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却敌不过前来北大参加“世界史研究生精品课程班”的同学的热情。“第四届中国世界史研究生精品课程班”经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批准并资助，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承办，于2012年7月2日-1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本次精品课程班的主题是“天人道器之间：欧洲现代文明的演进”，其目的是为了适应世界史上升为一级学科的新形势，满足国家对欧洲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人才的需求。这次精品班的最大特色是打破了师生单位所有制，邀集国内著名学者给全国研究生授课。其师资力量除依托北大自身和北京地区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力量外，还广邀国内相关高校的著名学者，讲授和研究欧洲近代史方面重大问题，实现全国优质教育和研究资源共享。笔者有幸作为正式学员全程参与这场学术的盛宴，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大快朵颐，因而愿将两周之学习体会写成短文，与诸位共享。
开学典礼于7月2日8时举行，王新生教授主持典礼，高毅系主任致辞。高毅教授热情满怀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在炎炎夏日赶来北大学习，并表示大家的勤奋努力必然会有丰厚的回报。他回顾了以往几届世界史精品班的开展情况，由于各种原因，精品班于2005年停办。但随着对于世界史的需求越来越强，世界史精品班的开设有了更为强劲的动力，因此本班又从2011年恢复。去年的主题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史，今年则是欧洲近现代史。高教授指出，虽然相较古代史而言，现代史的学术味、神秘性和趣味性都要弱一些，但是近现代史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现代进程直接由此发展而来，因此更为重要。希望同学们能坚持学习，为将来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作出贡献。最后由教师代表朱孝远教授发言。他向同学们传达了非常简单而良好的祝愿，即希望在座的同学们都能“吃好饭，睡好觉，读好书，交好友”，可谓言简而义丰，实在是前辈学者对于后学的殷殷期望。
在短暂而庄重的开学典礼结束后，第一场讲座于8：30如期举行。第一场讲座由朱孝远教授主讲。因为朱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中世纪史和德国宗教改革，由他来主持第一场讲座恰好与上一届精品班的主题之间起承转合。朱老师讲座的题目是“文化兴国：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主要内容是文艺复兴。朱老师以“文化是什么”为开场白，他娓娓讲来，带领同学们走近欧洲文化的重要分水岭——文艺复兴。本次讲座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欧洲危机和人文主义者的发现”，第二部分是“知识就是力量：人文主义者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通过深入浅出的分析，朱老师指出欧洲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乃是由人的问题和制度的问题造成的，而人文主义者的使命就是通过对神学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知识体系的批评，来实现文化的整合，并建立起高效务实的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由此实现欧洲向近代社会的过度。
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的梅雪芹教授主讲。她演讲的题目为“颂扬自由和保护环境——英国史学大师屈威廉的历史著述和环保实践”。屈威廉以《英国史》著称于世，但是在中国史学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梅老师深入发掘屈氏在历史著作中对自由的颂扬，回顾其身体力行的环保实践，为我们勾勒出屈威廉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并且在讲述中，梅老师巧妙地将颂扬自由和保护环境两个看似迥然不同的维度相关联起来，给人耳目一新，别开生面之感。最后，梅老师以“三个有利于”来总结现代研究屈威廉的意义，即有利于更全面地思考如何认识欧洲文明的演进及其后果，有利于更具体地把握如何拓展对欧洲文明的研究，有利于更切合实际地考虑如何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
7月3日上午的讲座是钱乘旦教授。前不久刚在南大聆听钱老师的讲座，当时座无虚席的场面仍记忆犹新，今日再次听讲，倍感亲切。钱老师所讲的题目是“西欧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从封建到现代”，虽然大体内容与那日在南大讲座时相仿佛，但温故而知新，还是有不少收获。钱老师不但讲课风格激情洋溢，恣意汪洋，而且他也在内容上推陈出新，对传统的史观提出质疑，然后进行详细的阐述，真正是有破有立，犹如当头棒喝，让人振聋发聩，收获良多。钱老师以nation、 state和country三个词的区分为切入点，并以此为线索贯穿始终，层层分析不同时期西欧的国家形态。钱老师将西欧向现代的演变分解为三步，第一步在于权力的回收，第二步是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第三步为寡头统治还是大众民主。他认为西欧所有的国家都经过相同的历史阶段，但是不同时期的发展进度决定了该国未来的发展走向。钱老师深刻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标准，最重要的是民族共同体的福祉，民主与否并不是决定因素。并且他还告诫我们学历史之人切记空搬概念，而因多关注事实。事实上，以英国为例，它是先有工业革命再有民主制度的，而世界上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都是很晚近才成型的。
