拔乱反正的时候，这条政审的“绳子”便依然在高考录取工作中发挥着束缚人的作用。招生老师认为，法律系学生将来毕业多是到国家公检法系统工作，必须根红苗正，因而在录取工作中，对我们这位同学也只好忍痛割爱。当时招生时，各校的招生老师往往住在一起。恰巧我校到北京招生的老师与北大招生的老师住的房间相邻，而该生报考志愿中，第五志愿填报的是我校，南大老师了解到北大将放弃该生后，便跨越了该生的二、三、四志愿，直接以第五志愿从北大老师手中将学生档案截留，将他录取到我校去了。这样的不按报考志愿次序直接截留的情形，也就是在那个年代才会发生，在后来的高考录取工作中，这样做事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南大录取该生的系同样不是法律系，而是历史系，因该生的历史成绩考得还不错。

有人高考差点儿因政审落榜

政审之外，还有可能因别的因素干扰录取工作。有一位同学是“老三届”学生，赶上“文革”停止高考，毕业后就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被“再教育”了漫漫九年，备尝乡村劳作的艰苦，也一直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那样的日子，何年是个尽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才燃起了他心中熄灭已久的上大学希望之火。1977年因江苏考生太多，省里就统一命题进行了初考，以刷下一批成绩实在太差的考生。初考仅考语文、数学，按录取比例及初考成绩(分数不公布)确定参加统考人员名单。这位同学凭着下乡前的基础，在初考中发挥得很好，自我感觉也不错。本以为参加统考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却没想到他没有收到参加统考的通知。原来，那年本省还有这么个文件规定：招生对象为“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而他那年已过了25岁，又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因此受到了限制。他由此大失所望，未参加1977年统考，也没打算1978年再考。只是又一个没想到，1978年政策有了变化，允许30岁以下的人报考，“老三届”(66、67、68三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这一政策他开始不知道，浪费了许多复习时间，直到有一天朋友来信相告，才知有这天大好事。此后他顺利报上了名，又经过一边劳动一边复习，1978年的高考成绩取得了429分高分。而那年他虚岁30岁，真是踏着政策的边缘进入了大学之门。

举此三例，可见当年考上大学与否，成绩的决定性因素之外，还可能受到政审、年岁等诸多因素影响，有人敲开了幸运之门，必定也有人没那么幸运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政审”依然像一扇门，在只看血统不问个人表现的极左思想干扰下，继续把一些青年才俊关在了大学门外。

虽然我班同学不是所有人的上学之路都那么坎坷，但大家主要是从农村、工厂考上大学的，多数人有社会底层经历，复习的过程充满困难，因而复习、考试、录取的过程，仍是千奇百怪，足为后世留下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学子求学的艰难、大学招生引发的激荡和社会重视知识的风气的兴起。

1978年考入南大的幸运群体

三、思想与学问

历史系与中文系学生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学时，中文系学生能搞文学创作、出文学期刊，热热闹闹，而历史系学生则沉默得多，在学校时很难有人在学业上掀起波浪。但学历史的好处就在于让人思想变得深刻，眼光看得深远，学养积淀厚重。历史过程对于人的观念的启迪和心灵的冲击，足以带给人深层次的思考和充满理性的追求，从而产生一往无前的文化担当，会努力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们庆幸自己在上大学本科时，学的是历史，为我们奠定了此生在思想文化上的厚重基础，从而也焕发了我们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光彩。

在史学园地，我班有不少同学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何平同学著《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探源》《儒脉兴衰》，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模式和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作用，作了高屋建瓴式的论述。他曾说，历史学的一家之言，“是个体的或群体的思想者直面历史客体的‘独断之学’，无思想则无独断，无独断则无信史，无信史则不如无史”，正反映出他对于历史学所应遵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重要性的看重。陈益民同学作为36卷、约2500万字的《中华博物通考》的副主编（也是该书《礼俗卷》分卷主编），与该书总主编一起，为中华传统博物学的研究与重构，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书已列为国家出版资助项目，将于2021年出版。它的问世，将打破世人受西方自然史的影响而仅将天然事物作为博物学研究对象的局限，重构以天地自然和社会人文的万事万物为内涵的中华博物文化传统。李银德《中国玉器通史·秦汉卷》，作为12卷玉器通史中的一卷，全面阐述了玉器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历程，不仅就器类、器型、纹饰、技法作了细致梳理，而且与前后时代的承传关系、那个时代的尚玉文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颇有独到见解。

