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佃农 ——英国现代化的先驱 时间：2008年4月28日晚 地点：我校浦口校区3区120 主讲人：候建新教授 主持人：陈晓律教授
主持人：同学们好，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我国著名史学家候建新教授，来给大家做《富裕佃农——英国现代化的先驱》的学术专题讲座。候老师是我国史学界著名学者，他的主攻方向主要是社会经济史。与一般研究世界史的老师不一样的是：候老师中国史的研究非常精深，他在中西文化、经济、社会、历史等诸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我国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看问题的观点非常独到。同时，候老师是一个非常投入的学者，无论是做学问，还是讲课，都非常地投入。今天上午在鼓楼校区的讲座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我希望今天晚上的讲座也能获得大家的欢迎。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候老师给我们做讲座。
主讲人：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这是我第二次到我校，但是给本科生上课是第一次。很感谢陈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我校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很深远的传承。今天下午，听我们历史系的先生们说，金陵大学至今是一百五十年。我想，这样的传承就是一种精神，一批学者以及他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社会发展很快，给我们提供了好的硬件条件；不好的一面，就是对人文学科的不公平，在科学和技术两个大龙之下，把人文学科挤压得没有获得正当的地位。我想，事情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转变， 今天，我们所缺的，所不足的，也许是将来最珍贵的。也就是说，我们人文学科的，特别是作为我校历史系的这样一个人才库，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科学技术，同时也不能没有人文思考。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力量；没有人文思考，就没有灵魂。比较起来，这并不是说，我们搞人文学科的，我才这样说。一个民族如果缺了这一点，就没有了灵魂，这是不可想象的；我想，以后的岁月会证明这一点。 所以，诸位肩上的责任还是很重的，我们人文学科都面临着后继人的问题。我校历史系的本科生，应该肩负着更重要的任务。别的地方出人才，你们这里应该更能出人才。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是来跟大家交流一些想法。
我这个题目是讲：富裕佃农。 关于现代化，我们一般讲的都是工业、商业，而很少从农业讲起，因为觉得农业离现代化比较远。而讲农业，我们一般也是从两极模式来讲，讲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斗争关系。我们今天的题目，在两极之外，讲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在农民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层次：富裕农民。这个词专门指英国而言，我们今天就是要看看，它是怎样启动了农业的一个新的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使得英国最早的发生了现代化。而英国的现代化，不仅是西欧的，也是整个世界现代化的领头羊。所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首先是知道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究竟知道以后干什么，我就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首先我们把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搞清楚。 历史不是为了获得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了解一个过程。通过一个过程启迪你的思考。你可以提出各种思考，你也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结论。所以，在这一点来讲，结论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历史有一个真实的了解，有一个接近真实的健康的知识结构。在说这个题目之前，我们要大致说一下，现代化的起源问题。 从逻辑上，现代化起源，就是什么情况下发生了这种现象。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方都在研究这一问题，虽然其目的和出发点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很明显就是在考察历史，就象一个同学学习非常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学习这么好。所以你们看，60年代以前的日本对此兴趣极高，直到以后日本也实现或者自认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这一问题才慢慢淡化，在此之前，他的热情还是很高；而我们也于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一个畅行不衰的话题，虽然有高潮，有低潮，但一直受到关注；西方史学界在50年代末曾经进行了全球大讨论，产生了一批学派；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了第二次讨论，最近有几本比较炒得比较热的的书有：彭慕兰的《大分流》、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罗斯托《富国、穷国》等。所以，虽然你可能不同意这些观点，但一直有人谈论它们。