下午的讲座是朱孝远老师的“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道路”。但是朱老师并没有局限于题目的限制，他更多地是以研究这段历史的几位历史学家为例，来传授我们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的方法。他在讲座开始时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研究的四个原则与13个步骤。笔者暑假里认真阅读了朱老师写的《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这一讲的内容大致源出于此。不过听作者当面讲解，其中画龙点睛之处亦可心领神会，对照此书，则若合符节之处有更好的理解。
7月4日上午仍然是钱乘旦教授给我们讲课，题目是论辛亥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正如钱老师所言，这个题目乍一看似乎不像是世界史的研究课题，但是其妙处即在于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参照系而并非是论述的主要客体，所谓意在言外，大抵如此。钱老师指出，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世界各地都陆续爆发革命，如伊朗、奥斯曼-土耳其、帝俄、墨西哥、印度和埃及等，巧合的是它们大都处于几乎相同的维度。这些国家为何革命，干什么，需要什么？这正是本次讲座的主旨所在。钱老师逐一分析后认为，这些革命的目的是救亡图存，但当下政府无法完成，所以人民认为要推翻现有统治，以实现这种目的，辛亥革命是世界潮流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讲座的后半段，钱老师又给我们展示了三张地图——1763年西方殖民扩张图、1820年的英帝国图和1914年的西方扩张图。通过这三张图，我们看到西方的殖民扩张道路的大致过程。在一战前世界几乎被瓜分一空，但出现剧烈反弹，而且反弹的核心地区恰恰是所有受到威胁的古老文明的核心区。而现代世界，正在强劲发展中的国家都是百年前抵抗运动的延续，这些国家都在向西方学习，其任务是实现现代化，摆脱西方的控制，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多元化发展。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钱老师在此提出文明的回归，辛亥革命正是这横向、纵向两条线的重要一环。钱老师的这些思考早已写成论文发表，但是听其讲座仍有不同的感受，他理路清晰、分析入微，让人既感且佩。
7月5日与7月6日上午是武汉大学的李工真教授讲座。他将“德国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分解成上下两讲，故此一并回顾。李工真老师的讲座算得上是本次精品班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回忆。李老师不愧是世界史领域的名嘴，他风趣幽默又带着浓重武汉口音的讲座，总是让在场的同学们忍俊不禁，欢声笑语洋溢在整个课堂。李老师的讲座共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为犹太人问题的来源、德意志犹太人的“解放”德国的中等阶级的反犹主义、德意志右翼保守知识界的反犹主义、作为“前纳粹主义的反犹主义”、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反犹运动、纳粹德国的反犹步骤和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总结。综观整个讲座思路，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且内容详实，从背景、原因、过程和结果等各个层面为我们展现了德国的反犹主义，滴水不漏。而且李老师有留学德国的经历，他经常拿他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为例来解释有关问题，显得十分生动可信。比如德国的中等阶级的反犹，就是由于两户人家在经济大萧条前后，在家庭状况的对比中，德国家庭的心态失衡引起的。
7月5日下午讲座的主讲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建华教授。他的题目是“从概念到群体：俄国（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副标题为“一个帝国二个时代，一群知识分子的两场际遇”。本场讲座就内容而言可能是最为充实的一场。虽然方向为俄国史，但是从方法论上对我有不少启迪。张老师花了一半的时间给我们讲授关于思想史写法和俄国思想史读法的感想。他认为“想象”对于思想史而言尤为重要，好的想象胜过不真实的史料。俄罗斯文化的特点是文学中心主义，思想的特点是历史解释主义，因此就造成了俄罗斯的作家与史家经常身份互换，俄罗斯的思想被看成历史态的东西。随后他又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入手，从搞清知识的谱系和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到昆廷•斯金纳和海登•怀特等人提出的“文化语言学的转向”，再到巴赫金在其历史诗学的对话理论中提出的对话具有未完成性、文本开放性的特点。他向我们展示了文学语言学转向的浪潮，认为要理解话语的意义不仅要沿着话语之间的关系轴，而且应当放到话语产生的社会语境中，并强调“复调”的重要性。这种后现代的史学理论，认为“历史学更接近文学作品而不是科学”，这点我虽然不能苟同，但是毕竟不能否认其对现代史学构成的巨大冲击。现代史学只有处理好这些新理论造成的威胁，才有可能不断地完善自身。在具体阐述俄国知识分子的机遇时，张老师以“灵魂-命运-苦难”为关键词，解释了俄国文化中知识分子的概念和自由主义的概念，兹不赘述。