我们还有一些同学旅居海外，他们同样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多有贡献。张正涛同学在日本东京成城大学获得了东洋美术史硕士、博士学位，曾任日本东京都北区文化财考古调查队调查员，对于异国他乡的历史文化遗存作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魏鸣同学在南大历史系攻读了本科、硕士，毕业后留系任教。1988年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考古系攻读博士学位，随后一直在该系任职，担任资深技术主任，负责考古出版物的设计工作，同时参与中国考古课程教学和多项考古研究项目。除了澳大利亚土著遗存考古和地中海国家塞浦路斯青铜时代遗址考古，还长期参与了在河南和陕西开展的中外合作考古研究项目，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宋黎明同学旅居意大利，长期致力于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的研究，所出版的《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一书，对于利玛窦在中国的经历作了详尽的论述，其中对利玛窦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是非功过的评论，对于他在华的一些史实的考证，尤其是对于他在传播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都很有新见。张庆松旅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出版《美国百年排华内幕》，发表了一批论国际关系的有影响的文章；他还曾与国家有关部门就国际标准化的制订进行过合作；近十几年来他更多的是归国向社会各界推广智慧学，反响强烈，出版有《大学生智慧学》一书。

其他在史学领域取得成果的同学还有不少，如薛恒著《民国议会制度研究（1911—1924）》、庞绍堂等编著《中国社会思想史史料选辑与评注·宋元明清卷》，均很有学术价值；陈曦同学编撰了《碑与帖》一书，对于书法的历史、技法、名作等，有精到的解读。

还有徐瑞清对于地方志编纂的研究，蒋晓星、徐冰、陈亦工、孙铭、沈建钢、王虎华、李友仁、屠雪华等对于党史、政协文史资料的整理，也对地方文化史的构建做出了较大贡献。其中蒋晓星主编《中共南京地方史》《中共南京历史画卷》等，沈建钢组织探索与常州人文始祖季札相关的历史与文化，陈亦工为抢救史料所做的“出生入死”口述史的征集编辑，王虎华、李友仁对于扬州地方史许多专题的深入考证，南大女博士毕业的屠雪华对于苏州商会和南社等等的探讨，均反映出了较深的历史功底，挖掘了大量长期被堙没的地方历史文化。徐瑞清对《常州市志》的编纂富有创意（获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尤其是他发表的专著《“文化大革命”在常州》经删改后编入市志，对那段历史的记述方式，在全国新编地方志中是不多见的；他还主编有《实用方志编纂研究》，对新方志编纂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观点；此外，还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徐冰同学则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10多篇理论、学术文章，对海南地方党史、海南改革开放理论有较深入的研究，发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海南经济特区的新实践》等学术论文40多篇，参与《中国大特区的十年变革》等10多部著作的写作，还为海南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撰写了一系列很有有见地的调研报告和政策解读文章。