我们简单地做一下大致回顾。 第一个是比较老的流派，它认为现代化起源于手工业作坊，剑桥大学的多布教授持这一观点，时间大约是50年代。他认为，最后的商业运作之所以能够成功，与手工业发展有密切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于手工工场，手工工场是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然后逐步发展起来。我们持这种观点的也很多，中国也曾有过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即文革中的“五朵金花”），认为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以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得很好，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才被打断。所以，我们找许多资料来证明这一点。这种观点与多布的思路是一样的，其人数很多。 再有一派是，贸易根源说。当然，它主要就西欧谈的，大家知道西欧是典型的庄园制，自给自足的，其自然经济的封闭程度是要超过中国的，除了自己不能生产的盐铁，都是自己生产。所以，他们有自己循环的惰性。这种惰性自己没法打破，所以，只有靠外力来打破，这个外力就是远程贸易，拿西欧来讲，一个是北欧的贸易，波罗的海，一个是地中海的贸易。两边的海运，特别是长途贸易，对自然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这两个航运的开通和活跃，冲击了自然经济，冲击了庄园经济，所以它把庄园经济也变成了商品经济。如果没有远程贸易，以后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它把远程贸易提得非常高。这一大派，在欧洲有比较持久的影响力，这就是“商业和贸易根源说”。还有一派认为是人口，探讨人口在其中起的作用。他们认为，为什么不能产生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呢？因为人口的增长，跟不上生产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源短缺，人口过剩。西方这派学者认为，这是西方面对的一个问题，只有人口产生变化时，然后它的制度才能产生变化。比如说，庄园制的时候被称为农奴制，它的意思是，它的佃户就是农奴。对“农奴”这个词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要从他的实际生活状况去理解。所以，你不能一想象，就认为他跟西藏的农奴一样。在这里，通过概念直接的挂钩还是有问题的。西欧的农奴是什么样子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就这样翻译过来的；他是什么样，应该看他的实际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了解他的状况，我顺便推荐大家一本书，就是《英国庄园生活》。这本书，我们那里，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了。他的作者是贝内特，他对农奴作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他认为，因为黑死病的影响造成劳动力的大量短缺，劳动力短缺争相雇佣使庄园主被迫改革，所以，也给他们许多自由，最后不管是逃走了的，还是没逃走了都变成了自由人，从而造成农奴制的解体。也就是说，黑死病，或者直接地说是因为人口的原因造成了社会制度的变化。这是这一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我们说得很简单，但是他们叙述起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刚才我说那本书，《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就这样认为，他说，为什么叫大分流呢，就是说，在欧洲十七，十八世纪中叶以前，跟中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劳动力过剩，土地短缺。为什么西欧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呢？它说有两个原因：第一，西欧拿英国来讲发现了浅层煤矿。浅层煤矿在技术发明之前，就可以开采。这些煤的发现节约了土地，意味也是增加了土地，意味着对人口过剩的克服。
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海外殖民，他认为，从北美洲贸易也好，掠夺也好，有大量的能源介入欧洲，这个道理与煤矿一样，也是解决了土地，也是解决了人口问题。所以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欧洲起飞，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没有这两个条件。所以，中国仍然处于土地短缺，人口过剩，不能够起飞。他绕了个弯，实际上还是认为，人口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人口论”这个观点一直在现在在西方史学界，仍然还占有一定的位置。这里还有许多流派，我这里只就经济方面的理论进行讨论，另外还有文化心理层面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克斯•韦伯的《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国史学家麦克•马兰的《个人主义的兴起》。这种书很多，我们就不一一说了，我们就限定经济层面讲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想说的跟以上所说的都有区别。 近30年来，英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他们占据着一个主流位置，就是认为英国之所以能进行发达起来，不是手工作坊，不是商业，也不是其他方面，而首先是农业发生了一个革命性变化，这是近三四十年英国农业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虽然，其他观点还存在，但这一派的主导地位是很明显的。