刘祖熙老教授于7月6日下午的讲座，是令人最为感动的一场。张雄教授到场主持，正如他所说的，刘老师在耄耋之年仍坚持来给青年学子讲课，体现了两点，首先是刘老师老当益壮，第二也表明了东欧史研究领域后继无人，令人担忧。刘老师是我国东欧史、俄国史方面造诣极高的老前辈，通英语、俄语、波兰语。他在教室中见到座无虚席的年轻一代时，显得颇为欣喜，在黑板上写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一联鼓励大家刻苦为学，将来必有所成就。他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在学问方面也保持了一位优秀学者始终如一的严谨作风。他一开课就严厉批评了北大某教授所写的《东欧史》，指出其滥用二手、三手资料并且错误百出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对我们的警醒。刘老师是浙江台州人，讲课时带有不易懂的南方口音，但是大家仍认真听讲，勤做笔记，一方面是对老前辈的尊重，另一方面也确实为其广博的知识所吸引。刘老师以“东欧”的定义为切入点，运用文化类型学的方法来分析东欧。他指出没有所谓的斯拉夫文明，地理位置的东边是斯拉夫-东正教文明，西边则是拉丁-天主教文明，还有一些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皈依了伊斯兰教，不可一概而论。其区别在于宗教权力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不同。在东欧，冲突大于融合，有些融合也是强制性的。随后又以波兰、塞尔维亚为例来解读这种冲突。总之，刘老师的讲座始终围绕着“多元文明冲突下的东欧”这个主题，形散而神不散。刘老师以八十高龄仍勤学不辍，令我等羞愧汗颜，自当加倍努力！
周末两天只安排了7月7日下午罗红波教授的讲座。罗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意大利史的专家。意大利史在世界史的研究领域中也属于相对冷僻的方向，但其实意大利史是大有可为的一亩三分地。远可推至古罗马，中有文艺复兴，近有意大利的统一、一战、二战等，其脉络贯穿，清晰可辨，若有学者肯在此下工夫，其成果之丰硕可以想见。讲座以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开始。与之前朱孝远老师的讲座有些相似，罗老师从“文明”、“欧洲文明”、“欧洲文明的扩张”等概念入手，来展开她讲座的题目——“西欧文明扩张中的意大利”。显然，罗老师对陈乐民先生推崇有加，在每一个概念的阐释中都引用了陈先生的话，并重点推荐了陈乐民与周弘合著的《欧洲文明扩张史》一书。随后，罗老师又逐一分析了欧洲文明扩张的三路大军，其一是罗马法的影响，其二是基督教的影响，其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形成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罗老师讲座时间不长，她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与同学们的互动。在提问环节，有两条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意大利较早出现了欧洲统一的思想，在欧盟的形成过程中，是意大利选择了欧洲。这改变了我对意大利的惯性认识。第二，关于现实的欧债危机，罗老师认为欧洲的问题不在于债务危机，而是长期经济发展缓慢。她对比了北欧和南欧，指出北欧改革成功，工时、工种都灵活化，环境治理与经济关系做得较好，南欧产业结构与中国、巴西等接近，产业内贸易比不上新兴国家，中小企业数量较大，但大型的跨国公司少，制约了经济发展。最后，罗老师表示，如果同学们在意大利研究方面有何问题，都可以向她咨询，她愿意竭力相助。
7月9日只安排了一场讲座，由浙江大学沈坚教授主讲。沈老师是我本科时就熟识的老师，他乡遇故知，倍感亲切。沈老师这次来北大有两场讲座，今天的题目是 “法国近代世俗化与天主教嬗变”。沈老师以一对矛盾的常识为引言，即一方面法国是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国家，另一方面是世俗化走得最远的国家，世俗化被列入宪法，正是这对矛盾值得深究。具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世俗化和法国个案的理论意义，二、法国大革命与天主教的命运，三、天主教会的重建。可见，沈老师的研究思路是从理论到个案研究，再通过个案研究来丰富和修正理论。世俗化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表达为secularization，但是在法语中不是对应的用sécularisation（指宗教的社会影响相对和逐步减小的过程），而是以laïcisation（指世俗政权在反教会力量的支持下，削弱甚至赶走宗教影响的过程）来表达，这就体现出法国世俗化的特殊之处。法国在大革命后世俗化的进程加快，但是仍然不可能摆脱天主教在文化上的影响。此外，沈老师在分析大革命前夕天主教徒的数量时，运用了计量史学的方法，但他警惕地告诫同学们统计的方法只能定量而不能定性，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7月10日的讲座安排可以称作法国史的盛宴，上午由沈坚教授讲座“法国象征物与国民情感”，下午由高毅教授讲座“法国式革命的三大特征及其缘起”。沈老师今天讲座的题目属于新文化史写作的范畴，具体来说则是在法国方兴未艾且极为流行的表象史的研究方法，即运用自然物体来表现某些精神上的东西。沈老师以三色旗与高卢雄鸡为表征物，通过对其历史演变的解读来分析法国的国家象征与民族认同。这篇文章我刚好一个月前读过，因此得以更好地体认。而且本学期沈汉教授邀请Alan Forrest教授以及陈晓律教授邀请Harry Dickinson教授来南大讲座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表征史的方法，让我有了极好的参照系。此外，我还就我本科毕业论文做身份认同问题时遇到的疑惑求教于沈老师。他表示多重认同的情况是必然的，但是需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来研究，并且最好通过一些实在物的分析为依归，由此衍生反映我所要研究的身份认同，这样才能有扎实的史料依据，否则凌空蹈虚，效果不佳。事实上，这种表象史的研究方法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一番谈话，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