沉醉于古史

除了著述体现学术水平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实践能力。像钱屿对古钱币尤其近代机制钱币的鉴定与研究，程晓中对于古代瓷器的鉴定与研究，均是国内一流水平。其中钱屿还著有《金银货币的鉴定》及相关译著，曾协助钱币名家马飞海编纂出版《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990年钱屿获得英国皇家钱币学会尼古拉斯·罗奎克研究基金奖（是第一个中国人获此殊荣）；还多次受邀为各层级的艺术品市场投资与金融管理研修班、近现代机制货币的鉴藏讲坛等做讲座，颇受欢迎。程晓中同学是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受业于瓷器鉴定名家张浦生、耿宝昌等，著《明清瓷器》《青花瓷》等多部作品，多次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及一些省级电视台的文物鉴宝节目，在瓷器鉴定界有很好的口碑。周裕兴教授曾主持江苏高淳薛城新石器遗址发掘和南京象山、仙鹤观东晋家族墓地发掘，前者曾获全国考古新发现提名奖，后者曾获全国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奖；又长期从事南水北调中线文物考古及韩国百济文化交流等科研项目研究，成果显著；作为博士生导师，曾获南京师大“教书育人”奖；著有《夏商周考古》。谷建祥曾参与苏州草鞋山遗址古稻田发掘研究，所发现的距今约6000年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田遗迹，使农业起源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在中国取得实质性进展；著有《江苏考古五十年》等；他还担任《东南文化》杂志副主编多年，为该刊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天申同学曾任文物大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原文物》编辑部主任、河南省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长等职，从事文物考古与博物馆研究、文物征集鉴定工作30多年，其发表的学术成果甚多，主抓的文博工作可观，高水平的专业素养也是有目共睹的。

一些供职于大学的同学在教书育人方面桃李盛开，在学术研究领域纵横驰骋。博士生导师张爱冰，为第七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安徽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负责人。著《群舒文化研究》《枞阳商周青铜器》等，前者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排名第一）；与他人合作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等刊物全文转载。还有同学教的是与历史相关的公共课程，也十分精彩。堵晓东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主讲世界现当代史，极富于感染力，他的课成为全校最受欢迎的课程，甚至吸引校外许多人聆听，为名副其实的名师。现任无锡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的高鸣（著有《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参与12卷本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的编写），能把公共课讲授得非常吸引人，深受同学们推崇，曾荣获“江苏省优秀两课教师”称号。孙铭讲授农村基层党建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论题很受农村基层干部欢迎，他还撰著大量党建类作品，其中有四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其他还有吴小晴、孙鸿、马绝尘、庞绍堂、薛恒、傅斌等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员、副研究员），均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钻研学问，精彩授业，培养学生，取得了丰硕业绩，同时还发表了不少优秀研究成果。

都曾得到名师教诲

以下再说说几位在学术研究方面成果较突出的同学。

刘金田同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多年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成为老一辈主要领导人研究专家，尤其对于邓小平的研究，在海内外具有非常高的权威性。他曾参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担任电视文献片《邓小平》《开国纪事》、电影《丰碑》的主要撰稿人；还是《邓小平年谱》主要撰稿人、《邓小平传》撰稿和副主编、《邓小平画传》主编。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政府华表奖等国家多项大奖。他的新著《邓小平在1984》，还成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题出版重要著作。为什么选择邓小平在1984？他当时说：“1984年，是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有人问,小平同志,你这一年里你干了什么?他说我就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一国两制。因而这本书，就是想通过小平同志在1984年的活动轨迹,来说明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陈红民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教学、科研工作，出版《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蒋介石的后半生》等相关领域的论著、译著30余部（含合著），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九一八以后的胡汉民》等论文100余篇，近年来着力于推进蒋介石的学术研究，其成果颇得海内外同行称誉，也获得过省部级多项奖励，还被评为“浙江省优秀高校教师”。他受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委托辑注的胡汉民资料出版后，《人民日报》曾给予报道；后又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全套皇皇24册，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被国家社科规划办以“免于鉴定”的最高等级予以结项。他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的首席专家，该项目结项成果受到鉴定专家的一致好评。他与海内外重要学术机构有着广泛联系，多次赴海外访学与参加会议。陈红民现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是海内外唯一以蒋介石为研究重点的机构，以开展学术研究、积累资料、培养学术人才为主要目标。陈红民说：“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而复杂的人物，对他的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我们有责任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