我们想，当时作为原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北大已故教授罗荣渠教授语），当时经济就是农业，它的人口就是农民，如果它的基础不发生变化，他的变化根据在那里呢？应当说，我们仔细想想的话，这个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当时的后起的，我们象其他国家，包括我们这样的国家在内，是后起的现代化国家，是跟它不一样的。后起的国家，农业仍然很重要，但是跟它走的路子不同了，很可能从工业，从城市开始。但是作为它的原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如果它的基础，基础人口不变化，很难想象在其他领域产生新的模式。他们用大量的数据说明，英国即农业发展在先，贸易发展在后。人们对农业给予充分的重视，他们对农业史的研究是史学界非常重要的话题，一些最著名的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专家相当一部分是这样认为的，这跟这一学派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有许多想法是说不通的，比如我们讲的那几派，拿人口来讲，大分流的作者到南开，他那本书没出之前，他到南开的国际会议，我是他的评议人，所以，我知道这篇文章很早。我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煤的发现很重要，但是发现了煤，并不等于发生了现代化，比如中国枣庄很早就有这种浅层煤矿，但却没有产生现代化，所以一个简单一个自然问题，跟现代化直接挂钩是站不住脚的；他的第二个问题是是海外殖民。大家知道，最早搞海外殖民的不是英国，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但是西班牙，葡萄牙的现代化起步地很晚，它们的财富到了国内后，跟资本主义方式没有关系，而英国的海外掠夺对它有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首先它自己有这种模型，或者说，正是因为它们有这种模型，才去海外殖民。海外殖民对它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能说掠夺产生了资本主义，产生了现代化。这种观点太肤浅了。一个制度不能是夺来的，他应该是自己长出来的。就是说，他有一个孕育过程。英国是有了自己的模式后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外贸易。所以，从人口问题来讲，我们看是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
当然，人口问题不重要，象我们中国至今没有摆脱人口的压力，有人估计中国人口的高峰会在2030年，大约是16亿人，因此就有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来讨论这个问题，说中国粮食生产并不是很好，但人口的高峰还没到。我们社科院的文件认为，我们到三十年代人口达到高峰，当然编辑认为，我们到时能养活得起。我说的意思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要到几十年，还没有消化人口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不能说把人口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其他问题。我们中国现在就是土地比20年以前少了，人多了，但生活比以前好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拿日本的人口密度、台湾的人口密度来看，它们都比我们要大。所以，简单的归于人口，是一个懒惰的作法。实际上中国人如果做得更好的话，可以克服这个问题。人口很重要，但是我不同意把他说得这么重要。比如说，洋人写的东西，有时比较给我们启发，有时也比较牵强。比如说，黑死病死了很多人，并不会产生什么重大变化，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许多次大灾荒，大灾难造成的人口锐减，但并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更重要的是剩下的人怎么来经营，怎么来管理，怎么来处理社会关系。而先前所讲的人口问题也好，商业也好，都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我们现在倾向认为，英国所以最早产生这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它首先产生在农业。然后在农业里面又首先产生于富裕农民阶层。就是这层的人脱颖而出，成为最早运作这种新机制的载体。我们说，在14世纪，他们已小成气候，那个时候，一个村庄总是有耕种大约60英亩到100英亩规模的土地（折为几百市亩地），饲养几百头牛羊的富裕农民。这种情况，相当成规模。这个规模的土地，就一定要雇佣工资劳动者，种的作物也一定要瞄准市场生产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服务农业就是市场农业，这是西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生产经营者，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形态，它完全不同于庄园经济，我们也可以说，也是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阶层。因为：第一，农民本身首先成了主要经营者，成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载体；第二，他们具备一定数目，不是个别的。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现象，虽然中国主要是靠科举致富，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富裕农民，不是极少数人，是一些影响了农村的结构的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群体，发展到农奴制解体后，这些人就更成气候了。