高毅教授的讲座我一直很期待，本科时就闻名已久，还拜读过他写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钦佩不已。高毅老师的讲座也很有特色，他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几个开放式问题向同学们发问，在讨论过程中发表他自己的观点。高毅老师将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分为传统派与修正派，这两派的区别在于如何解释民众动员只在法国有，英美没有，其核心在于如何解释法国大革命恐怖的原因。传统派认为是由一种特殊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造成的，修正派认为正是由启蒙运动的思想导致的，即卢梭的“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理论”。这实质上就是环境论和意识形态论的分歧。而高老师显然属于传统派，他将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归纳为民主性、恐怖性和高效性。因此他在解释为何法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更困难时，也是以环境论的方法来解释其复杂性的。以雅各宾派为首的革命者明确意识到了其面临任务的艰巨性，所以才导致他们采取暴力恐怖的手段。
7月11日上午的讲座是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的“欧洲近代思想家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权力相对立的一个组织机构，美国政治学家将其特征归纳为四点。针对美国政治学家的逻辑演绎，李老师希望能还原该历史概念的历史背景，在具体的语境下进行解读。李老师所分析的欧洲近代思想家包括洛克、亚当•斯密、弗格森、邦雅曼•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他旁征博引，举一反三，激情洋溢又不失思路清晰，令在场的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他着重探讨了“公民社会”与“文明社会”、“市民社会”的关系。“公民社会”首先必然是“文明社会”，人民通过市场的因素更为有机地联结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利己和利他，并且自主地反对集权国家的控制。李老师在理论分析的同时，又不忘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他认为中国在构建公民社会的道路上进展缓慢，面临诸多危险。中国引入外国的经验时也往往断章取义，比如在建立市场经济时忘记了亚当•斯密提出的让市场发挥作用的三个前提条件，而把《国富论》演绎成了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在问答环节，我就“公民社会”的第二个特征——“强调自我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以针对福利喂养型国家”——发问。现代欧洲福利国家的人民更多地是对社会福利安之若素，甚至当自身福利条件受损时极力反对，这岂不是自相矛盾。李老师也给出了精彩的解答，他认为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欧洲的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完全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现代欧洲国家是在社会维度下而不是政治的维度下重建“公民社会”。这反过来让我对“公民社会”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11日下午高岱老师的讲座与之前定下的题目不同，他坦言曾在“殖民主义”和“政治体制与近代英国发展”的题目间犹豫不决，最后决定为后者。高老师是本次精品班的重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可谓劳苦功高。他的讲座以“英伦三岛”一词为导引，继而阐述现代化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异同。相同之处在于，其都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相异之处在于，现代化认为历史分期可以不以暴力事件为标志。他认为英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王权和贵族的斗争密切相关的。因此，本场讲座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英国通史的复习，高老师为我们梳理了英国政治更迭的脉络，有温故而知新的收获。此外，高老师还提醒同学们要踏实为学，不要总是期望成为学术明星，要警惕媒体。
7月12日是令人激动的一天，因为我们的导师、我校历史系陈晓律教授来到北大给同学们讲座。虽然在南大时常能聆听导师教诲，但是今天陈老师给同学们准备的却是全新的题目——“现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其对欧洲的影响”。陈老师先是从整体的世界历史格局出发，指出世界历史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历史拼凑而成，每一个国家都希望世界历史按照本国的设计来发展，但每一个登上领导舞台的国家都要有自己的绝活。陈老师历数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优势条件，顺着这个趋势，自然引入到下一个崛起的国家——英国。陈老师指出了英国的优势在于其创新能力——议会制度与工业革命，而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英国建立起了第一个民族国家。他追溯英国历史的源头，从日耳曼人登陆大不列颠岛到中世纪英国的民族意识的萌芽。