英年早逝、斐声海内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高华，是我班同学中知名度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学者。他称“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他著有《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历史学的境界》等多部著作，展示了他在学术上不同凡响的洞见。尤其是他的一部史学代表作，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为题，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举世瞩目。书中揭示整风运动的前因后果、方式方法，被视为1949年后一轮又一轮思想改造运动的渊源。受此类史料的开放度所限，高华的研究只能从已发表的当事人的记录中探赜索隐，这种曲径通幽式的研究成就了一部史学名著，也呈现出高华良史的品格。他言人所未言的探索精神，不计名利探究历史真实的学术毅力，令人叹服。历史学者杨奎松评价：“高华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这两方面，高华都领风气之先。高华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高华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高华有言：“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既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是他的未了情怀。12月26日是高华忌日，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到这一天，总会有无数读者缅怀他，也会让我们年复一年地感知思想和学术的温度。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会欣同学，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民国档案和民国史研究工作。后移居香港，长期担任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的学术助手。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中外经济关系和官僚资本等问题，著述颇丰，在民国史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著有《改革与困扰》《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和国营贸易研究》《读档阅史》《日记中的历史》等20多部专书，编注《董浩云日记》（三册）和《董浩云的世界》，并在其基础上写成50余万字的《董浩云与中国远洋航运》。在重要史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其《档案中的民国政要》一书以丰富的档案、日记、书信、电报和回忆为依据，揭示出众多民国政要的轶事和重大历史事件真相，此书先后在香港、内地和台湾出版，市场反响甚大。

可以说，我班同学们在以历史学为主的学术研究领域，硕果累累，没有辜负母校对于我班同学们的培养与教导。

学者高华

四、百花齐放

 我们班于1982年毕业，为恢复高考后毕业的第二届大学生，并且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急需人才，于是同学们都有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

同学们学的是历史，深知以古鉴今、格物致知的重要意义。南大赋予了我们用深邃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能力，也铸造了我们用务实求真的信念为现实社会发光发热的潜能。因而，同学们毕业后，并非个个都沉入到历史科学的研究之中去，而是将视角放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之外，闯出了各自的新天地。

 (一)党政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同学们

我班同学们毕业后，主要去向是党政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等，以历史学的人文知识背景，从事相关的思想文化工作，仍是得心应手的，因而不少同学在相关岗位上，如鱼得水，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蒋坚永同学曾任中央统战部二局副局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并兼任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宗教理事会中方主席等社会职务。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协调部工作；因社会影响和贡献，获韩国金刚大学名誉哲学博士学位（此前中国唯有原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获此殊荣）。在国家宗教局工作期间，长期主管宗教对外交往工作，多次率团出访，多次到港澳台地区交流，在举办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等大型宗教文化交流，以及佛牙舍利、佛顶骨舍利赴国外和港澳供奉活动中，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宗教对外交往，推动中国宗教走向世界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叶皓同学曾任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又先后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的大使。因对中阿关系做出突出贡献，曾接受阿尔巴尼亚总统颁发的“国民特殊功勋”勋章。他还出版了专著《政府新闻学——政府应对媒体的新学问》，建立了政府新闻学的研究框架，展示出集官员与学者于一身的较高水平。他主持的“突发事件、媒体互动与政府应对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研究危机处置中政府应该如何正确引导舆论等课题，具有非常切合现实的功用，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他在为官一方的过程中，对于党和政府的治理与社会舆情的引导有过比较深入的思考。