这些人有两个现象特别需要注意：第一个现象就是，他们更加成规模的扩大耕地和牧场；第二，就是他们从经济上挑战庄园主。首先看第一个现象，这个有着几百亩地，应该很不错了。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满足这样一个规模，他们的动力完全是资本家的动力，就是说，他们追求的是利润。所以，在这个刺激下，他们急于扩大生产。要扩大土地，他们有几种办法。一个是，他们启动了土地市场，其实土地市场在西欧早就有了，中世纪晚期，实际上在庄园时代，土地市场就已经有了。只是我们原来把这种份地制度说得太绝对了，实际上土地的流动一直有。可是，它们一直没有打破条田制度，可是富裕农民，在著名的圈地运动以前，不断的蚕食份地。 在这里，我介绍一下，西欧当时的一种庄园制，是份地制构成的。份地不是我们想的，这块是我的，那块地是他的，自己种自己的，它是一种轮耕制度。 轮耕制需要我们对庄园制有所了解。庄园制不是简单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它还是一种共同体关系，所有的农奴都是庄园的一分子。他要为庄园，为庄园主尽义务，同时它还享受一份权力，这一点就表现了共同体的均平主义色彩。比如说，一个份地是30英亩的话，它可能分在三块地上，因为这三块地远近，好坏是不一样的，要平均来分，好地每个人都分享，坏地也这样，所以它是很分散的。就象上图所表示的，富裕农民怎么样把他的土地扩展开来呢？它很自然地是把与自己相邻的那块地占为已有，它不会进一步加大分散。因为这种共同体所有制，不是个人所有制，而现在富裕农民的目的就是把共同体所有制变成个人所有制，变成他自己个人拥有的地。所以，他要把周围的地搞过来。比如如图所示的，最上面一块地的丙打工去了。刚才我们说，乡村的各个成分，我们没有机会讲。但我们一说到雇工，大家就知道，一批的雇工就是由份地的占有者转化来的，丙经营的不太好，他就出去打工去了。大家知道城市的兴起，西欧的城市不是消费者的城市，不是达官贵族的城市，是一些庄园去的农民建立起来的。所以，好多的农民到城市里去，它可能把这块地转租给富裕农民甲，然后他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偿。这样，慢慢地富裕农民甲就把最上面的一片地变成自己的。这样有了几百亩地。他为什么能占有60英亩，以至于100英亩？到16世纪的时候，他占的就更多了。
为什么能这样？他就是用的这种办法把地连成了一片。当他把地连成一片的时候，他自然的事情是什么？对，他会雇佣更多的人。这片地呢，这片地原来是敞田，今天你来种，明天别人种，是来回轮着的。所以，他现在的目标就是把这片敞地变成自己的地，这样，轮耕制、庄园制就都不灵了，很自然地这块地就被他圈占起来了。这就是最早的圈地运动，而我们从来不把它说成“圈地运动”，我们是把16、17世纪原始积累时期的激烈时期已经到一定程度地运动称作：圈地运动。实际上，最早在富裕农民就已经圈地运动。他们扩大规模时，一定要打破轮耕制，打破庄园共同体。个人所有制的标志就是把这片地圈占起来。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富裕农民在中世纪晚期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挑战庄园主。为什么他发展起来挑战领主呢？这个时候的领主怎么生存，原来领主靠劳役，劳役地租没有了，没有人到他庄园干活了，因为庄园制都解体了。领主现在怎么种这地？领主也要去雇人。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到了13世纪，据统计英国在13世纪末叶，货币地租已经占到了70%，而中国的清朝中叶的江南地区，所占比例还不过20%。这是我们清史档案资料的记载，但是在英国晚期，货币地租占了主导地位。这意味着领主主要靠雇工去种地，所以，这时领主所做的事跟富裕农民是一样的，但他们的规模更大一点。那我们为什么说，富裕挑战领主经济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领主与富裕农民这时都需要雇工，这个时候雇工不是因为你是领主，地位高就给你干活，你是老百姓，我就不给你干活。雇工的原则就是谁给钱多就给谁干活。谁给的工资高，要看你经营得怎么样，你家大财大，但是你总不能往外赔埃你只能经营得好，才能肯出大价钱雇工人。在竞争之中，大家能想象得到吗？谁能经营得好？
当然是富裕农民。因为他们就是干这行的，他自己就干，他跑市场，又能种地，对雇工的工作管理，他也很在行，市场信息他也很灵通。领主就不行，特别是欧洲的领主。欧洲的领主，尤其是那些贵族是不生产的，贵族靠什么来管理庄园呢？就靠一个庄头。他的管家都不去管理，亲自管农田，他有几层组织，最基层的是庄头。庄头很可能应付他，有可能还贪污，大家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因为你贵族家大业大，浪费点东西看不出来，但是长了以后，竞争力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富裕农民能出大价钱，领主反而不能。所以，大家知道在中世纪的《劳工法》的目的就是限制高工资，替领主说话，不是象现代西方国家那些限制最低工资，而是恰好相反。但是这时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了，这套规则已经不好使了，实际上，劳工法其实是不成作用的，谁出高工资就去那里。而且那些西方的控制力弱，远远不及中国。所以，富裕农民的翅膀越来越硬，领主却越来越赔本。这么大的一个庄园，不断赔钱，这个财产不但没增长，还得往下落。领主这时只好把土地租赁出去；它承包给谁呢？还是富裕农民，因为小民没有垫付能力；这时富裕农民就发展起来，成为农民自留地的承包者。这样，在这样的博弈中，富裕农民就发展起来。他们的管理经验越来越丰富，规模越来越大，据托尼的统计，16世纪时英国200英亩以上的土地超过50%，甚至有的一些达到500英亩，而他们不过，就是一个农民，他们有这样的经营能力，他们的农场达到这样一个规模，而领主越来越不行，交了订金仍然还不行。这个世道对贵族是不好的，这套游戏规则对贵族很不利的。大家知道，16世纪时还产生了“价格革命”，这意味着货币贬值，原来如果说承包出去5英磅，还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价格革命后，这点钱就算什么了。这样，对富裕农民越来越有利，对领主越来越不利。领主就成了领取年金生活的人，他们不但收入降低，而且更加边缘化，而富裕农民却红火。所以，这时乡绅与富裕农民在英国是不被区分的，不管是财富上，还是地位上都是如此。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名词：Yeomen，马克思用的这个词，被译作自耕农。 