在16世纪时，民族主义意识已经在英国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将自己的利益看成是国家的利益，这才导致了17世纪的英国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社会结构的支持，需要一个有执行力的、稳定高效的政府和国王。而1688年光荣革命后，因为英国卷入到与路易十四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中，使得英国政府的权力反而得到巨大的扩张。这不仅解释了英国革命的内在原因，而且解释了为何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轨迹反而走向寡头统治。更为深刻的是，陈老师认为所谓的民族意识并不是一个客观产物，而是本国知识分子选择的结果，并且让人们相信自己就是如此。英国的民族主义缺少极端的排外性，英国人的种族观念较为淡薄，不是种族趋同而是历史的选择，价值观念的趋同。这种以权利为纽带凝聚起的共同体比任何通过强权凝聚起的共同体更为牢靠。这些思想可以说是慧眼独具，别开生面。
7月12日下午李宏图教授的讲座，刚好与我最近的阅读相关联。他的题目是“约翰•密尔论自由”。我来北京之前，正在阅读密尔的《论自由》，同时读过了李老师所写的《密尔<论自由>精读》。在讲座中，李老师并没有照本宣科，他将密尔的《论自由》与《人权宣言》的再解读相参照。“自由”指的是不受强制地享受公民的权利，自由在英语中有freedom和liberty两种表达。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美国学者Dan Smith教授，他认为这只是来源于德语和法语的两个意义相近的词，在英语中经常可以混用。但是李老师并没有含糊其词地这样解释，他认为freedom是哲学层面的自由意志，而liberty则是指向政治、法律意义。并且他认为自由、权利、理性、能力是一组概念，不能割裂开来看。他还指出自由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自然自由，第二层是社会自由，即被法律、规则再分配后的自由，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所具有应该是社会自由。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我们失去的是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获得的是社会状态下的自由。”但是这一点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导致自由经常被误用、滥用。李老师进一步警醒大家，在民主社会要防范的是同质化社会权力对自由的侵害，他要我们牢记《人权宣言》中的一句话“无视、遗忘和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在密尔的《论自由》中，权利之间的边界是不能伤害他人，李老师又就何为“伤害”为话题与同学们互动。在激烈的讨论发言中，虽然没有最终结果，但是引发了同学们的深入思考。
7月13日上午是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的讲座。刘北成老师被公认为翻译和研究福柯作品的专家，他成名已久，但仍然十分的谦和平易，没有一点架子。他坦言，当年是因为何炳棣先生认为他做不了大学问，倒不如做些翻译引介工作会更有贡献，因此他才开始翻译福柯的作品。福柯思想的实质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的冲击。刘老师将福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历史的总结和反思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知识考古学。知识考古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对有关人的科学的 “话语分析”。刘老师分析了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癫史》和《词与物》。前者表达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困境，而后者作为认识论史的读物意在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第二阶段是谱系学。谱系学认为事物不存在超时空的本质，也不可能有起源的本体，恰恰是偶然事件，各种分裂与冲突，种种颠倒与错误导致延续至今并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的诞生。刘老师以《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为例，解释微观权力的理论，并揭示出规训与惩罚无处不在，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更加规范化，甚至本身也成为了制造知识的手段。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成为各种批判思潮的汇聚焦点，虽然离经叛道，但是学术研究需要有不同的声音。
13日下午陈晓律教授的讲座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英国衰落的标准以及美国是否衰落的问题”。陈老师首先引用高岱老师的一篇论文，认为每个时代有不同的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不应该以经济总量简单地来比较经济发展状况。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英国在欧洲国家中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不仅是经济的量化指标方面，而且在引领潮流、自主创新方面也被美、德超越。针对马丁•维纳在《工业发展与英国的衰落》中提出的英国的文化衰落导致了英国衰落的观点，陈老师毫不客气地认为这种把经济的表现归于文化因素的做法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无论英国的衰落是否与英国工业精神的丧失有关，有一点是学者们的共识，即英国的衰落的最主要标准是丧失了“老大”的位置。