几十年间，业绩优异的同学还有很多，诸如陆洪新在部属大型航运企业——中国海运（上海）公司任党委书记，多年从事行政工作，成绩有声有色；原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唐立鸣，在任多年，有力地推动了本省政协工作日新月异；原中共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王为崧，曾是南京市委新闻发言人，市委许多重要工作的推动，都有他的付出。此外，原南京市委党史办主任蒋晓星、原江苏省档案局副局长项瑞荃、原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及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徐冰、安徽省社科联副主席卜幼凡等等，均在任上有不俗的工作成绩。还有江苏省人事局的王凤祥，由扬州师院、江苏工学院“转战”至南京检察系统的李晓华，以空军中校转业、在南京市纪委及财政局主持纪检工作的高和静，江苏盐城市局领导干部张志东、胡友祥及陆华等，常州市政府史志办、政协文史委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徐瑞清、沈建钢，苏州对台办和政协文史委的专家王琛、屠雪华，以及一些在国家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学如河南博物院的许天申、四川自贡博物馆的林建宇、山东烟台开发区的李欣、江苏南京市文物局的衣志强、徐州市博物馆的李银德、苏州大学出版社的耿曙生和江苏电视台的钱俊……他们作为单位领导或业务骨干，均在本职工作中独挡一面，事业有成。

各路英才

（二）跨专业、跨行业

我班同学学的是历史学，历史学分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等专业。一些同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没离本行；而还有好多同学则不同，彻底跨越到了别的行当与专业。而他们的工作照样很称职，这或许说明从南大历史专业学到的方法论，有力地支撑了大家应对世事变化的能力，能够举一反三，根据现实需要而把相关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上世纪80年代，李科威同学率先尝试计算机考古，开始从宏观角度审视考古学，先后发表《中国考古学变革的基本結構》《考古类型学的进化观与文化动力学的问题》等属于新考古学前沿文章，并直接接受国家文物局指定的《考古情报检索系统》《中国考古主题词表》等研发项目。现在看来这些都颇具前瞻性。 离开考古界后的近三十年，李科威把从历史学熔炉中练就的非线性生态动力学体系，转向临床实用目的的医学人工智能研究，深入探索疾病原理、仿真思维、决策算法、网格化病历体系、语义网知识库等理论要义，发表过《医学人工智能和生态动力学问题》《疾病模型与中西医诊断原理》《中医的理论构架与工作原理》等具有医学前沿观念的文章。他甚至将这些理论变成可执行的临床医疗产品，形成7500个单病种的知识体系，能立刻普遍提升低年资医生数十倍的临床知识能力。而他犹不满足于此，还试图用AI产品去攻占医疗市场，替代漏洞百出而又盘根错节的电子病历核心体系！这意味着要抗争现实的庞大医疗运行体系！其毅力、勇气和担当，真是非凡。阻力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能否成功，我们拭目以待。李科威说：事已至此，骑虎难下，但即使在这条路上熬到油尽灯枯，自己绝不回头！班上有他这样的同学，我们内心由衷地充满敬意。

刘云舟同学，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从南大毕业后却去学了电影导演艺术，后来还到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留学，以电影艺术博士毕业。他是福建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福建省电影评审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曾导演多部好的影片，其现实题材的影片《零点行动》，情节扣人心弦，思想性艺术性俱佳，入围1998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提名。还出版一部专著《电影叙事学研究》和三部译著。2021年，他导演的一部现实题材的动作片《站着等你三千年》隆重面世，相信必定会有很好的市场反响。历史学与电影学，这中间隔有多么大的距离啊，而刘云舟同学却跨越了这道鸿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理念：大学重要的是，首先要激发人的个性与爱好，要培养人的独立特行的观念、应对挑战的超绝能力，其次才是知识的灌输、文化的洗礼。

长期以来，王虎华同学的本职是编纂政协文史资料，然而他并未裹足于此，却在文学领域同样很有成绩。他的文学作品集《良宵》，达50万字，收录了他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三十年间的小说、散文、随笔。这些作品中，有的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有的被选入谢冕主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足见其水平不低，影响不小。他的小说以反映世象百态和人情冷暖为特征，散文多呈现着深邃的历史沧桑画面，随笔则以针砭时弊、鞭辟入里为优长。评论者说，才气是天生的，而王虎华的小说就通篇洋溢着才气，并且处处透着汪曾祺先生小说的味道。其作品充满人性的光辉，充满悲悯的情怀。可以传承，而非过眼云烟式的应时之作。