农场主好多就是约曼这样的人，约曼成了富裕国民的一个同义语，和乡绅往往是不区分的，乡绅有地位，有财产，但是他们是非贵族。所以，许多富裕农民能达到乡绅地位，无论是财富，还是社会地位上，都不是很区分的。在他们经济上发达的同时，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富裕农民跟乡绅其实没有区别。他们还是农村的主要治理人，地位由他们大量的参与，比如说，陪审团往往找他们，有时他们还主持陪审团，主掌地方的行政事务，他们越来越有文化，进入大学去读书，甚至上一部分人进入议会。英国的下院相当一部分是乡绅进入的，他的背景就是这批富裕农民，我们今天要讲到这里，快接近于主题了。 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现代效率的经济中，创造了一个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这样的一种制度创造了人类以往生产力的总和。
这种效率最早的使用者，从这个过程我们看到最早的创造者是这些富裕农民。正因为有了他们财富的创造，所以他们才给市场的供应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矗市场交流需要有商品，如果没有充足的商品生产者，怎么能进行交流呢？所以，到中世纪晚期，英国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市场网络，看他们历史学家的一般估算，一个农民当天去市场，当天可以返回，这就说明，市场本身优化了，网络化了。而不是我们这一块，南京，常州，杭州很发达，但是到另一块地区差别特别大。因为，它是交易与生产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这种富裕农民生产是个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市场交易一定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他的交易网络很发达。其实，资本主义为什么向外扩张呢？因为他发达不得了了，所以他要出去寻找新的市场，他不是市场自己内部还没流通，他向外面去搞，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以，他后来掠夺的东西跟国内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英国就不一样了，他在出去寻找市场以前，它的内部市场已经充分系统化了，已经很发达了。所以，我们想，你的商业和农业的效率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效率，就没有史无前例的市场交流，大家想，我们刚才讲过的，跟我们讲的一样，贸易在先，还是生产效率在先？所以，他的生产效率的这种生产方式的组织者，以及对市场的创造，应当说富裕农民在起到最先的作用，起了一个启动作用。 这样，富裕农民的圈地范围越来越大了，胃口也越来越大了。原来，我们没有介绍它的情况，在份地的外面，庄园是邻地、荒地等，在规范庄园制的时候，这些邻地、荒地是佃户放牧的地方，他真正的所有权在法理上是领主上的，但是每个人可以使用。当然，使用是不一样的，是与他对庄园的义务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一个大农可以放十头猪，小农可以放五头猪。也就是说，这块邻地、荒地法理上是领主的，但是佃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义务不同地使用。但是到这个时候，庄园制解体了，荒地的管理也非规范了，而正在面对野心勃勃的富裕农民，所以他们下一步就是圈占荒地。这个时候，他们就触动了领主的权利，这个时候领主就开始有了争斗，领主认为与其你圈，还不如我圈。这时就到了16世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次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是一部分领主和一部分后来加入的商人圈占的土地，但是最早圈占土地的是富裕农民。它的实质就是：由庄园共有所有制，变成个人所有制。所以，圈地运动结果是提高了土地的效率，提高了使用的效率，把土地资本主义化，商业化，土地原来是能够挣吃挣穿的，满足自己消费的，现在经营一块土地和经营一个企业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世界上最早出现在英国，在英国最先出现于圈地运动。这是当时的实际的情况，也不是说，圈地运动就意味着掠夺，意味着暴力。他虽然有暴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经济行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暴力是夹杂的，而不是他的全部，如果只是暴力的话，就不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是清朝的八旗子弟圈地。那种掠夺跟资本主义没有关系，他不产生效率，他跟小农耕种没有什么两样。而英国的圈地实质是商业化，所以是一个混合所有制，他明晰起来了。但是这个时候的英国土地所有权仍然不很明晰，这块地虽然圈起来了，但是名义上还是领主的，但是领主的意义不大了。因为，领主的资金很有限了，所以影响也很有限了。实际上，跟富裕农民自己的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英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它是一个渐进性的，它不是简单的甲取代已，但是有一个外壳，不一定挤破它，但是内里已经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样，一定程度土地的主人就成个人的，他就是这样一点点明晰起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力过程，而是在这一个过程建立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按照一套新的规则运作，这一过程越来越成熟。成熟的过程也是土地产权不断明晰的过程，也是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正因为有这样的一场革命，所以以后才有农业革命，为什么能产生农业革命，因为农民有了大片的土地，而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有了保证，所以，他在肯投入去改良，改良土壤，改良畜牧，改良工具。而小农不会做这引起事情，我们今天农民承包几亩地，中央再喊让他们改良农业技术，他们也不会改。他们为什么投入这些成本去改革？他们只能有了一定规模后，才能这样做。他这样做的前提，一定还有产权的保障。这种土地，今年是我种，两年之后是别人种，也没有必要去投入。 所以，有这样的基础，这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产权的变革，然后，我们才能理解，他的农业革命，才能理解他以后的工业革命。 那么复杂的过程，怎么能是一个简单的土地问题，海外殖民问题，煤矿问题回答了的呢？我觉得，他们忽视了几百年的人文、社会的综合发展，而完全归结于一个矿产资源、一个技术问题，这是一个很肤浅的理论。