陈老师认为国内支持不够，精英们迟钝、自恋的反应导致了英国老大地位的丧失。英国人曾经希望通过将海外殖民地聚在一起的方式来挽救英国，但是经济不能支持殖民地的人们都获得与英国人同样的地位、福利，英国不能同第三世界揉为一体。这并不是英国想抛弃宽容精神，而是事实无奈。陈老师的分析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为我们揭示出英国衰落的标准与原因。参照此二者，那么美国是否也正在走向衰落呢？陈老师认为应该不会，他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优越的客观条件和精英的危机意识三个方面来解释。本次讲座，陈老师为同学们留下了充裕的提问、交流时间。我认为临场应变才是最考验学者功力的地方。陈老师表现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以至于有同学提问要如何才能做到像老师这样的学者风度，实为佳话。陈老师一直以来就是一位关心民族命运，关注现实局势的学者，他的回答中也处处透露出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种关怀现世的态度恐怕才是历史学家所应必备的。陈老师在回答一位同学的提问——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时，指出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如何让13亿人都吃饱饭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都未能解决，其他一切所谓危机都是空谈，其悲天悯人情怀令人动容。甚至这一解答当天就在新浪微博上广为流传开来。
7月14日是系列讲座的最后一天。上午由清华大学的彭刚教授讲授“常识视野下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这也延续了刘北成老师的话题。彭老师的讲座虽然中规中矩，但是对我而言却是影响最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这种系统的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阐释让我对其有了真正的了解。第一部分是对几个基本概念——“历史”、 “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的讨论。这些概念本身就对史学的科学性提出了挑战。第二部分是历史文化的考察。在这里，彭老师提出历史学家个体的因素无可避免地进入到历史理解和历史文本之中。历史学中的争议不会发生在事实层面，而在于什么样的事实才是重要的事实，什么样的事实才能建立某种联系。通过对怀特和贝宁等人的对比，彭老师指出历史学永远不是一门科学，有时是艺术，但总会是技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是否会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学呢？彭老师认为不会，后现代主义史学提供了对历史学实践的反思，而不会抛弃史学的家法。而且任何理论的思考都需要坚持逻辑的一致性，而不是考虑其后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出现既有原因也有必要，但不必恐慌。史学实践需要更充分的理论自觉，而史学理论必须关注和解释史学现象。在课后，我又以邮件的方式向彭老师求教，他很快就耐心的回复了我的问题，深以为谢。
最后一场讲座是许平老师。她讲座的题目是“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其内容分为起源与演进、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分歧、民主社会主义的确立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四个部分。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一部分，这可能是出于一个历史学研究生的天然兴趣。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同根同源，是对工业化的一种反应。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二者是革命与改良的途径问题。20世纪中叶，冷战时期二者完成了对价值的认同，既针对资本主义也针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冷战结束后，民主社会主义抛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完成了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化，社会主义终结了，只剩下民主。这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也不无警醒，民主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但不能从根本上放弃社会主义。
为期两周的学习，虽然行程安排得颇为紧张，但是收获之丰硕也是前所未有的。除了聆听教授们的精彩讲座、学习为学为人之外，还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史学爱好者。在北大期间，北大历史系还为我们办了临时的借书卡，系图书馆全体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系图书馆，不但藏书宏富，而且编目齐整，管理科学，十分值得南大历史系学习借鉴。此外，讲座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也积极发言，大胆提问，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改进的地方。（盛仁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