王宏林同学从南大毕业后，跨行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硕士，又投法学宗师沈宗灵门下，成为国内较早的法学博士。他是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学科教育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又曾入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访问进修。1993年他创办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为国办律师事务所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之外的首创；而且，他也是国内最早下海做律师的法学博士之一。他曾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北京仲裁委员会第一、二、三届仲裁员。依凭系统的人文学科教育背景和长期的法律实务经验，他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法律人才培养、公司法、破产法等细分领域多有著述，出版了《国际一流法律人才培养论纲》。2007年《企业破产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为起草司法解释，须汲取法学界的学术成果和了解破产法前沿的实际问题，王宏林结合自己所承办的北京兴昌达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为最高院提供了第一手的破产法实践素材和相关的理论分析。王宏林还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作了深入思考，有许多独到见解和制度方案，引起相关层面的关注。

殷醒民同学特别关注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关注应用科学，因而由历史学本科、硕士毕业后，跨行转而研究经济学，成为产业经济与金融方面的专家。他以应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产业经济，在中外期刊上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并著有《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企业购并的金融经济学解释》等多部经济、金融专著，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实际上，在党政机关、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业的人，多数也是不搞历史研究的了，因而均可以称之为改了行。还有一些移居海外的同学（如邹小玲、杜蒙樨等），也不再研究历史，同样工作和生活得很精彩。从中也可以看出，学历史的人应对变化的社会需求，还是很得心应手的。而这也正是我班许多同学的一个共同点。

藏龙卧虎

（三）下海经商

敢于不恋铁饭碗，到体制外谋发展，在多年前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而我班也有少数同学，便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积极投身于当下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成为经济大潮中的奋发搏击者，令人十分敬佩。前述李科威同学即在深圳创办了自己的科技公司，已在市场上拼搏多年，业绩喜人，此不赘述。

从做学问的好手，到进入商海笑傲江湖，张华同学是个典型。他在我班年岁最小，读本科时即已专注于明清史研究，已有相当的学术积累；毕业后读了硕士研究生，很快在明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论文，导师洪焕椿为之寄予厚望。30岁时，他晋级副教授，系主任张宪文感慨：这大概是1949年以后我校历史系最年轻的副教授。正值春风得意，1993年，张华因为眼疾，同时也因邓公南巡讲话的激励，竟毅然改变人生轨迹，脱离体制，下海自谋生存。他的奋斗足迹，海南四年，上海六年，最后定居北京迄于今。道路曲折却百折不挠，他踏入了资本市场，先后在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私募基金担任高管和合伙人，最终收获满满。他颇为感慨地说：回顾过往，无论学术生涯，还是职业道路，自己能够小有所成而无愧于心，得益于我校的求学经历让我始终充满自信：勤奋、认真、善于思考、不惧挑战，这些“新三届”大学生共有的优秀品质，将会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自己的精彩！——他这句话，其实可以作为我班同学们奋斗精神的共同写照。

杨亚非，毕业后很快就在明史研究领域做出了成绩，处女作《明代苏松嘉湖地区重赋之由》作为历史类领衔文章发表在《江海学刊》1983第5期；其后又关注明代海外交通、漕运等课题，其《论明代漕运方式的变革》发表在大型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战线》1986第2期，荣获社科奖，并在美国的中国明清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但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后，杨亚非走出了书斋，“下海经商”。90年代前期，进入南京某集团任高管，曾负责“中国古代饮食博览馆”，该馆是当时中国唯一用吃来体验古代饮食文化的饭店，蜚声南京城，被海内外十几家媒体报道。后在集团的准上市股份公司任总经理，该公司研发出了中国第一辆电动自行车。经商期间，多次作为江苏省电台多个栏目的嘉宾，主讲中国饮食文化、企业管理等。当时他在经济台“企业家沙龙”栏目作节目时，首次在国内提出企业家发展过程的三个层次：一、无所不为阶段；二、有所为、有所不为阶段；三、无为而无不为阶段。其说在企业家群体中很有启发意义。

