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图像构成了历史研究所凭借的两大史料来源的话，那么，两者的一个区别在于，“形象史学”的史料主体是“图像”，是物态化或形象化了的“史料”；从研究的着眼点看，“不谈结论，先谈实物”之说蕴意深刻，颇可借鉴，这一主张可能排斥由一系列观念的、浅陋的识见和判断而形成的诸多“预设”，从而确立实物和图像作为真正第一手史料的主体地位而使研究更接近历史真实，或揭示出文献资料未能涉及的史实。尽管实物和图像仍有待通过文献的证实而发挥其价值，但其主体地位决定了它更可能是“确定了”的或“实存”的历史。
以物证史
“形象史学”的基本功能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印证历史，即形象通过文献的阐发，进一步证实某种史实或使某种史实形象化地“复原”；二是“形象”本身具有相对独立乃至完全独立的“史料”价值，它就是某种历史本身或阐释某种历史的可靠史源。在多数情况下，两者又密不可分。
譬如，中国陶瓷远销海外的盛况史料不乏记载，但南海122处水下遗存以及“南海一号”、“南海二号”、“华光礁一号”沉船和印尼的勿里洞唐代沉船（“黑石号”）、“印坦号”和“井里汶”沉船等一系列水下考古发现形成的举证力度，远非零星的史料记载所可比拟。据报道，1996年以来经多次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普查，已确认水下文化遗存122处、南海沉船124艘，目前发现的沉船总量在不断增加，据国外数据显示，不低于1000艘。
相关研究发现，海底沉船大多是从内陆沿海出发，驶往海外的商船。但沉没的概率有限，唐宋以来高频度发往海外的贸易船无疑在传递着某种重要信息，其中，逐步引起我们关注的一点是，以印尼爪哇岛为中心的海岛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了它对中国陶瓷的特殊需求——帝国的王权体现为宗教权威而不是行政专制，它必须通过一系列仪式和象征来宣示其神圣地位。
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国王利用地方捐赠的财富和资源强化有关措施以便从国际贸易等领域中增加收益，再利用部分收益对地方实行“再分配”。正因为“捐赠”与“再分配”双向行为构成了中心和地方乃至民众较为稳固的互惠、共生的利益关联，所以，相应的庆典活动与仪式既是民俗的，又内含着重大的政治功能，而这些盛大的庆典需消费大量的金银财物和宗教性器具。《剑桥东南亚史》提到，中文资料表明，大量的此类物品被用船运往爪哇，而在整个王国范围内目前已发现大量当时的中国陶瓷碎片，但在当地与市场有关的碑铭中却没有提及这些物品。“对这一明显存在矛盾的现象的最为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国王控制住了诸如中国陶瓷这样的奢侈品，并把它们作为政治资本来利用。”
可见，中国陶瓷的外运首先与海岛帝国每年的宗教性和政治性庆典有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可能与帝国的存在相始终。南海沉船的某种谜底，或可进一步通过南海和海岛地区水下考古揭开其重要一角。
学者根据一系列考古发现，将东西交通通道表述为“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和“陶瓷之路”。前两者承载的物资不便于留存。所以，陶瓷（往往包括铜钱）便成为构成这条通道最有力的证据链，航船、陶瓷、钱币等“形象”无可辩驳地成为东西交通中相对独立乃至完全独立的“史料”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者们透过它们所呈现的东西交通状貌，可以进一步了解陶瓷和钱币作为中国参与远程贸易的支付手段，与西方和东南亚等不同文化区的相应支付手段进行对比，以深入了解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的形态和结构。沉船和陶瓷等“形象”的历史内涵实乃不可估量。
以图证史
当然，诸“形象”既有共性，亦各具其独到的个性。如学者所论，形象史学可视为对文化史阐释方法和展演方法的新架构，在具体的研究中，既需要运用形象性思维对直观形象和表象进行解剖，又需要凭借扎实的史学根基，结合主观的认识和情感进行审美判断和科学判断。对艺术品类的“形象”的研究尤其如此。从表层看，《清明上河图》展示的是市坊制打破后一个大都市社会生活的典型场景，但研究者选取宋、明、清三个版本进行深入对比，揭开了各版本所蕴含的不同的“历史密码”。
说到这里，我对学者所谓“形象”实即“图”和图的延伸之说略有所悟。“图像证史”说便将地图包含在“图”的范畴内。因为，地图不仅具地理属性，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特殊表达。德国人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身处地理大发现时代，然而，他并未像当代活跃人士那样去冒险和旅行，而是隐退到书房中收集各种资料，穷尽20多年的心血，编成一部描述未知世界的6卷本《世界志》。该巨著最后定稿含660页文字，24张他在自己的托勒密版本中已经出版过的跨页地图，还有近500张内页插图（插图最多达900张）。
显然，14世纪前编成、15世纪初被航海家证明并不实用的旧图的“形象”，加上各地城市景观、怪物奇兽，食人族、国王与显贵的木刻插图，诱发了他身临世界各地的灵感，奇迹般地使他成为“一个不出门而发现世界的人”，从而为16、17世纪的中欧人提供了“一幅十六世纪世界的精准图像”。《世界志》500年前畅销欧洲，今天更是图书史上“一块璀璨迷人的瑰宝”。可见，“图”以其鲜明的可视性和文化承载性，不仅可激发学者“史”与现实融通的灵感，亦可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一种绝佳的表达手段。
（作者单位：我校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