实际上，历史比他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它是一点点的演变过来的，英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历史。 说到这里，不知道我这个题目是否能够回答刚才的问题？现代的生产是谁来启动的，是由那个群体来做的。然后，整个社会都卷入这一个漩涡，都是一个经济的漩涡，谁都不能逃避的漩涡，无论是农奴，还是领主，无论什么人都要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所以，他产生了一次大洗牌。但是英国的洗牌很值得关注，就是它不是暴风雨的，不是把你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他是一点点地变化起来的，而这样的变化是退不回来的，因为这样的变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是人们观念的变化，也是人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倒不回来的，也很难倒回来。所以在欧洲来说，英国步伐最稳健，它最新的发明，以后新的思想，成为一个策源地，都不是偶然的。后来，西欧就形成了英国在西欧的地位。说到这里，我们就想，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是有一点，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农民问题，现代化的结果不是拿农民当祭品，而是让这个群体有一个充分地变化，而让他们吃补助，输血，而是让他们造血。这是中国一个最根本的道路，虽然离我们很远，但是仍对我们有所启示。这个群体不是说牺牲他们就实现现代化了，恰好相反，只有他们启动了，现代化才能迈出真正扎实的一步。他们不但是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巨大的消费者，只有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能发生真正的，不可逆转的彻底地变化。 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候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讲解，我想，大家听过候老师的报告，肯定会有所体会，什么是大家风范，深入浅出。（掌声）为什么呢？候老师今天谈到的是很大的问题，就是现代化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什么地方生发出来的。从历史专业上来看，英国这段历史大家实际上应该熟悉出来的。然而，我想，今天晚上，候老师的讲演肯定使大家感觉别开生面，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候老师非常生动形象把非常深奥的道理，通过图式，通过比喻，通过非常浅显的方式讲了出来。比如说，英国的自耕农问题，怎么样一步步从份地起家，合并邻居的土地，然后再怎么样从领主购得更多地权利，再怎么样跟领主竞争，最后最终把领主挤出去。这个过程是非常生动形象的，我想，大家即使不作笔记，也肯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我觉得，在候老师最后讲的，还有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做了评论。
的确如此，我们现在三农问题很严重，想想英国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但是我想，我要唯一要补充的一点。这种模式还隐含着我们今天不太为人注意的方面，这一过程不是自耕农富裕起来，把周围人都挤光了，你要让领主活不下去，他马上跟你拼死搏斗。这样，我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这样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今天社会矛盾应该怎么解决，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这里面有许多应该是值得认真回味的。我们最后再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候老师。（掌声） 问题一，为什么当时领主不向富裕佃农学习呢？ 主讲人：每一个群体应该有他的风格和特性，贵族群体不是实业的，西欧贵族保持的是一个尚武传统，就是从军是一个很高尚的事情。但是做实业就不行了。第二，贵族是一种身份，这些人是不能做实业的。而富裕农民是从做小买卖，做生产起来的，所以，他们做的事情，贵族想模仿很难。有没有模仿成功的吗？有，但是成功的人少。因为，只要是新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来后，他是游戏规则的对立面，他一定要被边缘化，实际上领主不是被消灭的，是被边缘化的。拿英国来讲，今天还是有贵族，但是它只是把你养起来了，你不真正起作用了，而不能起一定社会承担作用，你只是有名誉。 主持人：我补充一点，现在英国还有真正的贵族，但这真正的贵族实际上都已经象熊猫一样稀缺。同时，贵族很难把架子放下来去从事实业工作。 主讲人：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英国国家的这种智慧，它就象陈老师刚才说的那样，它的反弹就少。他不是象法国那样，你们看狄更斯写的《双城记》，法国就把贵族搞得很苦，但是贵族反判起来很厉害，仇杀起来很厉害，血腥很厉害。 整理人：宋涛