周连春同学毕业后在大学教书，发表过文章，出版过书，其中在《社会》杂志发表的《谈农民的不平等地位》一文，在全国影响较大。他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上世纪80年代末也涉足经商，生产尿激酶。但初期不顺，多年无所获，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坚持不懈，后来终于有了转机，行情好时，曾有二三十个生产点，遍布大江南北乃至东三省，有几百个工人。到现在依然还有五六个生产点在运营。而2019年，他又与人合作，开始生产全自动无菌液体包装机，拥有国内最先进技术，产品已开始全面推向市场，前景喜人。他自称“小老板”，以老子“无为”观指导经营，很超脱，由手下人放手去干。相信多年前学习历史沉淀下来的观念，长年打拼获得的现实体验，对他的营商之道很有影响。他说：“一开始经商是为了赚钱，后来，就注意在做生意的人际交往中观察人性。”可见已经上了一个层次。

应海康曾攻读先秦思想史，而他的思想未沉醉在古奥的两千多年前，却与当下潮流十分合拍，比如“下海”。上世纪末，他开始涉足艺术纸销售行业。创业之初，举步维艰，无注册资金，用朋友公司执照去经营；租不起房，借朋友公司暂栖。咬紧牙关，放下身段，集销售、送货、出纳于一身，一袋纸样在手，一卷纸张在肩，走街串巷。在艺术纸进入国内市场已近10年、南京各主要用户都有稳定供货商的形势下，要虎口夺食，步履之艰难可想而知。1999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东史郎日记》，所需艺术纸品种多，数量大，却不能预先确定书籍具体印数，又必须限期完成。从出版社到承担艺术纸供货的应海康，均面临巨大压力。后该书不断追加印数，由最初一两万册，最后超过十五万册。印制过程跌宕起伏，所幸有惊无险。书中所用特种纸品种之多在书界罕见，相关品种一度面临断货，经多方斡旋，从美国高价空运得以解决。此书的艺术纸供应让他一战成名。此后又经他持之以恒的周到服务、诚信经营及拥有产品优势，使自己的公司占了南京中高档艺术纸市场大半份额。做生意固然以赚钱为目的，但他也有切身体会：“有些生意，可以带给人超出赚钱目的之外的成就感。”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连做两期《东史郎日记》出版访谈节目之际，他很欣慰，因为那里面有他的一份付出。

何平同学也是有才气、有闯劲的人。他在本班最早获得历史学博士，然后在军校执教十几年。退役后便进入商界一展身手，先后从事过房地产、媒体经营、影视等行业，业绩可圈可点。由介入文化产业开始，何平广泛涉猎现代传播学理论，并给国内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作出学术诠释。为此他以历史学背景受聘为国内某知名大学的传播学系负责人、教授。与此同时，他在生物产业领域也有过重大建树，实际管理过一家以干细胞基因工程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由于他在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方面的创新，该公司一度成为行业领军企业。他横跨文化与商业两界，可谓长袖善舞。

由这些投身商海的同学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学历史出身的人未必就带着“老夫子”般的迟钝与木讷，相反，拥有历史知识的积淀，同样能在变化的时代商潮中一显身手。

胸怀理想

总之，我们这个班级的同学们在各行各业中，都经历了自己的风云人生，本着脚踏实地的理念，站在当今的时代潮头，将才学奉献于社会，用智慧融入于现实，为这个时代留下了各自精彩的影像。

从上大学到现在，整整过去了40多年。如今同学们多已进入退休状态，从而有了回首往昔、共话“巴山夜雨”的情致。而这也正可以为自己、也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录。

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新三届”作为恢复高考时的前三届，在这序幕拉开之际登上历史舞台，天然地带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历史让我们归属于“新三届”，也算是我们的一份荣耀。昔日我们见识过别样的风景，我们有不尽的感触；未来我们还将奉献我们的余生，为这个时代，书写我们更多的精彩！

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